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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在大学教育中应该处于一个什么角色，能起到什么作用，又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都涉及到“我们的大学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核心命题上。
2017年3月12日，上海师范大学举行了“教师教育工作坊”第一次活动。主题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通识教育”。
来自上海各大高校20多位通识教育专家，就通识教育中的经验与困惑，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表达了各自的看法。
目前大学的课程内容与现实认知有所脱节
陈恒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过去二十年是中国大学急剧扩张的时代，这个扩张主要体现在招生人数的膨胀和对科研的过度重视，但忽略了教学，而教学恰恰是教育的根本所在。历史发展到今天，无论现实、社会、国家都需要重视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我们所谓的通识教育内涵究竟包括什么，我觉得至少包涵人文知识板块、社会科学知识板块、自然科学知识板块等，它们之间的比例如何设置？每一门课程的内容如何构成？只是简单的知识传授吗？另外，我们现在中国大学的课程体系与知识体系，和我们实际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所形成的整个知识谱系与框架有一定差距，换言之，有的课程内容与我们对现实的真实认知有所脱节。
我们的教育不是让每一个人成为学问家、理论家，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健全的人，要有社会责任感、健全的人格，要有美德。
关于联合课程。其实这个概念还是受毛尖教授那门“爱情小说课”的影响，这个课程很有吸引力，学生趋之若鹜，效果也非常好。一个学校教学再好，但也并不是其所有课程都能代表最高水准，实际上哪座大学都不具备这个能力。
就上海而言，我们除了发挥每座学校自身的特长外，还可以建立校级之间的课程体系，设置一些国际性课程，这些课程可以代表上海乃至中国的水准，这类课可以由各个学校的教授组成一个团队，联合授课，因此富有时代性、关怀性、知识性的选题非常重要，比如从“重识中国与世界”这个角度切入，分别从中国看世界、世界看中国两个维度进行全方位解读历史的中国、当下的中国、未来的中国，显得尤为重要，这类课程一定会受到学生欢迎，也会走向社会。
通识教育的供给侧出了什么问题
丁耘 复旦大学教授
现在最大问题是好课太少，好课变成稀缺资源。毛尖老师上“爱情”课，教室坐得满满的，有很多学生不是正式选课的，甚至还有老师旁听，也有许多毕业多年的学生开车来听，由此可见对这种好课需求量很大，但当前我们通识教育供给侧出了一些问题，好课不够“水课”凑，学生也知道什么是“水课”，却没有好办法来改变这种现状，这也是问题所在。
现在的学生们觉得西方书更好读，反而古书读不进去，现在孩子学习条件很好，但是读这些古书觉得比较陌生，这又是一个问题，在贯通中西、古今、人文与社会科学之间怎么调配，显然需要通盘的考虑。
好的教育要回归本科生
雷启立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这些年为什么特别重视通识教育。有三个原因显而易见：
一，从教学教务管理角度来看，确实很深切地感受到大学里教的那些应用型的东西，教的时候就已经过时了。
二，教授不教书。现在不少大学，千人计划、长江学者搞了很多，但都在搞课题发文章，不教书的，特别是大牌教授不教书，让很多青年老师承担基本的教学任务，好学生没有得到优质师资的培养，问题很大。
三，现在很多好的导师和研究所招不到好学生。不少好的教授，因为脱离本科教学，招不到好学生，回过头来才想到本科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好的教育要从本科生开始。
独白与各说各话
吴新文 复旦大学副教授
目前很多大学都在搞通识教育，开出了一些新课，做出了不少有益的尝试。但总体而言，形势不容乐观。绝大多数通识教育模式，还停留在平面的、单向度的和机械的通识教育阶段。
平面的，指通识教育方案主要局限于导论类和原典类课程，它们以知识类，理论类课程为主，学生通过这些课程，得到了很多知识和信息，但缺乏与实践的衔接和贯通，对培养学生的见识和境界，帮助不大。
单向度的，指通识教育仍然是以填鸭式教学为主，对学生情况了解不够。一些大学实行大班教学和小班讨论，但是相当多的讨论课流于形式。上课老师、助教与学生之间缺乏有效交流。于是大班教学成为上课教师的“独白”，小班讨论成为学生的“各说各话”，难以产生交集。
机械的，指通识教育的课程模块之间的关系是机械的，对学生每个模块修读学分的要求也是机械的。各个模块条块分割，机械相加，不能给学生提供通识教肓所应达到的大视野；每个模块限制学生修读学分，搞一刀切，又只能让学生浮于表面，难于深入学习。
教学是个良心活
孙晓忠 上海大学教授
今天我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人的价值观、历史观、世界观，对一个专业学生探索和创造具有重大意义，但主张对人的“共通性”培养，培养什么样的普遍价值，西方和东方应当不一样。
随着互联网和微信时代到来，对大学教育提出了严峻挑战，90后学生的学习方式也与此前不同了，课堂教学方式也同样面临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味迎合学生，搞教学民粹主义，而是需要我们探索新的教学方式，在大学讲台传授真正的高级文化。
教学是个良心活，要调动教师的人心。
通识教育才是学术精华的凝聚
薛义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通识教育肯定不意味着降低学术性，而是对学术精华的凝聚。只有这样，通识教育才能与专业教育两不误。人文类的通识教育，应该与价值建设，与人的德性教育、理想教育挂钩。这种德性和理想不是抽象的，高高在上的，而是渗透在典籍中的，需要在教学过程中细加体会和领悟的。
我们要想清楚两个问题，课程的系统建设与学生的兴趣之间如何有所平衡、古代典籍和现代典籍如何兼顾。
好课还是太少了
罗岗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多年前，中国的大学有过一次“通识教育热”，这个热慢慢过去了，有的大学坚持下来了，有的大学没有坚持下来，有的则尝试了各种形式……最近这一股“通识教育热”，我想和中国高校的新一轮综合体制改革有很大关系。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好课太少，好课变成稀缺资源。
培养“说理型”人才
郝兆宽 复旦大学教授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通识教育？我的想法是，设计什么样的通识教育，就代表了我们想培养什么样的人。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首先要回答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现在比较流行讲创新性人才、复合型人才，但所有这一切的基础是具有理性精神的，并且相信理性的力量的人才。我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说理型”人才。社会也是如此，我们需要一个说理型社会。你如果不讲道理，不讲理性去创新，结果就是拍脑袋式的创新 。
现在的通识教育中，讲善、讲美、讲爱的课比较流行，这些学生容易接受。但是我在想，如果缺少了理性的基础，爱也好，善也好，美也好，都可能是表面的，肤浅的，甚至盲目的。这些都需要一个理性的基础，而这个基础也只有在大学才能提供，也正是大学所擅长的。感性的东西随处可见，学生们耳濡目染，已经太多了。
当然两个方面都应该强调，离开了美德、离开了爱，说理就会成为纯粹的技巧，会成为狡辩。理性也会沦落为工具理性，变成算计。现在情况是两个方面不太平衡，感性的、冲动的东西多一点，理性的、说理的方面稍微弱一点，我们在通识教育中是不是应该更强调这一方面？这是我的一个朴素的想法。
我讲爱情小说课的困惑
毛尖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我们的“爱情文学课程”，最初是商量如何重新设计20世纪文学这门课，聊到后来，就说我们一起开个全校公选课，以“爱情”为引子，既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又把现在危机重重的爱情问题带入课堂。
果然爱情很热门，一百人的选修名额都在第一时间被抢光，旁听学生人数也有差不多一百。但是，一个学期下来，我知道有不少同学是失望的，因为有些人最初是怀揣着学点爱情技巧或者经历浪漫课堂的想法来注册的，但几堂课下来，反而觉得爱情被解构了，也有几个同学私信我，告诉我他们的爱情进阶，让我帮忙判断一下该怎么办，说心里话，我有点烦恼。
朴素地说，我们希图以文学课堂回应学生最肉身的问题，比如，这个学期的期中作业，我们就嫁接了教室内外，让学生读经典作品写自己故事，藉此，他们或许可以通过写作既理解作品也理解自己，也因此能对自己的问题进行有距离的审视。
当然，这一切都还在实践中，但我以为，通识课程的意义也是在不断和学生互相沟通中才能往前推进的。
教师是决定课程成败的关键
查清华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关于开设通识课的必要性，大多持赞同态度，不少高校已经做了有益的探索。尽管在实际运作中存在诸多缺憾，比起通识课的理念缺席，还是利大于弊。现在看来，问题集中在通识课的成效是否符合我们的期待，对此大家显然不太满意。所以，接下来要好好摸索趋利避害的办法。
我也认为，教师是决定课程成败的关键，开设通识课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高水平的师资欠缺。通识课的内容，也是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现在有的通识课开成通俗知识课，与通识课的理念南辕北辙。被强制修读的学生缺乏兴趣，老师的教学热情因之锐减，显然难以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因此我赞同把通识课的内容进行改革，以经典导读代替纯知识体系的串讲。
学生选课的三个动机
张奇峰 复旦大学副教授
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学生会选一门课最重要的三个动机可能是：要么这门课对他有用，比如高等数学、经济学之类的，他觉得学了这门课以后会用得着，或者这门课对他之后的学习、工作有重要意义，对于这类课，学生都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上面，而通识课对大部分同学来说并不具备这种重要性；要么就是学生对这个课本身有兴趣，这种兴趣可能是他之前就具有的，也可能是课程内容有意思，或者老师上课好，讲课有吸引力，语言生动风趣；要么上这门课的老师给学生的成绩好，很容易就能拿到好的学分，学生选课大体倾向是这样的。
教师要深析90后学生阅读感知特点
石力月 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
90后学生与我们以及年长于我们的那几代学生对于书本、阅读以及学问的认知、感受都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伴随着屏幕、浅阅读以及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这些体验一定程度上改变甚至瓦解了过去大学生对于文字的亲近感以及处理复杂知识的兴趣与耐性。加之整个社会系统在20年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读书、就业、当下、未来无不缠绕在一起影响着学生的大学学习状态。
所以想上好一门课必须充分了解现在的学生，这个“了解”不是为了“投其所好”，而是希望能够“对症下药”——尽可能地收集“病历”了解“症状”，才有可能破解学生抗拒复杂知识、抗拒文献、抗拒深入学习的难题。我这几年的教学体会是，面对90后的学生我们老师需要做一些改变，但这些改变不是釜底抽薪，也不是委曲求全，而正是为了坚持与保护那些不能改变的东西才需要做出的一些改变。
什么样的条件可以因人设课
詹丹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通识教育是按照现实原则还是按照理想原则？定位到底是专业性还是非专业性？课程内容是以经典研读为主还是以学科知识导论为主？功能上如何来平衡碎片化和系统化的问题？这些的确都是十分复杂的难题。
课好课坏其实不取决于课程本身，老师才是决定性因素。不管你是经典研读课、还是知识导论课、马哲公共课、专业性很强的课，关键都在老师身上。老师不好这个课就不好，老师好这个课就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抓课程建设的关键，就是抓教师队伍建设，如果好老师真正愿意把自己的心思放在教学上了，那么我们就应该因人设课，有什么样的好老师，我们才设什么样的课，尽管从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来说，这样的思路是很成问题的，但也是最现实的选择了。
如何避免通识课变成水课
郭晓东 复旦大学教授
怎样避免通识课变成水课，这是我们在开展通识教育过程中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通识课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专业和通识关系，也就是说，上通识课是否意味着讲得简单通俗一点就好，不要体现太强的专业性？很多人说，通识课只要大致带着学生读书就好了，能够大体上对经典文本有所了解就好，但这样的话，就使得通识课一点门槛与难度都没有，这样可以说老师会觉得很无趣，学生的收获也不会太大。因此，在通识教育中如何体现一定的专业水准，恐怕是我们教师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联合课程的一个长处是因为讲的跨度比较大，每一个人术业有专攻，每一讲请专家来讲，对学生是帮助的，否则一个人讲总有讲不好的地方。可以让学生接触到各种不同风格的老师，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获得相关的启发，这也是联合课程的长处。
要让学生明晓境遇学会做人
倪文尖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通识教育最重要的，是在研读重要文本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品质，而这可能比简单的知识传授更加重要。说得再朴素一点，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教育还是要尽量让学生变得更“聪明”，也学会真本事。“聪明”的意思，就是能认识自己所处的历史处境和自己的能力所在，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讲德行才更有意义。
我们的教育就是要让学生了解自己所处的境遇，并在这个需要以能力为根基谋生求发展的时代，通过努力学习来提高自身的能力，也增强自信，而且以我的观察，一个人有了真本事，可以靠本事吃饭，他就不那么容易溜须拍马搞关系，或者随波逐流。这一点对所有专业的学生都是相通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品质真正有了提升，也就有了真本事。善于思考善于学习了，他干啥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