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Benjamin Norm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牛毓琳（中）出生于台湾(专题)，她于近日成为了纽约(专题)州议会第一位代表曼哈顿下城和唐人街的亚裔美国人。
12月的一个星期天，曼哈顿唐人街一家K歌房楼上，一间挤满了跳舞大妈的工作室楼下，大约20个人聚集在一个房间里谈论美国总统选举。他们大多是20来岁的华裔(专题)美国人，移民(专题)的第一代子女。其中有些人是深度参与到政治与行动中的；有些人则从未参加过类似的活动。他们都是左倾的民主党选民。虽然此时距离新总统把炮火瞄准穆斯林移民、美国联邦法官、诺德斯特龙百货公司(Nordstrom)等还有数周的时间，但唐纳德·特朗普(专题)(Donald Trump)出人意料的当选已经让他们惴惴不安了。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制定一项行动计划，让大家做好与新政治秩序对抗的准备，这是一个他们强烈反对的秩序。对在场的许多人而言，那意味着要去影响自己的父母和至爱亲朋，他们要么对政治漠不关心，要么是唐纳德·特朗普的选民。作为一名旁观者在场的我，想弄清的是特朗普的获胜对唐人街的家庭关系和政治行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房间的前方站着四名女性，马克笔和讲演板都已准备妥当。大家先是做了自我介绍，分享了各自最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把力量集中在什么地方？”“有哪些人可以动员？”），四人轮流带领大家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练习。其中一个针对的是围绕选举的情感应对：当你得知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时，你正在什么地方？这场选举给你个人带来什么影响？在另一个练习中，大家分享了如何进行有关政治的艰难对话并从中恢复过来的技巧。给出的建议包括：把负面的陈述夹在正面陈述之间；提出问题；发现契合点；给出别的思路。在我们交谈过程中，楼上的广场舞培训班传来震耳欲聋的华语流行歌。
Courtesy of Eveline Chao
2012年，在唐人街孔子大厦张贴的投票标识。
Courtesy of Victor Wang
来自长岛的维克多·王（左一）从事投票倡导已有多年，是“台美精英协会”组织的董事，参与促进选民登记的活动。图为2016年9月他在波士顿(专题)参加“台美精英协会”的活动。
“真正去倾听是很重要的，”26岁的组织者之一米歇尔·李(Michele Ly)说。在场许多人的父母投给了特朗普，她就是其中的一个。“我认为作为移民的子女，我们对父母往往是只说不听的，因为我们常常要在外面帮他们办事，处理问题。但是这一次我还真是想去理解我爸为什么投给特朗普。”
在近几次总统选举中，亚裔美国人越来越多地将票投给民主党候选人。但是这种趋势是否延续到了2016年，民调数据是存在分歧的。由一个美国重要媒体联合会赞助的国家选举报道团(National Election Pool)出口民调显示，65%的亚裔投给了克林顿，29%投给特朗普（基于近1000名受访亚裔）——相比2012年出现了11个百分点的转移，当时73%的受访人投给了奥巴马，26%投给罗姆尼。但是亚美法律援助处(Asian American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 Fund)针对近1.4万名亚裔美国人进行的另一项出口民调发现，79%投给了克林顿，17%投给特朗普。坊间没有公布华裔和其他特定族群的民调数据。
在曼哈顿，座落于这个自由主义占绝对优势的城市中的一个偏进步派的行政区，只有9.8%的选民投给特朗普。然而在唐人街的一些区域，对特朗普的支持是要略高一些。据市政府的数据，2014年在大约38800名已到投票年龄的唐人街居民中有25400人是华裔。据纽约市选举局(New York City Board of Elections)的数据，总共有14%的唐人街选民投给了特朗普，而投给克林顿的有83%。唐人街一个名为孔子大厦(Confucius Plaza)的公屋住宅区所在的选区有大量老年华裔居民，其中22.75%的选民投给了共和党。还有一个选区有30%的选民选择了特朗普。
与此同时，唐人街的投票率始终偏低。整个区域总共只收到10272张选票，根据2014年的选民人口数据，投票率为26%，相比之下全国平均投票率为54.4%。许多亚裔还认为，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美国政治候选人忽视的。在亚裔美国人决策(Asian American Decisions)和AAPI公民参与基金(AAPI Civic Engagement Fund)发起的一项亚裔美国人选举前夕民调中，57%的亚裔美国选民说没有政治竞选团队或组织就投票事宜与他们接触过。
然而，作为美国发展最快的族群，亚裔移民的子女似乎对社区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影响力。据对亚太裔进行政策研究的AAPI数据(AAPI Data)的数据，千禧一代和美国出生的亚裔美国人比老一辈更倾向于支持一些进步主张，比如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黑人平权以及向大学提供更多联邦补助。此外，在亚裔美国人中，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具体党派的无党派人士比例相对较高，据皮尤研究(Pew Research)2014年的统计，这个占比为46%，而在2016年选举前夕民调中为26%。
因此，我在唐人街看到的这些年轻人之间的谈话，实际上将塑造亚裔选民的未来。他们的家庭代表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和背景——香港(专题)、台湾、大陆——家庭政治同样是十分混杂的。在讨论中，有的人希望让支持特朗普的父母改变立场。有的人希望能激发不关心政治的亲戚、朋友和邻居的行动热情。有的人则只是希望自己身边的人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支持某个特定的议题，比如“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但是无论他们的目标为何，那天在房间里的所有人都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选择特朗普。
这种会议的形式是由菲律宾裔美国艺术教育工作者、活动人士贾娜·琳·乌米皮格(Jana Lynne Umipig)开创的，她称之为“我不害怕课程”。与会者要分成若干小组，根据一系列打印好的讨论提示进行角色扮演，比如和父母或他人交谈以试图改变他们的看法。有些提示是一般性的，比如提示2：“和别人谈一谈他们是怎么获取新闻、事实、信息的。”提示4：“和一个看上去[（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谈谈。”提示7：“和支持特朗普的老朋友谈话。”
还有一些提示具体针对了亚裔移民社区，比如提示6：“和一个不明白为什么有色人种对未来格外担忧的白人朋友谈话。”或提示5：“和认为亚裔是模范少数族裔、亚裔应该去实现美国梦的父母/长辈谈话。”这里针对的是一种观念：亚裔美国人比其他族群（包括白人）更成功，因为他们更勤奋。许多美国人（其中有亚裔也有非亚裔）相信的确如此，但批评者称之为“模范少数族裔迷思”。他们指出这种刻板印象掩盖了其他的问题。比如亚裔美国人也许比多数群体的收入高、受教育程度高，但他们集中在最昂贵的城市，支撑着比别的族群更大的家庭。因此很多亚裔移民家庭是在勉力支撑的。
我加入了邻近的一个三人小组。戴着一顶棒球帽的张苏宇今年25岁，出生在中国，十10岁时移居美国，他选了提示3：给一个民选代表打电话。“我喜欢这个提示，因为它给人一些简单的、可做的事情，”他说。“我认为它的一个好处是让人有一个电话稿子可依，”一个今年26岁、自称叫麦洛迪·L(Melody L.)的人说。她还说自己在上高中的时候到纽约市长办公室做过志愿者，接听中文的电话，还说他们会记录每一个打进来的电话。“我不知道那些电子邮件或信件是怎样处理的，”她说。“根据我的了解，打电话是最有效的。就好像这是一种真的实体的负担，导致他们不得不去处理。”
来自长岛的维克多·王(Victor Wang)27岁，家人来自台湾，他说他经常遇到一些人会说，他们对问题的了解不足以让他们去投票。“我会对这类人说，想想那些去投票的都是什么人。很多人就是冲着一个议题去投票的，每一次他们都会去，为了他们的那一个问题，无论是控枪、堕胎还是什么。你觉得他们比你了解得更多吗？”
维克多后来跟我说，他从事投票倡导已有多年，是一个叫“台美精英协会”(Taiwa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s)的组织的董事，参与了促进选民登记的活动，去年还去了牛毓琳(Yuh-Line Niou)的竞选团队作义工，牛毓琳近日已成为纽约州议会(New York’s State Assembly)第一位代表曼哈顿下城和唐人街的亚裔美国人。“我什么借口都听过，”在被问到为什么当地这么多居民不投票时，他说。“你会听到这样的回应：为什么我要把这当回事，政府没效率，并不影响我。”他接着说：“这绝对不符事实。民主的了不起在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任何人都可以改变法律。是，的确会需要等一段时间，但是改变是可能的，而且比人们想的要容易。”
在我们小组里，麦洛迪提到她父母在1970、80年代经常参加唐人街的抗议活动。当时有不少非常重大的抗议，包括1975年的一次反抗警察暴力的活动，1982年则是数万名服装厂工人罢工，其中大多是华裔移民女性。维克多对此肃然起敬。“介不介意我问一句——你的父母是移民吗？因为我以为多数移民是不太关心政治的，”他说。“以前的唐人街在行动上比现在积极的多，”麦洛迪答道。在她看来，世道已经变了，她认为这肯定跟“模范少数族裔迷思”有关。“不幸的是，”她后来在电话里对我说，“这会让人觉得，如果有些人没有成功，那么他们肯定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
麦洛迪的父母来自香港和广东，是通过学生签证进入美国的。他们在唐人街住过，后来搬到了郊区；他们的许多朋友也是这样。麦洛迪感觉，从城市搬到郊区会让人疏远政治。几十年前，她父母那一代人在唐人街有一种强烈的奋斗感，但而今他们觉得“更融入美国生活了”，她解释道。“然而从我的角度看，即使你觉得安稳了，去了郊区，有了一些经济保障，种族主义和歧视观念仍然在影响你和你的家人，”她接着说。
但是另一方面，麦洛迪也提到，随着她的父母退休，有了更多时间去关注新闻时事，他们会再次产生政治热情。“我和家人的政治讨论多起来了，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在香港出现了支持独立的探讨，”她注意到。“我们在这方面谈得很多，我认为这是为什么他们突然对政治又感兴趣了。”
在我们的群组讨论中，让少数族裔免于歧视或其他高度敏感的问题出现过一次。维克多的回应是，“我总是在问别人，‘你觉得如果中国和美国开战了，会怎样？大家都表示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上周就几乎要成真了！’”他显然是有夸大的成分，然而在会议前一周，唐纳德·特朗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专题)通电话一事激怒了中国领导人，令全世界的外交政策制定者都十分警惕。会后不到两周，特朗普再一次用“来一场军备竞赛吧”这样的论调上了报纸头条。
那天晚些时候，我和组织者之一米歇尔·李聊的时候得知，这些事件对她有这个格外大的影响：在特朗普获胜前，她是在考虑参军的。“但现在我绝对不会参军了，”她说。“可能有点理想主义，但是我不认为可以出于肮脏的目的去使用军队。”根据对相识的人的观察，米歇尔感到，特朗普和蔡英文的通话“导致人们分为两派，一方很兴奋，认为这将有助于让台湾作为一个国家得到更多的认识，而我们这样的人就会说：这是有毒的泉水。喝下这个，意味着你还要接受其他（特朗普竞选的）种族和性别歧视。”
特朗普在竞选中的种族主义言论让米歇尔很难接受父亲的观点。他是1970年代西贡陷落后逃到美国的华裔越南移民，在唐人街做过从送货员到鱼贩子的各种工作，最后成了有工会组织的清洁和维修工。他还利用闲余时间开了一家模型玩具店。从特朗普参选第一天起，他就是支持者。米歇尔回忆称，“我记得跟他对着吼，说你怎么会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你是一个移民，你就是他们要造起墙来防着的人。”
她提到父亲是属于一个工会的，有段时间还参加过奥巴马医保，他常说自己刚到美国的时候在薪水上是被亏待的。然而他反对提高最低工资以及其他许多民主党事业。“我们之间一个很大的区别是，我认为上过大学或在体制内工作过的人会更容易理解医保制度，或政府组织，或政府拨款是如何运作的，”目前在临床医疗研究领域工作的米歇尔说。“但我觉得像我父母这样的移民，或者老一代的亚裔美国人，就比较难让他们把自己当做一个体制的一部分。比如我认为我爸不理解最低工资规定是怎么发挥作用的，不知道这其中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微妙关系。你无法想象自己身在这些制度中，因此你就想干脆把制度去掉。”
回到那天的房间里，组织者宣布休息十分钟。我的组还在聊，第五个人、23岁的王天（音）拉了把椅子加入进来。王天的父母来自辽宁，1990年代来到美国，当时他父亲得到了在纽约大学的一份研究员工作，现在已经是教授。他的父母投给了克林顿，但除此之外，他并不觉得他们有在积极参与政治。王天先是听了一会，然后开始发言，“我认为对我父母来说，来到美国就是大结局了。一旦来到这里，他们就觉得：完事了。他们已经受够了政治；他们可是从文化大革命里逃生出来的。”
他是笑着说出这些的，期间苏宇点了点头。后来通电话时，苏宇说他父母觉得能撑过文革(专题)就已经如释重负了。他们是来自河南的科学家，在日本读过书，2001年来到美国。苏宇的童年主要在日本度过，而后是康涅狄格州。“我的确感到我父母有很强烈的政治观点，”他说。“只不过中国大陆政治的严酷已经让他们疲惫不堪了。”
苏宇觉得，在美国要动员亚裔，其中一个办法是向他们解释像民权运动及类似事件是如何使亚裔和非裔共同收益的。“《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取消了对西欧以外国家的移民限额，而那是由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和美国进步派领导的民权运动的核心理想之一，”他解释道。
我的小组还讨论了引发越来越多争议的积极平权政策，这种政策的目的是，确保一直以来处于不利地位的少数族裔在学校和工作场所有充分呈现。对积极平权的反对，已经成为许多投票给共和党的亚裔美国人的首要关注点，因为他们认为该政策导致他们的机会被资质较低的其他少数族裔成员抢去。苏宇解释说，有一种概念叫做“消极行动”(negative action)，正如一项研究指出的，在其影响下，亚裔在大学录取中受到了歧视，因为他们被要求达到比白人申请者更高的标准。这和积极平权政策截然不同，后者对低收入的亚裔和其他族裔实际上是有益的。苏宇说亚裔等族裔的父母需要知道两者的区别。“消极行动”是一种“在不伤害他人感情的情况下和他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方式”，他说。“就是说，是的，你是对的，积极平权政策对你有影响，但并非是你想象的那种影响。”
休息过后，组织者要求各组向大家分享自己讨论的内容。麦洛迪重申了致电民选官员表达个人关切的重要性。“告诉他们没什么可害怕的——电话那头就是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她说。
苏宇介绍了网上的一些相关资料，还用普通话、广东话和英语解释了积极平权政策。众人不时发出赞叹声。
我们在房间里四处走动，相互分享着各自的打算。一位年纪快到30的艺术家提到了向其他少数族裔表示支持的必要性，比如参加“黑人命也是命”的抗议活动。还有一个来自日落公园（布鲁克林的一处唐人街）的女孩——她的妈妈是制衣工人——说她想找一些人帮她在那里开展工作。
在会议的最后，组织者问有没有人想参与下一次会议的组织工作。一些人犹豫着举起了手。有的人说，“也许吧？”四位组织者中有三位是政治组织工作的新手，但仍在前次会议中自告奋勇带头今天的会议，包括米歇尔。这一次主动上前的人更多了，即将走向一片未知的领域让他们感到紧张，但是，一种紧迫感，一种对唐纳德·特朗普誓要以总统身份彻底重塑的政治风貌做出改变的意愿，让他们斗志昂扬。
在我们的通话中，麦洛迪表达了乐观，尽管过程很缓慢，她身边的人渐渐开始认识到她所关切的东西。“我不在乎我的长辈认为我就是一个发了疯的自由派嬉皮士，整天拿这些东西去烦他们，”她说。“但是我阿姨最近对我说了一些很温暖的话。她大概就说，老一辈华裔经历太多动荡了，到头来我们是不希望再折腾的。但这对你们不公平。因为年轻人受到的影响更大，会失去更多的东西。”
Eveline Chao（赵懿）是自由撰稿人，著有《牛逼：学校不会教你的真正中文》(NIUBI!: The Real Chinese You Were Never Taught in School)。2006年至2011年生活在北京。现居纽约，业余时间在曼哈顿唐人街从事口述史的采集。
翻译：艾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