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皮皮蝦 于 2017-04-16 01:09:38
莲溪: 是谁夺走了美国人的数学能力?(七)–美国百年数学战争演义
26.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高层次思考(higher-order thinking)
回望一个多世纪的波澜壮阔的美国数学战争、教育改革以及社会各方的冲突对垒，我们见识了才华盖世的诺奖明星学者如弗里德曼，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谋士如Marc Tucker，身经百战的商界精英如沃顿，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如布什父子、克林顿夫妇和奥巴马，演艺界与政坛双栖明星施瓦辛格，影视界大腕如Davis Guggenheim,科技天才如比尔盖茨和乔布斯 — 无论哪一路骁勇之士,在与教师工会这头怪兽过招、试图在教师队伍中引进优胜劣汰机制时，无一不惨败而归。
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人类凭借数理科技和脑科学知识已经能造出阿尔法狗来挑战人类自身的思维极限。然而，当自由思考的意志被削弱、思维被蒙蔽时，人们是无法战胜用一整套荒谬玄虚的理论武装起来并已占据高位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笔者在记录梳理这部美国百年数学战争演义的过程中，不断地受到教育学家们的“critical thinking”和“higher-order thinking”等语汇的刺激，突然灵光乍现，想起了世人皆知的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两部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农庄》和《1984》。用这两部小说中勾勒的模型来诠释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教育和社会的变革，有着相当高的拟合度(goodness-of-fit),或许可以超越大多数的统计计量模型。笔者在此试着借用奥威尔的视角，来对美国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形态作一番“higher-order thinking”的描画，是否可取，请读者君务必三思(“critical thinking”)。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的本名是Eric Blair。或许是上天将奥威尔差遣人间，特意安排给他疾病缠身的躯体和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遍尝底层百姓为谋生而悲苦挣扎的艰辛，直面战火纷飞下残酷的杀戮，亲历比杀戮更残酷的党派倾轧和谎言欺骗，他才能写出《动物农庄》和《1984》这样的惊天之作，随后便像彗星一样倏忽陨落，于46岁时辞别了他所看穿的人世。
《动物农庄》和《1984》分别出版于1944年和1949年。三十年代的西班牙内战、斯大林时期的暴政和二战后冷战的开端触动奥威尔写下了这两部政治寓言小说，然而它们不幸却以惊人的准确性预言了二十世纪地球上超过1/4的直立无毛两足动物所遭受过的无尽苦难。《1984》如今已被译成至少65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3000万册，是美国高中学生的指定读物。以爱读书闻名的美国大众百姓大多对奥威尔和他的这部小说耳熟能详，并常怀对其他集权国家下的百姓的同情之心。然而，有多少人会想到这部书中“无知即力量Ignorance is Strength”、“自由即奴役 Slavery is Freedom”和“战争即和平War is Peace”三条警世之语和美国的当今现实也颇为相关，而且似有被某些人当作兵书之嫌呢？
《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1984》的书中书，其中的第一章“无知即力量Ignorance is Strength”的要点如下：
“大概从新石器时期结束以来，人类世界就存在三个阶层：高层、中层和底层（the High, the Middle, and the Low），无论社会如何动荡和变迁，总是回到这种结构形态。三个阶层的目标不可调和：高层想要留在高位，中层希望取代高层，底层希望废除一切差别，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中层假装为自由和公正而战，征召底层加入自己，一旦目的达到，就将底层扔回原先的奴役地位，自己变身高层。
“社会主义出现在十九世纪初期，但却是一条长长的延伸至古代奴隶造反时期的思想链条上的最后一环，而且深受乌托邦精神的影响。二十世纪流行起来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和寡头政治集体主义 （Oligarchical Collectivism），三者只是名称不同，却具有同样的运行机制，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社会主义的变种。与先前一样，中层只要是在为权力奋斗，就永远在鼓吹自由、公正和博爱，打着平等的旗号鼓动大家革命，但是一旦推翻旧的暴政后他们就立刻建立一个新的暴政。
“与之前不同的是，现在的新贵统治阶层由官僚、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会首领、公关专家、社会学家、教师、新闻记者和职业政治家等人组成。这些新贵的根原本在领薪水的中层，或挣工钱的底层的上端，但在中央集权政府和垄断工业统辖下的世界走到了一起。与早先世代的高层相比，他们不那么贪婪财富，不那么向往奢华，但是他们对纯粹的权力更为饥渴，对于自身所在做的一切更为清醒，更为有意识地辗轧一切的反抗，不仅要控制民众的行动，还会产生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那样的对人的思想进行控制的欲望。这点是当今统治阶层与以往高层的最本质的区别，因为印刷、电影和收音机等新技术使监控和操纵公众意见变得容易，让百姓完全服从国家意愿、在所有问题上见解一致的统治目标现在成为可能。
“新的高层知道怎样护卫自己的地位，不再肆意行事，他们早已认识到寡头政治的最牢靠的基础就是集体主义，联合拥有的财富和特权是最容易被保护的。财富聚集在一个群体的手里，而不是一群个人的手里。从个人看起来，高层的成员什么都不拥有，但高层作为一个集体拥有一切，控制一切，可以任意处置所有的财产。当代的统治阶层不再采用世袭体制，也不问种族出身，统治者不是依血缘关系而是靠坚守共同教条来凝聚在一起，寡头统治的精粹就在于延续一种世界观和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在十六岁时参加考试，以决定是否能进入高层。在这样的统治结构下，人们可以预见的、并且也恰是高层所刻意追求的结果是：经济不平等被永久固化了，高层将能够永久地留在他们的地位上 — 历史的钟摆再一次摆动后，停在了那里。
“只有四种情况下，统治阶层会从权力峰巅跌落：被外力征服；统治无能终致民众反抗；允许一个强势和不满足的中层势力出现；自我丧失信心和统治意愿。对于当前的统治者来说，永久延续集体主义寡头统治的最大威胁在于从高层中分裂出一个新的能力超强却未得重用、对权力饥渴的群体，以及从他们中兴起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教育是解决之道，即必须对领导阶层和他们下端的执行阶层持续不断地进行思维塑造，同时对底层百姓的思维进行反向引导，只要大家没有比较，底层百姓绝不会意识到自己受压迫。对高层和中层的思想塑造有几种方式：Newspeak – 创造新的语汇；Crimestop,即思想漫步至危险的临界边缘时本能地停住，亦即预防性愚钝（protective stupidity），能够像体操运动员自由控制身躯那样熟练控制自我意识；blackwhite是相信黑就是白的能力，而且当政治需要时真诚地愿意指黑为白；doublethink就是同时在脑子里拥有两种矛盾的思想并且同时相信它们，有意说谎的同时又真诚地相信这些谎言，当事实有碍时将之忘掉，当需要事实时，可以立即将之从遗忘中暂时拉回，并尽快将之再次遗忘；要篡改历史，因为‘谁掌控过去，谁就掌控未来’”。
下面我们借着奥威尔的笔墨来临摹一番美利坚版的《动物庄园》和《1984》。
十九世纪镀金时代末期和进步时代初期，在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的大潮下，在自由女神的召唤下，纽约涌入了许多从乡间和从大洋彼岸前来谋生和追梦的人们，这个城市在以惊人的速度创造财富的同时，贫富分化、族群冲突、市容脏乱、文盲和犯罪等问题也日趋显现。1880年，Grace Dodge在纽约创立了“厨房花园”学校，向移民妇女和女工教授厨艺、缝纫、卫生和其它实用知识。1887年，Nicholas Butler (1862–1947)和Dodge将厨房花园学校扩大为纽约教师培训学校，1892年改名为教师学院，1893年与其它一些学院并入哥伦比亚大学。Butler自1901年起担任哥大校长长达45年。在当时，中小学和幼儿教师只是和裁缝、花匠类似的一种职业(vocation),是家庭妇女谋业的一个选择。以培养中小学教师为主的教师学院在大学的各大学院中应该不是那么尊贵，因为其它学院培养的是各学科的专业人士，而教师学院培养的只是学科的基础知识的传递者，本身并不参与学科知识的研究和发现。
1904年，杜威辞了与之不合的芝加哥大学，怀揣理性经验主义、功能心理学、实用哲学和民主社会理想来到哥大教师学院。此间进步主义政治家率领的风起云涌的变革给了杜威和他的同事们灵感和勇气，要让教师学院的教授们和其他学院的教授们取得平起平坐的地位，就必须先将教育学专业化(professionalize),将中小学教师从一种职业（vocation）升华成一个专业(profession)，因此就必须创立一整套教育学理论和教育哲学，类似于将裁缝升华为时装大师，不但要建立一整套的时装文化而且还要能引领时尚潮流。杜威、Thorndike、Kilpatrick等人继承了卢梭自由平等的进步浪漫思想和以国家集体主义为特征的社会契约观，并借得卢梭等人的进步教育方法，融进美国进步时代的社会效率主义、实用主义和种族、性别歧视观念，从中整合出一整套的进步教育哲学，将K-12教师培训和教育学变成了一个华丽高尚的专业。
如果将各学科专业人士、教育学家和教师们、受教育者们（包括家长和学生）当作一个大系统的话，二十世纪初期，各专业学科人士如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作为知识的探索发现者位于统治阶层（the High）,是以传授人类积累的学科知识和弘扬学术精神为目标的古典教育哲学的代表；而杜威等教育学家和教师队伍作为知识的传递者处于中层(the Middle)；学生和家长作为受教育者则处于底层(the Low)。正如奥威尔诠释的那样，想要上位的中层永远打的都是自由平等民主的口号，杜威、Kilpatrick、Snedden等先锋人物在二十世纪初期掀起的进步教育改革打的正是自由民主公正的口号。他们自身不具备数理化专业人士的知识能力，为了和这些身居知识殿堂高位的专业人士征战，他们的兵法自然是贬低这些学科知识的重要性，同时拔高自身的教育学知识和教学方法的重要性。于是，他们将传统数学课程贬低为死记硬背，鼓吹代数和微积分内容对大多数人无用而且妨碍民主与公正，在拉低数学的教学标准的同时，不断地发明创造出各种教育和教育心理学的理论和新词，用这些教学法喧宾夺主地代替基础知识的教学，以给自己壮大声势。除此之外，他们摈弃以传授知识和自由追求学术为目标的古典教育理念，意图将学校变成社区生活和社会改革的场所，让各种社会思潮和各种诉求挤占进教室和课程，以征召受教育者们加入他们的反抗高层知识精英的队伍，同时也填补被进步教育稀释了的课程所留出的空白。这些变革诱发了民众对学术知识的轻视思想，进一步降低了学术知识在中小学基础教育中的地位。
自杜威以来的跨越两个世纪的一百多年里，杜威及其千万进步教育弟子正是循着这一战略在北美大陆东征西战，逐渐在美国公校教育系统占据了高层统治地位（the High）。在这漫长的一百多年里，为了维持对the Middle和the Low的统治，必然不能让这些人的后代太聪明、获得太多知识，否则必然会令他们对位居上层的教育专家们的实际学术水平和意图心生怀疑，影响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降低学习标准是原先助其上位的战术，后来成了其维稳的战略。另一方面，教育产业链上凝结的庞大商机也使得教育既得利益集团自觉地捍卫低劣教材和平庸教学法。在这个过程中，统治阶层的新生代成员其自身的知识水准也越来越差，无法向学生提供高标准的教育。在维稳战略、自废武功和既得利益这几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美国公校的教育水平一再滑落，惧怕数学成了美国的国民精神特征，反智思潮在民间长盛不衰。在美国的校园里，学习好的学生常常被孤立、视作呆鹅(nerd)，学生从校外拿了学科竞赛大奖在学校内无人理睬，学校偶有给学生发学习奖项要低调再低调，唯有体育明星可以横着走。影评人Slavoj Zizek指出九十年代的电影《阿甘正传》就传达了这样一种反智文化：弱智的Forrest Gump作为天真无知的旁观者，只是做了他份内的事，却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而且成为人生赢家，变得富有，获得爱情，有了自己可爱的下一代，而那位反叛的珍妮却在失败连着失败中度过短暂的一生。
教育利益集团征服教育大系统暨征服社会的这个过程并非千里平川，而是不断地遇到数学家们和家长们的抵抗。但由于参与抵制的数学家多为散兵游勇而且没有政治势力，家长则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根本无力遏制进步教育学家们征服的脚步。一方面，进步教育家和执国家集体主义信念的左派政治家本是同根而生，都是具有权力饥渴、意欲将大众百姓培养成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的精英阶层，在他们的互相提携协同作战下，美国各大院校以及社会思潮越来越趋于左倾。另一方面，全球化竞争的浪潮使得美国的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日益空心化，原先低技能高报酬的工作迅速消失，美国进步教育流水线生产出的欠缺知识技能的劳动力被全球化竞争无情地边缘化。当那些原本在经济上处于中产阶级地位的美国民众的经济状况日趋窘迫，被知识经济的浪潮抛入日趋膨大的经济社会的下层时，寻求政府经济援助和要求贫富平均分配的左倾思想就愈加占据上风。
到了八十年代，公校的数学教育已经惨不忍睹，政治家们已经意识到美国公校体系源源不断送出的学生的读写和数学能力已经没法跟上时代技术的进步，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下严重掣肘了经济的增长，威胁到社会的安定。朝野上下呼吁标准化改革、提振教育的声音日隆，进步教育家的统治地位遭受到了威胁。然而此时教育势力已经在左派政治家的支持下获得了集体谈判权，工会会员人数猛增，成长为财大气粗且坚不可摧的怪兽了。当来自家长和数学家的抗议之声四起之时，进步教育家们也顺势借着改革的名义加强了维稳的力度。数学教育专家们编撰和强力推行自己的低劣教材；英语教育专家们鼓吹不必要学习传统语法词汇和句法，压低经典文学的重要性，将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改成了English Language Arts；其它各学科专家也遵循进步教育思想全面降低各科知识的深度和课本词汇的难度，将初中的物理化学生物单科整合成了一门综合性的科学课，在历史学科中淡化了英雄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推动作用，而是将之改成了以叙述寻常百姓生活为主的符合“政治正确”教条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这些改革的原因，其一是要和从前的教学体系区分开来，就像《动物农庄》里革命成功后要求动物们的行为举止要有新的样子一样；其二是遵循“无知即力量Ignorance is Strength”的战略，不能让The Middle和The Low的后代们知道得太多，变得太聪明和拥有高级思辨能力；其三是高层们自废武功 — 革命成功后的教育学家们和他们训练出的教师队伍们已经越来越没有教授高标准知识的能力了；其四是在教师工会的保护下，教师队伍中的许多人就像《动物农庄》里“比其它动物更平等的”的一些动物，习惯了轻松没有压力的生活，习惯了进步教育方法下轻松惬意的教学工作，不习惯费心备课出考卷，也不愿意劳神改作文、改作业或改卷子，而是让学生自己探索发明计算方法，用小组讨论头脑风暴代替讲课，鼓励学生互相批改作业批改作文。
奥威尔指出要维持集体主义寡头政治的关键是对统治阶层和中间阶层的思想进行持续不断的塑造。全美1400多所教师培训项目的培训课程在某种程度上起到类似大洋国里的几道洗脑招术的作用：不断地创造出类似Newspeak的新的教育学语汇(Edspeak)，如 learning by doing, experiential learning, critical thinking, problem-solving, team work, group work,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personalized learning, project-based, procedural skill,discovery learning, developing number sense, constructive， hands-on, inquiry based, integrated，coordinated, self-paced learning，student-teacher interactive instruction，brain science, "brain-based" learning，mastery learning，quality learning, total quality school restructuring, performance- or achievement-based education， deeper learning，21st century skills 等等；与传统课程割裂，并将传统教材和传统教授方法扫进记忆黑洞（memory hole）；宣传学习掌握加减乘除传统算法有害创造性思维, 降低传统语法学习和文学经典的重要性，声称历史进程和英雄人物无关而是在寻常百姓的吃喝洗漱中完成的 — 让二十岁上下的未来教师们真诚地相信这些与常识违背的教育理念，让他们遗忘历史，这近乎Blackwhite和Doublethink；不在乎学生习得基础知识和技能，而是一味地强调“高层次思考”和“批判性思考”，这会使得缺乏知识根基的教师自己和学生都处于Doublethink的状态；处处讲“政治正确”，令大家随时随地要注意言辞谨慎并反省是否侵犯了弱势群体的权益和感情，令大家对一些政治正确却有违公理之举敢怒而不敢言，这似乎与Crimestop有异曲同工之妙；动不动就上纲上线，不断挑起性取向、族裔差别等争议性话题似是让大家操练Two Minutes of Hate之嫌。民主、社会公正和政治正确这些口号成了教育界最有力的的杀手锏，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武器。美国各大院校的教育学院和教育系成了左倾激进分子的营地，它们训练出的教师们将这些理念和倾向带到了全美15000多个学区灌输给学童和青少年，进一步推动了近几十年来整个美国社会的左倾趋向。
著名的喜剧演员George Carlin说过这么一段话：“我想说说那些让我们走到一起的东西，那些我们之间的相似的东西……你在这个国家听到的永远是那些我们之间的不同，所有的媒体和政客永远在谈论我们之间的差别 –- 那些分离我们、让我们觉得彼此不同的东西，这是在每一个社会都一样的统治阶层的运作方式。他们试图离间百姓，让底层百姓和中产阶层互相争斗，这样他们这些富人就可以拿着钱跑掉了。就这么简单，但恰好就这么有效。你知道吗？他们不停地谈论任何可以拿来说事的东西 — 种族、宗教、族裔和国家背景、工作、收入、教育、社会地位、性取向 — 任何可以让我们不停地互相争斗的东西，这样他们就可以天天跑银行！你知道我怎样定义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阶层吗？上流社会拿着所有的钱不交税，中产阶层交所有的税，干所有的活。穷人在那里就是为了将中产阶级吓出个屁来，让他们不停歇地干活”。
奥威尔最想告知世人的是，极权主义、权威主义和寡头政治集体主义三者本质上是一样的。进步教育对公校系统的侵蚀日益深入，学生的学习成就普遍下滑，弱势群体家庭的孩子的成绩更是惨不忍睹，民众对公校教育的抱怨越来越强烈，这就是美国九十年代以来的状况。民众对教师工会的抨击愈加严厉，期望能开除不称职的教师，限制教师工会的政治献金和集体谈判权。然而，如果教师工会容许按教学业绩来考评教师、废除终身雇佣和开除无能的教师的话，教师缴纳会费加入工会的意愿就会大减，工会也就面临解体、失去the High的统治地位的危险。因此，教师工会这一寡头垄断集体主义（Oligarchical Collectivism）的统治集团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带有极权性和压迫性，愈加走向暴政的模式：庇护一切教师，不论教师教学多差甚至有过犯；以各种公平（equitable education, social justice）的名义向各级政府索取更多的教育资金，却往往将之转而用于增加教师福利；将学券制、特许学校等学校选择权妖魔化并赶尽杀绝；砸大量政治献金在政界扶持工会的保护伞；坚决反对有志教育的人从非教育院系的其他途径考取教师资格，以维护正统的进步教育信念教条得以传承延续等等。从前文所述的加州教师工会的斑斑劣迹和Vergara v. California诉讼中，我们就可一窥这场旷日持久的没有硝烟的进步教育征服战争（Orwellian crusade by progressive educational establishment）中，压迫和反压迫的激烈程度。
当今位居教育帝国的统治高层顶端的精英人士中，有一些特别耀眼的世界顶尖名校的明星教授、教育博士和数学教育博士们，他们嘴里说出的deeper learning、 higher-order thinking等Newspeak，他们的言之凿凿的论文报告，他们义正言辞的对社会公正的呐喊，他们声情并茂的提醒朝野关注弱势群体的呼召，这一切对公众的欺骗性特别大，不仅蒙蔽了一般百姓，也轻易获得了其他各科博士和专业人士的对教育专家的不设防的信任，甚至还漂洋过海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比如加拿大和英国就深受其害。他们还将不断地制造出新的名词、新的教育理论出来，因为在长期的Newspeak浸淫下和深陷在近乎Doublethink状态里这些教育专家们也已经迷失了自我。在这些教育专家的统治下，许许多多的公校教师们心地善良，热爱孩子，却没有能力或是不敢逾越雷池教授给学生们严谨的真学问。正如一个贪官为主的官僚体系不容清官立足一样，在美国这样一个畸形的教育系统里，优秀的老师也会遭受排挤。明星教师Jaime Escalante就因遭受同事的排挤下最终离开了洛杉矶，去到萨克门托执教；另一位明星教师Rafe Esquith在他的《第56号教室的奇迹 （Teach Like Your Hair's on Fire: The Methods and Madness Inside Room 56）》一书中也提到被同事们嫉恨。 当一部分家长明白过来学校的教育有问题时，孩子们已经长大了。当人们指责美国的教师队伍应对学生的平庸学业负责时，这些教育专家们便拿出一篇篇论文和报告，充满正义感地用一张张PPT告诉大家：学校一线教师们运用教育专家的创新性教育理论还不够彻底，一些教师们总是走强调基本技能忽视高层次思考的回头路；那些弱势群体家庭的孩子是处在多么恶劣的家庭环境下，吃不饱穿不暖，子弹在耳边飞，是这些因素抵消了教师的教学业绩；不给教师终身制会造成教师队伍动荡，对孩子更不好；世道是多么的不平等，为了社会公正，我们要将财政大力向差学区倾斜，要加税，要增加教育经费，尽管事实表明教育专家们以“社会公正”名义力主的诸多“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项目大多付之东流：例如，一项始于1965年的为贫困家庭儿童提供早教和健康营养补助的Head Start项目迄今花费已接近2000亿美元，但研究表明这个项目在帮助学生改进学习上取得的效果微乎其微。
在进步教育家战胜真正的专家学者登上知识殿堂的统治高位的这几十年里，美国民众的数学水平一直滑落。正如Milgram所言，当今美国大多数民众和教育官员都没有能力判断以代数2为终点的Common Core标准到底意味着哪一级的数学水平、是否能够预备高中毕业生适应大学里的数理工程及经济金融类学科的学习了。这正是奥威尔笔下极权统治的结果：民众失去了智力，也就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 多数的美国学生会放弃学习STEM专业，对数学的厌倦和惧怕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二十世纪初期以杜威为旗手的进步教育家其实人数并不多，但是他们的思想精粹通过教师学院这一熔炉固化到每一个未来教师的脑子里，通过他们代代传承散播到全美各地的每一间教室，不到三代人的功夫美国的数学教育就散了架，烂到骨架里，这就是奥威尔所说的无知即力量（Ignorance is Strength）– 无知的力量之大可以轻易摧毁无数年轻聪明的大脑，即使是融合了不同民族不同血统的遗传优势的大脑。想一想纳粹德国、冷战时期的前苏联和东欧各国，文革时期的中国和当今的北朝鲜，我们就知道全民洗脑的欺骗性、蒙蔽性和对独立思辨能力的摧毁性威力之大绝不亚于核武器对生命的摧毁性力量。
杜威、Kilpatrick等人颠覆了教师主导学生学习的传统教育模式，将课堂改造成以儿童为中心，号称是顺应儿童的天性，让儿童摆脱传统知识理念的束缚，自由地探索决定自己学什么、怎样学和什么时候学。这种自由的结果，就是当今超过40%的美国大学新生希望从事STEM专业，但是50%以上的学生会被这些专业淘汰。在美国这片自由富饶的国土上，许许多多弱势家庭孩子没能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他们或是被就业前景好的专业淘汰，或是辍学后辗转于低技能低薪的劳作，更有一些人走上了犯罪道路 — 当今美国监狱犯多数是高中辍学生。许多的孩子失去了就业和追逐梦想的自由，人生的道路被限制在狭窄的低薪职业里，继续滞留在社会的底层艰难谋生，这或许就是奥威尔的“自由即奴役”（Freedom is Slavery）所警示的吧。
为什么Tucker、希拉里的核心团队以及盖茨等人以排山倒海之势推动的Common Core注定无法撼动教师工会的统治地位、不但不能提振美国教育，反而会加速公校教育的滑坡呢？原因就在于Tucker与希拉里团队和进步教育专家本是一家，都是进步主义和国家集体主义的信奉者。
教育专家Tucker和政治家希拉里等是统治阶层(the High)里较为清醒之士，他们意识到教师工会统辖下，公校教育生产出的残次品已经对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构成巨大威胁，因此祭出标准化改革和教师问责制，希望能触动教师队伍改善教育质量。然而，他们提振教育是为着自身信奉的进步主义和国家集体主义理想，而不是出自对古典教育理念和古典自由平等信念的尊重。奥威尔说，现代的统治精英阶层有别于从前世代的统治阶层，对权力特别饥渴，因着权力的缘故追逐更大的权力。Tucker和希拉里团队就具有非同寻常的主宰民众命运的权力欲望。Tucker在密信中给希拉里勾画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梦想蓝图是：重塑整个美国人力资源发展系统，建立“一套对每一个人 — 包括年老和年少、穷人和富人、工人和学生 — 的统一的从摇篮到坟墓的技能培训的精密无缝的大网”。Duncan在一次演讲证实了他们的乌托邦战略谋划：“我们已经推行了从摇篮到工作的计划，从幼儿项目到高中毕业，我们战略的最后一环的核心是推行从工作到摇篮。这个计划是建立以学校为中心的社区中心，将医疗诊所和课后活动班纳入学校，并将学校延长到一周7天，一天14个小时。”
Tucker、希拉里这些卢梭-杜威式的社会契约论和进步浪漫主义的践行者以均贫富、天下大同为政治目标，将所有学生都接受整齐划一的教育和达到同等的学业成就视作社会公正，他们在实用主义和效率主义的理念下，希望通过设立一个统一的标准以期将每一个学子培养成国家机器的一个零件，从而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并产生足够的税收来维持大政府大社会的国家社会主义结构。他们以为他们的殚思极虑神机妙算是拯救百姓于水火、促进美国在全球化竞争中不断进步的千秋伟业。代数1就是Tucker等人心目中最理想的“跨越经济和种族障碍”的目标，所有学业后进的学生、尤其是弱势群体学生必须奔赴这个目标。为此, Common Core标准的基调是小学适当加强运算技能，6-12年级里安排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和掌握初中的知识,将代数1中的基本技能要求弱化，将代数2稀释过半，把代数2之后的内容移出教学重心，因为这些知识大多数人将来都用不上，而且难度太大，弱势群体难以掌握，会造成学生之间学业差距过大(achievement gap)，而这正是进步主义理念下平等与社会公正目标之大忌。
因此，Common Core的设计师们为了他们所理解的自由平等和治天下的抱负，完全无视有志于美国四年制大学的STEM类和经济金融类专业的学生的需要，不惜把高中数学学习水准大幅度拉下来。Common Core以代数1为高中毕业标准，以代数2为高中课程终点，于是将小学和初中的数学课程变得更宽、更浅 ，比如六年级才要求掌握乘除法。满足这样低的标准有何难事？教育专家们只需将原先那些低劣教材稍稍捯饬一把、再在封面上打上“Common Core aligned”的标签，便可使之堂而皇之地进入各地课堂。全国统一的教育标准创造了统一的教材市场，在Common Core的保驾护航下，低劣数学教材推行起来比原先更容易了，销量也大得多。其结果是各地公校的教育水准毫无悬念地继续滑坡，不仅使得少数族裔和贫困家庭的孩子们学习更加困难，而且威胁到了好学区的原本较高的学术追求。
什么是自由平等？古典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强调人人都拥有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和机会(right and opportunity)。执迷于进步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的极左人士却将人人拥有平等的结局(equal outcome)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egalitarianism)当作了民主、平等(equality)和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
Tucker、希拉里、Duncan等人和教育既得利益集团信奉的是相同的社会公正、实用主义、效率主义、国家集体主义这些进步主义政治理念，他们共同的观点都是要降低学术标准到刚好够用的程度，以免优秀学生和后进学生之间的学习差距过大，导致“社会不公”。教师工会是民主党最大的金主，两者的政治理念实质上与奥威尔所说的寡头政治集体主义具有同样精髓。因此，虽然Tucker和Duncan等教育系统的监管人和教师队伍反目成仇， 但是他们抽向教师工会的鞭子高高地举起，却轻轻地落下。Common Core改革的实质上是以进步主义理念下制定的平庸教育标准，去进攻用进步教育理念武装起来的教育势力，无异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结局必然是折戟沉沙，一场徒劳。
Duncan和Coleman在青少年时期都曾深入贫困社区帮助贫困家庭孩子。Coleman在耶鲁上大学时发起了义工组织，到纽黑文市中心的高中教黑人和西裔孩子们阅读，他回忆说：民权运动都三十多年了，这些学生中竟然还没有一个人能达到或是接近能上耶鲁大学的水平，这让他感到震惊。在一次与Charlie Rose的电视访谈里，Duncan动情地说道，在他的芝加哥市老家的凶杀高发区里，他的那些黑人朋友中，活下来过得好的和在凶杀案中死去的两拨人之间的差别就是教育，每一个走出来并上了大学的黑人朋友都没有被凶杀火并夺走生命，而一些辍学者却真是没有逃脱掉在枪战中死去的悲惨命运。他说：“因此，这场改革不止是关于教育的战斗，这是为社会公正而战。如果我们给孩子们学习的机会，多在身边陪伴他们学习，他们将会成为好莱坞明星、脑外科医生、IBM高层或是伟大的教育者。如果我们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他们的结局会是非常的悲惨”；“我这辈子从小到大，看到许多赤贫家庭的孩子、破落危险社区的孩子、困难家庭的孩子，因为我母亲和其他人对他们的帮助，都在学业上取得了不一般的成就。因此我从心底里骨头里认为，总统和第一夫人也是从心底里骨头里认为，如果我们给孩子真实的机会，最高的期望，一路上给他们扶持，他们就能战胜所有命运的不幸”。
笔者相信Duncan对贫困家庭、对他从小就熟悉的黑人兄弟们是抱有深切同情心的。但是，这位球技媲美NBA明星的教育部长和他的一水的教育或人文学科出身的战友们却因为缺乏高等数学知识、因为迷信进步主义而对沉疴百年的美国教育开错了药方。在以代数1为高中毕业目标的教育标准下教育出来的高中生，除非是被大学以平权方案优先录取，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几乎是不可能成为脑外科医生或是IBM高层的。他们心底里骨头里认定的“最高的期望”和“最高的教育标准”，恰恰是危害大多数美国孩子的前程，尤其是摧毁弱势家庭的孩子的学习能力的制度性因素和始作俑者，是最根本的社会不公(social injustice)的固化力量。
Tucker先生劝导希拉里从德国经典中摘取一页，呼吁美国大众向中国学习上海模式，但是Tucker先生应该学习的是一句中国的古老智慧：“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取法乎下,一无所得”；Tucker先生还应该离开他在华盛顿的办公桌，去到国会山庄建国先贤们的雕塑旁，细细思量《独立宣言》和美国联邦立宪文件中的自由平等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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