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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在河南老家，最爱过的就是春节，不用上学，有吃有喝，有新衣服穿，走亲戚还能挣到压岁钱。

由于地域的关系，即便在中国，春节的过法也是不同的。

老家的小山村，杀猪宰羊预示着春节的临近，猪的膀胱被吹得老大–孩子们拿它当气球玩。

年夜饭是饺子，做好了饺子要先端一碗给长辈。

我们家的饺子不知道好不好吃，反正我是不太喜欢–肉太少，基本都是萝卜。

我喜欢到爷爷、奶奶家里去，他们那儿有别人家送来的饺子，我最爱吃的是羊肉饺子。

大年三十还有一个工作，就是贴对联，到处都贴，屋里屋外的墙上、门上、灶上、水缸、瓦罐、树上、车子上、牛的犄角上，反正能想到的地方都要贴。

我至今还记得那些对联，最有名的自然是那一幅”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了，还有就是”一冬无雪天藏玉，三春有雨地生金”–庄稼人一年的收成靠天。

我们家的屋里通常是”满屋清香”，屋外是”满院春光”，门上是秦琼和尉迟恭的画像，当然毛主席和华主席的像也贴过，灶上是”二十三日去，初一五更回”–灶王爷腊月二十三升天向玉帝汇报工作，初一回来，水缸、瓦罐上通常是吉祥符，或是一个福字，树上是”树木参天”，车上是”一日千里”，牛的犄角上不好弄，我通常是贴上”身体健康”。

还有爷爷奶奶会给他们供奉的关公也贴上对联，遗憾的是我已经忘了都写了些啥–迷信的东西孩子们是反对的。

除夕守夜到凌晨是大人们的事，我总是熬着熬着就睡着了。

大年初一早上的第一件事是在院子里烧柏树枝–香气满院，然后是放鞭炮。

吃完早饭，我们通常是走街串户，欣赏各家的对联，看谁家的字写得好，我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开始学写毛笔字，春节时写上一幅对联可以秀一秀的。

新过门的媳妇会在初一上午去给夫家的长辈磕头，领取红包。

等我后来上班去了宁波，发现那里的春节和老家迥然不同，没有饺子，没有对联，吃的是酒酿圆子，喝的是温过的黄酒–关羽温酒斩华雄应该有虚构的成分，虎牢关在河南，我们老家的酒不是热了喝的。

大江南北过春节相似的一点好像就是春节联欢会。

自从张明敏出席了1984年的春节联欢会，春节联欢会便被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说成是全国人民节日的一道大餐–20世纪吃不饱饭的时候的确是的，只是后来一年年办下来，缺少了新意，每年都是那几张老面孔，让人渐渐心灰意冷–红烧肉是好，年年吃也腻味。

导演说是观众太挑剔，众口难调，所以演员们便不再迎合观众，春节联欢会成了大腕儿们的大餐，全国人民沦为真正的看客–不满意没关系，赞助商总还是有的–年年出标王，十几亿观众保不准还真有人会喜欢，至少海外的华人和戍边的战士就是。

还记得那时候，主持人在节目播放的过程中往往会念一些本台刚刚收到的海外华人、华侨发来的贺电，恭祝全国人民春节合家欢乐，新年大吉。

我小时候就很羡慕海外那些华人，很想知道他们到底长得啥样，是不是真的如电影上看到的戴金丝镜，留小胡子，穿花衬衫，拄文明棍。

直到有一天我自己也成了海外华人，我才发现，我原来也很羡慕那些围着火炉，守在电视机前面的中国乡下的孩子。

小镇上的华人不多，但我们还是决定给孩子留一些童年的记忆–我们要过传统的中国春节。

准备东西，去埃德蒙顿给女儿和儿子买了唐装，他们很喜欢，儿子穿上唐装、戴上帽子看着像个小地主，只是那个衣服质量太差了–穿了一次裤裆的线就开了。

写对联的红纸也买了，毛笔和墨水我家里原本就有，总共六家人加上我们是七家，我给每家准备了一副对联和一个福字。

还有一些装饰品，拉起彩条，贴上对联，家里看上去还真有过年的样子。

每家带一个菜过来，我们一起和面包饺子。

新年祝福的话说了千百遍，我们主要的节目还是吃，晚饭很丰盛，吃的东西应有尽有。

孩子们很兴奋，六个孩子在屋里跑来跑去的，有人自告奋勇当摄影师给他们拍照 。

给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现场打电话就免了，国内已经大年初一了，再说了电话号码也不知道，我们决定晚会自己办。

卡拉OK机我们有，全是国内的歌曲，有上千首;音响也不错，开到最大，估计邻居晚上别想睡觉了;没有大屏幕，我们有52寸的LCD;

歌星我们是有的，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江湖人称小宋祖英–国内电视台的常客;

笑星我们也有–正宗的、彪呼呼的东北人，插科打诨的功夫决不亚于小沈阳;

魔术师也有，就是我女儿–用个纸箱子跟弟弟一起表演大变活人;

还有书法家，就是我–全镇毛笔字写得最棒的。

那一天我们守夜一直到凌晨。

我们把中国的传统带到了加拿大，也传递给了孩子们，希望他们长大了能记得中国一年一度的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