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前几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由顾达寿口述，郑少锋执笔的《直译中苏高层会晤》。顾达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担任苏联驻华大使馆首席翻译期间，曾多次参加中苏领导人会晤，并与毛泽东、江青、周恩来等人建立了特殊的私人关系。在此期间，中苏关系由“牢不可破的友谊”变成了势不两立的仇敌，而顾达寿正好是这一转变的亲历者和知情人。因为他不仅当过江青的翻译，被毛泽东“御赐”中文名字，还亲眼目睹了周恩来在莫斯科的遭遇，柯西金在中国受辱，并且去温都尔汗参与了林彪尸体的鉴定，所以这是一本看点多多、而又颇具史料价值的好书。
一、为江青当翻译
顾达寿1929年出生在苏联鞑靼族的一个平民家庭。因为父母都是职业军人，所以他从小就过着颠沛流离的军旅生活。1947年顾达寿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原来是为远东国家培养革命者的一所学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以及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都在这里学习过。当时顾达寿本来想学阿拉伯语，但学校负责人却让他学了中文。原因是中国革命胜利在望，胜利后的中国一定需要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因此学校应该培养一批中文翻译。
1950年春天，中国共青团中央代表团来到苏联，学校校长让顾达寿为代表团充当翻译，陪同客人到各地参观访问。也许是因为表现出色吧，到了这一年秋天，校长又交给他一个更重要的任务——为前来治病的“中国第一夫人”江青当翻译。
为此，他必须先到苏联卫生部第四局(大概是涉外单位吧)报到。到了卫生部第四局以后，他才知道江青患的是妇科病。作为一个还没有结婚的21岁的小伙子，顾达寿感到非常尴尬。回到学校以后他问校长：“为什么不派个女生为江青当翻译呢?”校长回答说：“你的中文学得不错，我相信你可以胜任这个工作。”
为了接待这位不寻常的客人，顾达寿借了许多妇科方面的书籍进行“恶补”，希望能为江青同志提供更好的服务。不久，江青乘专机抵达莫斯科，顾达寿到机场迎候。当江青走出机舱时，顾达寿看到的是这样一番景象：
我看见从专机走出来的她，一身灰绿色薄呢大衣非常醒目，配上异常精美的中筒黑色皮靴，显得美丽动人。他身材适中，体态苗条，尤其是他姣好的面容和白皙的皮肤，佩戴一副深色眼镜，举止真不失雍容高雅。
当时江青36岁，但是顾达寿却说：“我见到她时看上去她才30岁左右，也许她的实际年龄还要大，但她给我的最初的印象是那么年轻美丽。”
随后，顾达寿陪江青在莫斯科最好的医院进行检查。在检查的过程中，他被安排在手术室里，隔着一道屏风为江青和大夫做现场翻译。后来医院请专家为江青会诊，也都采取这种形式。顾达寿因此得知江青患的是子宫颈糜烂。由于病情不重，没过多久江青就痊愈回国了。
22年后，即1972年秋天，江青邀请各国外交官观看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在苏联大使馆任职的顾达寿也出席这场晚会，并与江青距离很近。让他遗憾的是，今非昔比的江青早已不认识他了。这让他感慨万端，并有些失落。
二、毛泽东给他取名
1951年秋，顾达寿提前完成大学学业，被派到由苏联人管理的长春铁路局哈尔滨分局工作。在中国，哈尔滨是最有俄国特色的城市，当地的许多方言都来自俄语，再加上迷人的风土人情，让顾达寿颇有“乐不思蜀”的感觉。第二年冬天，苏联将长春铁路局所辖全钱路段及其设施归还中国，与此同时，所有苏联专家也分期分批撤离回国。在交接仪式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接见了苏联专家的代表，并对顾达寿的翻译给予充分肯定。1953年2月，顾达寿随最后一批苏联专家离开了中国。回国后，顾达寿担任铁道部翻译处处长。但由于工作需要，他被调到外交部工作。1954年，他再次来到中国，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进修后，他担任了大使馆首席中文翻译。
1957年夏，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清除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的决议”，为此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都表示支持，唯有中共没有表态。于是赫鲁晓夫派米高扬来中国通报情况，并希望能够得到支持。米高扬飞抵北京时，中国的“反右运动”刚刚开始。为了领导这个运动，毛泽东正在避暑胜地杭州召开秘密会议。于是米高扬带领顾达寿追到杭州，与毛泽东终于了见面。
见面之后，米高扬开门见山说明来意，毛泽东说：“我好像记得我们已经给苏联发去一份电报，支持苏共中央的这个决定。”事实上，直到米高扬离开北京回国时，这个电报才发出去。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设宴招待客人，他看到顾达寿使用筷子，便同他攀谈起来。当老毛听说顾达寿的俄文姓氏是“顾达舍夫”时，便不无讥讽地调侃地说：“你这么年轻，身体这么健壮，我给你取个中国名字，就叫‘顾打手’吧!”听到这话，顾回答说：“毛泽东主席，请原谅我不能接受这个名字。因为我是个外交人员，从事和平的工作，怎么能去当打手呢?”于是老毛笑着说：“既然你不愿意当打手，那我就给你取个真正好的中国名字，叫‘顾达寿’，就是健康长寿的意思。”说到这里，在场的人都很高兴。
在此前后，赫鲁晓夫和毛泽东曾多次会晤，顾达寿都在场充当翻译。在顾达寿的印象中，毛泽东根本看不起赫鲁晓夫，讥讽他是“不读书不看报专靠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誉的大党阀”。因此，在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时，毛不仅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观点一概驳斥，甚至还在谈判桌上用脏话咒骂赫鲁晓夫。
三、翻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1958年5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创意，决定在全国掀起大跃进的高潮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为此，刘少奇专门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他通报了这一重要决定。由于俄语中从来没有大跃进这个政治术语，而苏联的集体农庄与人民公社也不匹配，因此刘少奇的俄语翻译赵某无法表达它们的含义。无奈之下，他只好让顾达寿来翻译这两个词汇。一开始，顾达寿想把“大跃进”译成“快速的运动”，把“人民公社”译成“人民协会”或“大众公司”。但是当他听完刘少奇的解释之后，决定把大跃进译成“大的飞跃”，同时根据“巴黎公社”翻译了“人民公社”。
有意思的是，尤金大使是苏联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哲学家。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也找不到这样的词汇。再加上他知道刘少奇曾经在苏联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因此他认为不是顾达寿翻译有误，就是毛泽东曲解了马克思主义。为此，他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但在场的人都同意顾达寿的意见。但是尤金认为，这两个新的政治词汇很可能让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产生裂痕，从而破坏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提出能否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同义词来代替这两个词汇。由于顾达寿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尤金只好如实上报苏联外交部和苏共中央。后来，这两个词汇被广泛使用，甚至被收入中国出版的俄语词典和俄语教科书之中。
四、与周恩来的交往
早在1952年，顾达寿就在哈尔滨认识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对他的评价是“年轻有为的外交官”。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希望修补中苏关系，便想借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机会，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苏联。为此，中国政府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莫斯科。
为了表示友好和诚意，苏联外交部派顾达寿带专机到伊尔库茨克迎接中国代表团。但是周恩来却拒绝乘坐苏联专机，而是坐自己的专机前往。11月7日，苏共中央除了在红场举行盛大游行之外，还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宴会，招待前来参加庆典的各国代表团。在宴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让顾达寿充当翻译，来到周恩来面前。二人打过招呼之后，马林诺夫斯基突然冒出一句让顾达寿感到惊讶的话。他对周恩来说：“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笨蛋赶下了台，现在轮到你们该把你们的笨蛋赶下台了。”
所谓“你们的笨蛋”，当然是毛泽东了。顾达寿知道这话会产生严重后果，便示意中国同行不要把它翻译给周恩来。随后，他立刻走到米高扬身边作了汇报。当他回来时，看到周恩来眉头紧锁，怒容满面，便知道事情不妙。不一会儿，周恩来非常气愤地对米高扬说：“刚才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话攻击了我们的毛泽东主席，我周恩来对此表示抗议。我要求他必须对他说的话公开认错交正式道歉，否则中国代表团明天就提前离开莫斯科回国。”这一事件虽然由米高扬赔礼和勃列日涅夫的解释勉强平息下来，但中苏关系却陷入僵局。
1969年春天，中苏两国在边境地区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致使两国关系更加恶化。当年6月，苏联政府总理柯西金突然召见顾达寿，要他通过专线电话与毛泽东直接通话。经过反复拨打，总是被中国的女接线员严词拒绝。这让柯西金感到非常懊恼。这一年9月，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去世，苏联总理柯西金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分别前往河内吊唁。柯西金希望能利用这个机会与周恩来会晤，但中国方面根本不给他任何机会。经过反复努力，周恩来终于答应他可以在北京的首都机场与对方会面。这次谈判虽然打破了两国关系的僵局，却使柯西金受尽了委屈。
五、去蒙古查验林彪的尸体
1971年9月13日，中国发生骇人听闻的政治事件——被指定为毛泽东接班人并且已经写入“宪法”的林彪突然乘飞机外逃，并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事件发生后中国当局曾严密封锁消息，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才通过组织系统逐级向下通报。长期以来林彪的飞机究竟是如何坠落的，一直是众说纷纭。对于这一事件，顾达寿的说法与众不同。他说：
1971年9月13日，林彪和他的家人及其党羽在其阴谋暴露后仓皇出逃，但是却没有成功。他的党羽数人驾驶飞机在山海关空军机场紧急起飞，却在飞越中国边境上空进入蒙古共和国的领空时被击落，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毁。这就是曾经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蒙古的空军雷达发现了这架中国军用飞机进入蒙古领空后坠毁的情况，误以为是中国的侦察机侵犯了蒙古领空。当飞机被击落坠毁后，蒙古共和国外交部立即照会中国驻蒙古使馆提出抗议，同时通过苏联驻蒙古使馆向苏联报告了这个情况。
从顾达寿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林彪的飞机是“被击落”的。由于蒙古空军只是“发现”，而不是“发射”，因此击落这架飞机的很可能是来自中国的导弹。
苏联政府得知这一消息以后，立即让苏联驻华使馆了解情况。于是，正在担任政治参赞的顾达寿秘密前往出事地点。当他到达温都尔汗之后，蒙古当局把已经掩埋的林彪尸体和飞机残骸重新挖了出来。尸体虽然没有腐烂变质，但因为已经烧得面目全非，根本无法辨认。
林彪早年在苏联进修时曾经治疗牙病，顾达寿认为苏联应该有他的牙齿档案。为了确定事实真相，顾达寿建议通过检验死者牙齿的方法来确认尸体真伪。结果很快就证实这是林彪的尸体。正因此如此，林彪的头盖骨便留在了莫斯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