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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移民加国的前一年，我的年薪是六位数，再次拿到这个数字是5年以后的事了。

2004年，5月的宁波，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天早早的亮了，吴师傅找好的金杯面包车就停在楼下。

朋友们都来了，大家帮我把行李搬上车，有六个纸盒子，里面有一家三口的衣物，被褥，碗筷，高压锅，案板，菜刀，以及成堆的牙膏。

握手道别，我们谁也不知道，下次的见面会是在整整4年以后，我们也从三口之家变成了四口之家。

金杯面包载着我们一家三口行驶在通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路上，跟我们一起去的是吴师傅。

我有很多朋友，吴师傅是在我身上花费最多但从我这里得到最少的一个。

移民的路是漫长的，从递交申请之日起到最后的成行，经历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吴师傅也替我们守了四年的秘密，我也从国营企业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兵变成了一个跨国公司的经理–只管生意不管人的经理。

人生的道路充满了冒险，事先不曾觉察到的冒险是最大的冒险，我的自然也不例外。

辞去工作，踏上加拿大这块土地时，我没有意识到移民的路其实是条单行线。

他们说，移民就是重新洗牌，把你就要到手的好牌洗成十三不靠。

到一个完全陌生，连语言都不通的国度，心里打鼓吗?是的。

但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可能会像所有爱情小说里描写的那样，”我依然选择你”。

因为这其实是个有些无奈的选择。

我是学工科的，和大部分我的同学，同事一样，我认为做学问是很没出息的，我曾经的理想是当官，那种有人请吃，请喝，能光宗耀祖，孩子犯了法可以用我的乌纱帽罩着的那种有点实权的官。

我的同事说我有反骨，这个我承认，我从来没有真正安分过。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内心深处，我很希望和我的领导同流合污。

我的领导也许没能看透我的心思，也许他们没能理解，总之我的理想没能变成现实;我没有说过领导不爱听的话，也没说过他们喜欢听得话。

我的领导说，干部要学会叫，做的事情要叫出来，照现在的说法是会炒作，这个我理解;

他们还说官场上混，你要比猴子还精，这个有点难为我，比猴子精的那还能叫人吗?

我的很多朋友经商发财了，我知道这个我也做不了，商场和官场是相通的，官场都混不好商场能行吗?

我出国的动机不纯，并不是真的热爱加拿大，我要是当初能升官或是发个财什么的，我不会选择移民。

这不，在温哥华机场过关就遇到了一个小插曲。

除了加航的饭难吃，空姐太老之外，一路旅行还算顺利，经过12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安全降落在温哥华国际机场。

跟着机场的指示牌，去海关报道，新移民还真的不少，长长的队。

检查完所有的文件，被告知我们在国内精心排的照片不合规范，头太小了。

还好，被带到一个小屋里，披上毛毯，重新照了一张，被用在后来的枫叶卡上，其实照的水平并不好，怎么看上去都像是三个被通缉的逃犯。

同机的那对上海小夫妻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根本没有带照片，移民局接待的小姐好像说他们不该这样，我觉得左右是不合格，带不带有什么关系。

不知道是谁的态度不好，交谈的声音逐渐大起来，后来就变成了种族歧视，要投诉什么的。

种族歧视是个杀手锏，争吵马上平息了，接着是道歉。

我那时真的是羡慕，登陆的第一天就能操着英语和加拿大人吵架，还能让他们道歉，从心底里佩服。

取行李，转机，直奔我们的目的地多伦多–朋友等在那里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