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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安省担任陪审员，那么前10天是无任何经济补偿的﹐至第11天至第49天才有每天40元的补偿，令到不少省民设法逃避。有律师指该补偿不足的问题，影响到陪审团的代表性不足而令审讯不公。

加拿大所实行的陪审团制度，是民众对本国司法体系保持信任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但在当前物价水平迅速上涨的情况下，现有的陪审员经济补偿方式已是相当过时，以致许多陪审员候选人想方设法进行逃避，而最终能坐上陪审席的人选，其代表性也令人存疑，以致有辩护律师借此提出流审动议，但被法官驳回。

提出流审动议 被法官驳回

提出上述动议的律师科珀(Paul Cooper)，是万锦市越南华裔女子珍妮花潘(Jennifer Pan)的辩护律师。珍妮花买凶杀害亲母梁碧霞以及谋害亲父潘汉辉未遂，在本月13日被陪审团判决一级谋杀和企图谋杀罪名成立。

科珀向主审法官博思维尔(Cary Boswell)提出动议，请法官判定此次审判流审，理由是此次的12名陪审员中，缺少青年人和自雇行业人士，因为担心收入受影响而推拒，导致陪审团的代表性不足。

科珀称，在挑选陪审员时有近三成候选人，因上述原因拒绝担当陪审员。“我们想要的是一个公平的社区代表群，所有的人都有权坐上陪审席，而不应该因为有经济困难就被排除在外。”

博思维尔法官虽然驳回了科珀的动议，但也在决定中称，“现有的津贴制度完全不足。”

著名华人律师栗钧也表示，目前的陪审团制度缺乏合理的经济补偿。“在我经历过的陪审员挑选过程中，有超过六成的候选人用各种理由来推脱。尤其是男性的市民，因为他们往往都是家中的经济支柱，一旦参与了陪审员的工作，家庭收入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在珍妮花案的12名陪审员中，女性多达8人，其中一位老太太已年近八十。此次的审理前后长达10个月，无论从体力、耐力和收入上来说，对这12人都是极大的挑战。

栗律师指，根据现有法律，市民担任陪审员工作是法律规定的义务，雇主不能因此将其解雇，但也无需为其在担任陪审员期间支付薪水。

安省法例规定为，担任陪审员的第1天至第10天，陪审员不会有任何任何经济补偿;在第11天至第49天，每天的补偿是40元;从第50天开始直至审判结束，每天的补偿提高到100元。

每天40元津贴 最低工资也不如

但以安省目前的每小时11元最低工资计算，先不提每天40元津贴这样少的数额，就算想要拿到每天100元这样能与平日收入相近的津贴，也要挨到第50天后。

女陪审员要请临时保母 法官特准百元津贴

不过已有法官为了鼓励市民担当陪审员工作，开始酌情将上述规定灵活运用。

今年夏天，安省高等法院在审理多市按摩院东主刘冠华遭碎尸案时，有陪审员候选人向法官陈情称，如果她担任陪审员，不但不能照顾幼子，还要花钱请临时保母，难以承担这样的负担。

法官于是提出，从开审第一天起这位女士的津贴，就直接拿到最高的每天100元，以便让她聘请保母。法官的提议最终被那位女士所接受，她也成为判决该案被告蒋春棋二级谋杀罪名成立的陪审员之一。

但这只能说是个别法官的特例，因为法院不用向陪审员支付雇人照看孩子的费用，这些支出完全是由陪审员自行负担。

据了解，许多政府部门或一些福利较好的大公司，在雇员须担任陪审员时，仍会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因此这类员工成为陪审员的机会较大。但小企业员工或自雇人士则难以享受到这样的优惠，因此拒绝的可能性更高。

此外，交通费用也是许多陪审员顾虑的问题，因为法庭首先不会支付泊车费，其次法庭虽然会提供车马费，但也仅限于陪审员的居住地与法庭不在同一个城镇的情况，否则陪审员仍要自己为每天的交通费用买单。

除作为主要原因的收入剧减问题外，外出度假安排、看护孩子、听力问题等，也都是候选人拒绝的理由。而华人移民最常用一个理由，就是英语理解能力不足。

曾有一位华人会计师向法官表示，她的英语水平不足，可能无法理解法庭上的问答。法官用略带讽刺的语气反问，“如果你的英文能力很弱，那你是如何面对你的客户?难道你在工作中不用英文?”

那位会计师哑口无言，不过最后她还是成功地避免去当陪审员，因为她是自雇人士且是家庭收入主要来源，预计长达3个月的审判时间会令她的家庭财政状况陷入困境。

安省高等法院退休法官佛格森(Dan Ferguson)曾表示，上述情况导致陪审团愈来愈缺乏代表性，能担任陪审员的市民只能是退休人士、失业者和家境富裕不受收入中断影响的人士。

“陪审团制度是我们司法体系的一个基石，但我们不应该以惩罚陪审员的方式来运作。”

佛格森呼吁政府提高陪审员的津贴水平，但他也承认，这样的呼吁总是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