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每年春天，我们都纪念张国荣，纪念海子，纪念王小波。这当然很俗气，但是和我们更俗气的生活相比，这三位已经有一点脱俗了，这么多年过去，他们的形象，仍然远高于我们的生活。
王小波1997年4月11日去世，到明天正好20周年。那一年我看到一本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烂书在攻击王小波，就找王小波的书来看，这不但让我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摆脱了那些思绪的纠缠，也是我真正摆脱教科书，走向独立阅读的开始。
如果不死的话，王小波到今年也不过65岁。他在1990年就能自己写打字程序，使用电脑来写作，在今天，65岁的他，一定能玩转新媒体。他会开一个公号，或者和李银河老师合开一个。他的粉丝可能会超过很多现在正火着的名人们。
我想说的是，他一定能靠写文章挣到很多钱。他的文章值钱，在他去世后，他的书不断再版。1992年，他在香港(专题)出版了几本书，《黄金时代》也在台湾(专题)出版，这给他很大信心，这一年9月，他正式辞去教职，做自由撰稿人。
1992年是个什么年份?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中国重新启动市场化改革进程。但是，对一个自由撰稿人来说，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1992年，王小波写东西很顺，他已经进入了自己创作的高峰，这从当年的《黄金时代》就能看出来，但是，当时要靠写文章养活自己，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要到1994年，作为市场化媒体代表的都市报才开始陆续诞生;要到1995年，《三联生活周刊》才会复刊，朱伟接手这个杂志，开始请王小波写专栏。
一个作家，如果要真正独立、自由地写作，就必须在经济上获得某种独立。王小波去世后，李银河写了一篇《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悼小波》，但是，一个“自由思想者”意味着什么呢?最重要的，也许就是有一些钱。作家不需要多富有，但是，更重要的是，自由与生存，对他来说，不能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
对作家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一个人仅仅依靠写作和稿费就能养活自己，这是最体面的生活。王小波要做一个思想上的个体户，他比时代领先了三五年，那些能够发稿费的媒体，还在酝酿之中。1992到1995年，是王小波创作欲最旺盛的时期(对此，朱伟有过很好的论述)，但是，也许是他在经济上最艰难的时期。
他的文章以复印本的形式流传，这能满足他渴望认同的心理，但是却不会带来一毛钱的收入。作为一个读者，我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如果他不需要写那么多，没有那么劳累，也许就不会那么早去世了。他本来可以慢慢写，不用那么着急，这不但能让他活得更久，也能写得更好。
中国媒体的市场经济(当然，只是半市场或混合体制)在他去世后开始繁荣起来，出版业也开始活跃，除了稿费，出版社开始付给作者版税。到了2000年以后，一个作家，如果书足够畅销，甚至可以真正步入富人的行列。作为一个群体，写作者的经济处境在市场经济下大为改观。
作为中国作家中最早的电脑爱好者和使用者，王小波没有等到他最好的时代。
在他去世20年后，中国迎来了自媒体时代，一个人可以靠东拼西凑“做号”，就能月入几万。互联网时代的写作，不但来钱更快，也给写作者带来一种新的自由。它真正让“自由思想、独立写作”成为了可能，可以说，王小波当年的理想，最终因为技术进步而部分实现了。
当然，如果王小波能活到现在，也会遇到一些新问题，作品畅销带来的财富，可能也会让他困惑。他的形象，某种程度上因为早逝而更加完美了。在今天，甚至王小波提倡的“特立独行”都会成为一个卖点，一种潮流，但真正的“特立独行”仍然不容易做到。王小波活到今天，肯定发财了，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作家之一，但是他又会如何看待这种局面?
我们今天纪念王小波，确实应该注意他作为“写作个体户”的开创意义。而对新时代的写作者来说，则必须做更进一步的思考：到底什么状态才算是真正的“自由思想”和“独立写作”?摆脱了传统体制的写作者，在金钱的诱惑和受众的追捧面前，如何做到真正的独立?
文/张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