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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庐江县金牛镇孙立人故居。
“立马望南方，故垒迷离，每怀野火残烽，战血长随伊水碧；提师归故国，疮痍满目，忍看孤儿寡妇，忧思独共白云深。”
1947年9月6日，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在广州白云山麓马头岗落成，新一军的缔造者、刚被蒋介石免去军长职务不久的孙立人主持公祭大典，并为4543名阵亡印缅、长眠青山的新一军将士送上了上述挽联。
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说法是，公祭仪式上，孙立人将俘获自日军的三只大象也带了过来。三只大象原本一直静默安然，及至哀乐奏响，它们却突然一齐伸长鼻管，仰天长啸，现场悲戚而壮怀的气氛无以复加。
安葬在公墓的4543人，大都跟随孙立人在印度和缅甸作战逾两年。他们血洒异国，扬威域外，以生命为代价，为中华民族打通和保障最后的陆上战略运输线——滇缅公路立下了不世之功。
而作为中国远征军主力之一的新一军的缔造者和最高统帅，孙立人也凭借他卓越的指挥才能走到了其军事职业生涯的顶峰：他被誉为“丛林之狐”、东方隆美尔，并同时被当时的中美英三国元首授予勋章。
荣誉绝非凭空而来。这些勋章背后，是孙立人打响中国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第一枪、军级作战单位中歼灭日军和收复失地最多的赫赫战功：在历时两年的第二次缅战中，新一军以伤亡17000余人的代价，共击毙日军三个联队长以下33000余人，伤日军75000余人，俘虏大尉以下323人；缴获大炮186座，战车67 台，汽车552辆，攻取公路646英里，解放被日军占领区域5万平方英里以上。遍数八年抗战，没有任何一支中国军队的战绩能与新一军相比。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认为，“孙将军是国民党集团中最杰出的将领，学历之深，无人可及；练兵之精，无人可及；战功之高，无人可及；身上弹孔之多，无人可及；国际性声誉之隆，也无人可及。”此说法虽有些绝对，却也凸显了孙立人的赫赫战功。
也许是因为对孙立人持类似评价，在1945年9月举行的广州受降仪式上，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才将随身佩戴的有600年历史的日本皇家传国指挥宝刀，主动呈献给孙立人。
抗战的硝烟虽已散去70个年头，但这段艰苦卓绝、壮怀激烈的历史却不可须臾忘记。
2015年9月3日，孙立人将军后人将分别在北京和台北参加大陆和台湾举行的相关纪念活动，以慰包括孙立人在内的全民族抗战英雄。
澎湃新闻获悉，孙立人将军次子孙天平，将以台湾代表人士、著名抗战将领后人的身份，在北京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及相关纪念活动。
同时，孙天平的姐姐、孙立人长女孙中平，也将于9月3日上午参加在台北举行的抗战胜利纪念活动。
孙天平还告诉澎湃新闻，他有把父亲之墓迁回原籍安徽的计划，但因孙立人的特殊身份及其在台湾和海内外的巨大影响力，迁墓“难度不小，目前为止还没有具体时间表”。
“落叶归根是父亲心中的愿望。”孙天平说。
出身书香世家，家学渊源深厚
1900年，孙立人在其原籍安徽舒城的邻县安徽省庐江县出生。他能在抗战中取得如此功勋，与其出身背景和家学渊源都不无关系。
孙立人，字抚民，号仲能。其父孙熙泽，为光绪甲午科乡魁，官登州知府、山东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总统府咨议，为北洋政府皖系段祺瑞的重要文职人物。后从事教育，曾任北平中华大学校长。
根据一些学者的考证，孙立人的血脉中浸润着兵家孙氏、桐城派国学及近代淮军等多重营养。
据光绪十一年（1885）《续修庐州府志》记载：“舒城孙氏，原出休宁县，迁舒城东乡三河镇南岸者，自贡生正仁始。其后子孙以科第起家，蔚为望族。”
此志中的正仁，即清雍正年间贡生孙正仁，为舒城孙氏“迁舒始祖”。孙氏成为书香之家，也是从孙正仁开始的。
在此之前，孙家的传统是武学和军事。
据孙熙泽《龙舒孙氏宗谱》和孙新俊《重印龙舒孙氏宗谱序》，舒城孙氏缘起于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孙膑，传至四十世孙万登，举家迁于徽州休宁县。
孙万登为武将，在唐懿宗咸通年间（860-873），官至金吾上将军。唐亡，孙万登无主可从，遂引军循赣东入皖，屯于徽州休宁。后传至孙氏迁徽第三十三代孙正仁，又举家迁居庐州府舒城县。
包括舒城在内的皖西南地区，曾是清代太平天国运动的主战场之一，龙舒孙氏又因此与崛起于此地的清末重要军事力量淮军产生了密切联系。
发迹于民间团练的淮军，从庐州府地区走出了诸多晚清重臣和军事将领，文臣如李鸿章，武将如丁汝昌、刘铭传等。
具体到孙立人，其曾祖父孙观即为淮军重要成员，曾任直隶布政使。孙立人大伯孙浤泽也在刘铭传抚台时延为幕府重要成员，刘铭传的重要奏稿多出自其手笔，后任台湾沪尾海关监督。而孙立人原配夫人龚夕涛为合肥龚家小姐，合肥龚家亦名门望族，晚清上海道龚照瑗属淮系重要成员。此外，孙立人堂兄孙树人还娶了刘铭传的孙女为妻。
如果说宗族谱系和淮军渊源对孙立人的具体影响很难考证，那么幼时人文环境特别是师长亲友的言传身教，则在他的成长之路上烙下了实实在在的印迹。
孙立人出生之时，有清一代最大的文学流派桐城派虽已走向衰落，但300年的历史积淀与传承犹在。加之庐江与桐城地理毗邻，桐城派文人对孙氏家族影响很大，其家族与桐城派作家渊源深厚。
1906年，6岁的孙立人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其蒙师宋执中即为当地名师。1930年，孙立人之侄孙克宽在安庆结婚，主婚者也是桐城派的大师姚永朴。
孙氏家学尚文重教，孙熙泽和宋执中对孙立人都要求极严。
他每天早起学新课，午后写大小字，背诵唐诗，晚上温习上午的课。孙立人后来回忆：“我6岁入家塾，起居饮食，与先生在一起，都有一定的规矩。同时我的父亲，管教极严，在子女幼时，即加管束。常对我们说‘坐有坐样，站有站样’，绝对不许随便，尤其不准子女说谎骂人，如果犯了，就要撕破口，至滴血不止。”
父亲孙熙泽对孙立人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但这不仅仅出于父子之情和他的孝顺：孙立人带兵之后，专门请孙熙泽为部队军歌撰写歌词。从税警总团时代开始，这首歌一直跟着孙立人，并最终成为中国最具战斗力、全美式装备、战功赫赫的新一军军歌。
在严父名师的教育督导下，孙立人很快就熟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进而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
3年后，因孙熙泽赴山东任职，9岁的孙立人也一同前往，被送进一所德国教会办的高等小学学习。
少时被欺，立志从军报国
1909年至1914年，孙立人在山东度过了5年。而这5年中发生的一件并不大的事情，或与孙立人形成他的价值观及至其投身军界、从军报国有着莫大关系。
全家迁到青岛（当时被德国占领）以后，一天清晨，孙立人在海滩上捡五彩石头。三个德国小孩看到了，想要，孙立人当然不给，却没想到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直接抢过去了。孙立人找他们理论，这三个德国小孩不仅不理睬，反而转过身来，狠狠地打了孙立人两个耳光。
这么一件看似并不太大的事情，却给孙立人内心以重创，并促使他的人生志向开始萌芽：国弱就会被欺负，要想有尊严，个人就要有强健的体魄，国家则需要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晚年的孙立人在接受台湾新竹清华大学访谈时，回忆至此，仍然愤懑地说：“他们完全以主人对奴仆的态度对我，这件事是我终生的一个耻辱。虽然他们都跟我差不多大，但他们有三个人，而且我是在避难，没法子反抗，只能在心里恨……那时起，就私下决心要把自身贡献给国家，将来要想法使中国富强起来，使中国人做强国的国民，不再受人欺侮。”
立下志向的孙立人于是更加奋发图强。1914年，他以安徽全省第一的成绩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美预科。当年和他一同进入清华的少年，还有闻一多、梁实秋、吴文藻、吴国桢、梁思成等日后知名人物。
孙立人对时任清华校长周诒春“四育并重”的教育方针特别认同，并爱上了体育。他认为只有强健的体魄才谈得上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贡献，于是参加了校篮球、足球和手球队，尤其擅长篮球，还被选入国家队。
1921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远东运动会上，由他担任主力后卫的中华篮球队一举夺得冠军，这对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尤为可贵。
两年后，孙立人经考试获得赴美公费留学资格，被录取至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孙立人本试图报考军事，但和父亲谈起这个愿望时，孙熙泽一直认为他小时身体底子薄，只适合学医，根本不同意他学军事。孝顺的孙立人拗不过，只得屈服。
赴美之前，孙熙泽专门和孙立人到照相馆拍了张合影。马上就要远渡重洋了，“知子”的孙熙泽并不担心儿子在外面会被带坏，并对他寄予厚望。
孙熙泽特意撰写了一篇临别赠言，刻在一方端砚上，让孙立人带在身边，要他牢记曾子的“士不可不弘毅”，并作为座右铭。
1925年6月，孙立人从普渡大学毕业，获得工程学士学位。这时他从军的热情再度爆发并再也压抑不住：通过中国政府保送，他进入有“南方西点”之称的美国弗吉利亚军事学院。
弗吉利亚军事学院（(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简称VMI）创立于1839年，位于美国弗吉利亚州莱克星顿市，课程以工程为主，旨在为军队培养优秀军官，二战时期的美国名将马歇尔、巴顿、史迪威等均出自该校。
弗吉利亚军事学院以管理严格闻名。当时有一传统，即新生入校要受严格的管教，而管教的方式就是老生以打人来教育新生养成服从和规范，绝对服从，绝对尽职，绝对诚实。但由于有父亲“弘毅”的教导，孙立人根本没有把这些严苛的规矩放在心上。
军校承认孙立人在普渡大学取得的学分，所以他入校即直接读三年级，并于1927年夏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弗吉利亚军事学院给孙立人的毕业评语是：禀赋优异，超越同侪。他不多言，但仁慈温顺，尊敬长官，对人诚实友善……有男儿志气，肯负一切责任，我们坚信他将成为一位卓越的军人。
孙立人于美国弗吉利亚军事学院毕业纪念册上的照片及评语。
弗吉利亚军事学院对孙立人的这一评价，十几年后即在缅甸的战火硝烟中得到证明。
孙立人也觉得在军校收获很大。“我在弗吉利亚军校两年，在学科方面对于战史及战术作业最感兴趣，同时我也将我国的孙子兵法介绍给同学，他们也都感到很有兴趣。自认为最有益的，却是把那种的训练，以及千奇百怪的苛虐，将我的性情磨炼下来。”
领军税警总团，淞沪会战重伤
美国学成之后，孙立人毫不犹豫地选择归国，并在一番历练之后迎来了他轰轰烈烈的军事生涯。
不过，刚走出校园的孙立人并不是急匆匆地回国建功，而是在时任中国驻美大使施肇基的鼓励下，利用回国时机，绕道游历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瑞士、奥地利、捷克、波兰和苏联等国，考察诸国军事设施，为自己将来统兵增长见识，开拓视野。
1928年6月，孙立人抵达大连，再坐海轮经上海回到家中。面对父亲，他坚定了执着于军事的志向，并拒绝了孙熙泽托老乡冯玉祥将军照顾的好意，走上了靠自己闯荡军界的道路。
现实中的中国军界极为复杂，政治派系纷繁其间。孙立人虽曾先后投奔长沙骑兵团、中央党务学校、陆军教导队、宪警教导总队、海陆空三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等军事单位，并被其中一些机构重用，但面对其中的党派纷争和旧军阀气息，他一次次选择离开。
作为一位同时深受中国士子文化和西方现代军事教育影响的职业军人，从军报国，他要的是正道直行。
恰在此时，他听说宋子文在组建税警总团，而同样有美国教育背景的宋子文对他也很欣赏，遂任命其为特科兵团（后改为第四团）上校团长。
税警总团的主要职责本是维持国民政府财政部的征税秩序，但孙立人的眼光却从未局限于此。
带兵之初，他就开始给官兵们灌输这样的理念：“日本人有侵吞中国领土的野心，希望全体官员要立定决心准备抗日。参加税警团不是仅来抓走私的盐贩子，我们应该是一支卫国的部队，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念，我们要上下一心，苦练本领，勇敢善战，随时准备迎击日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有感于当时日本虎视眈眈的局势，孙立人觉得一支军队必须有卫国意识，有军魂引领。
于是，他请父亲孙熙泽为部队写了首歌词，请音乐家应雪痕谱曲，以此作为第四团军歌来凝聚军心。歌词的主旨是号召官兵为民保障，为国栋梁，矢志救国，效命疆场。为了达到这一切实现这一切，每位官兵都要卧薪尝胆，锻炼筋骨，提倡道德，牢记规章。
孙立人父亲孙熙泽为税警总团第四团所作军歌，其后成为新一军军歌。
这首军歌内涵丰富，旋律铿锵激昂，振奋人心，故而从第四团开始，一直唱到中国远征军新38师，唱到新一军，从淞沪战场唱到滇缅边疆。
孙立人还特别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他十分珍惜官兵的生命，体恤士兵如兄弟。在他眼中，那种平时不努力训练部队，到战时就强令士兵作战的行为，等于平白葬送部队葬送士兵的生命，是最不可宽恕的事。
这一背景下，孙立人开始了他军事生涯中的第一次练兵。
练兵地点位于江苏海州南离市区20多里的一块地方。那里农户少，不扰民，濒海靠山，山是丘陵地带，海边是一片没有耕种的荒野，具有班、排、连各种战斗演习所需要的地形。近海，可以练习士兵游泳，既锻炼身体，又熟悉水战技巧。
训练士兵，孙立人的第一步要求，是每个士兵必须有强健的体魄。他首创军中体育，既然近海，就把每个士兵都练成“蛟龙”。为了磨练耐力，他提倡官兵平时“打赤膊”，而他自己平时就喜欢这样参加到士兵运动中来。
射击和搏击是一个士兵的基本功。为了激励士兵精于射击，孙立人特设射击技术竞赛，每年终全团举行一次实弹射击考试，若连续几年都得到奖金，除按规定每月领取奖金并颁发奖章外，在升迁上也给予优先。全团练习射击蔚然成风，水平大幅提升。
野外拉练可以综合训练并实际考验每个士兵的各项技能。先是不配备武装，继是全副武装，再是夜间战斗行军，同时赋予搜索警戒等任务，最后进行战备行军综合训练。休息一天后再实施又一轮的训练。
如此高强度周而复始地训练，虽然让官兵们叫苦不迭，但孙立人却也同官兵日夜同行，吃同样的苦，行同样的路，官兵们并无怨言，并让他们觉得跟孙立人跟对了。其中不少人，从此一辈子跟上了他。
事实证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将军和这样的训练，税警总团第四团才能在即将到来的淞沪会战中敢于攻坚，打出气势，重创日军。
1937年8月13日，日军登陆上海，艰苦卓绝的淞沪会战爆发。
9月28日，在淞沪战役最为紧要的关头，税警总团被调往上海参战，负责守卫蕰藻浜、大场和苏州河南岸。
大场战斗后，税警总团的两个支队司令何绍周和王公亮因指挥不力而被免职，而孙立人则相反地因战绩突出被擢升为第二支队司令，指挥四、五、六三个团。
在孙立人的有力指挥和第二支队的坚守下，日军被阻挡在苏州河北岸一个多月不得前进，焦躁的同时采取了更为疯狂的进攻措施。
11月3日拂晓，日军大举偷渡苏州河，孙立人部激战8小时将日军赶回，但日军趁机架设的浮桥未遭到破坏，随时可以再次渡河。当晚，孙立人带人趁夜色欲破坏浮桥，不想被日军发觉并遭猛烈炮火袭击，全身被炸伤13处，奄奄一息，昏迷三昼夜。
孙立人旋即被送到租界上海体仁医院。为了保护他，宋子文亲书手令贴在病房门外，不允许任何人探视，并吩咐要尽最大努力进行抢救。
最后，孙立人被抢救了过来。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前夕，宋子文又派其弟弟宋子安亲自护送孙立人去香港，住进跑马地养和医院，请名医李树芬悉心诊护。
孙立人事后对家人说，那三天好像一直在飘荡，但记得老太爷（指父亲孙熙泽）常常来喊他去吃药。
1938年2月，孙立人虽然才能下床艰难行走，但仍执意返回内地。他向往前线。
淞沪会战伤愈后，回到长沙收容旧部的孙立人。面容消瘦，病容犹在。
仁安羌救援大捷，一战登上核心舞台
孙立人的下一个前线，就是他和新一军立下不世功勋的中国远征军印缅战场。
开赴缅甸之前，孙立人先后在长沙和贵州都匀展开了他的第二次大练兵。
淞沪战役后，税警总队余部被胡宗南收编。得知孙立人来到长沙，孔祥熙决定再组财政部盐税总局缉私总队，并交由孙立人组建。后因武汉失守，缉私总队奉命从长沙移驻贵州都匀。
有了海州练兵的经验，都匀练兵的体系设计更为完备科学，实施政治教育，灌输爱国思想，孙立人还提炼军歌中的“义、勇、忠、诚”作为军训；突出山地、森林作战和武装泅渡训练。
后续的战场实践证明，孙立人此次练兵思想和方式的革新，对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收到了立竿见影之效。
就在练兵初成此时，国民政府正在调派入缅远征军，但兵力不够，又无法再从前线抽调其他部队，美英考察团提出将缉私总队改编为远征军，并称赞孙立人的练兵之道与缉私总队的战力。于是，缉私总队第二、三、四团被编为国军第66军新编第38师，总队部人员及其直属部队，编为师部人员及师直属部队，孙立人担任师长。
改编后的新编第38师，约11000人，实际到达缅甸约9000人，师长孙立人，副师长齐学启、唐守治，参谋长张炳言。
新38师作为第66军先头部队，于1942年3月27日开赴缅甸。蒋介石4月5日在梅苗召见孙立人，令其担任曼德勒卫戍司令。
所有人都未曾料到的是，仅仅两周后，一次由孙立人指挥并使其一战成名的经典战役就迅疾到来。
孙立人刚到曼德勒，日军西线部队第33师团就于4月17日将英缅第一师和英装甲第七旅共7000多人包围在仁安羌，其中还包括约500名传教士和新闻记者。
仁安羌在缅语中意为“油河”。日军如夺取仁安羌，就不仅切断了在缅甸作战的中英联军的油源，也将大大改善其自身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的油料供应。而从当时的战场形势看，仁安羌处于平满纳西北方向100多公里，日军完全可以拦腰斩断平满纳与曼德勒的铁路，向南构成对中国远征军第5军的反包围，向北直接进攻曼德勒，直取远征军司令部新驻地漂背。
17日中午，英军斯利姆将军向中方求援，要求新38师第113团马不停蹄赶往仁安羌解围。
孙立人也立即从曼德勒开赴前线，他赶到时，第113团已趁敌不备拿下拼河北岸。
孙立人一边抓紧时间派出搜索队，迅速肃清北岸残余日军；一边派出情报队，趁天还没大亮、有雾以及混乱，混过河去，对敌人兵力和阵地进行侦察。
斯利姆也跟随到了前线。接下来的大半天时间里，为确保最佳战机，孙立人三次回绝了斯利姆的焦急请求。最后一次他在电话里向被包围的英军将领斯高特坚定表示，“中国军队，连我在内，纵使战到最后一个人，也一定要把贵师解救出来。”
经过缜密侦察，孙立人向113团团长刘放吾下达了作战命令，19日拂晓进行攻击。
激战持续了十三个半小时，日军前沿阵地在几易其手后，最终还是在新38师的强大攻势下放弃阵地。
新38师第113团仁安羌激战。
仁安羌一役，日军遗尸1200多具，113团牺牲204人，伤318人，伤亡几占全团人数一半。
仁安羌大捷缴获的日军军旗。
当天傍晚，英缅军在第113团的掩护下渡过拼河北撤。他们走过113团阵地时，许多人热泪盈眶，有的甚至走上前来与中国官兵热情拥抱。
新38师在仁安羌以寡救众，以少胜多，一扫英美军人对中国军队的蔑视，打出了军威，也打出了国威。就孙立人来说，其智勇兼备，沉着果断。更重要的是，他心中有这样一条军事指挥理念：一定要把握最有利的时机，给敌人以精准勇猛的打击。
仁安羌一役，展现出了孙立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一战使之登上了抗战军事的核心舞台。
仁安羌大捷也是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来第一次主动进攻日军取得的重大胜利，给危急之中的缅甸战局带来了一丝生机，轰动中、美、英三大盟国。为表彰孙立人及 113团在仁安羌战役中解救英军的重大战功，英王乔治六世向孙立人颁发了“帝国司令”勋章，孙立人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外国将领。
史迪威代表美国总统罗斯福授予孙立人丰功勋章。
此外，孙立人还获得了中国的四等“云麾勋章”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丰功勋章”。新38师副师长齐学启、参谋长何钧衡各记大功一次，113团团长刘放吾和各营营长也分别获中、英两国政府嘉奖。
1992年4月11日，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美国芝加哥会见刘放吾，感谢他当年率部解救英军。
然而，由于中英两国在缅甸战略目标的不一致和中英联军指挥体系的紊乱，尽管取得了同古保卫战和仁安羌大捷等局部胜利，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仍是以失败告终，并付出了伤亡惨重的巨大代价。
为最大可能地保护部队有生力量，在远征军失利后撤时，孙立人拒绝了时任远征军副司令长官杜聿明经缅北野人山撤回国内的命令，转而向西撤往印度兰姆伽。
远征军200师和第28师在野人山的遭遇，证明孙立人的决策是正确的。同为黄埔军校出身的200师师长戴安澜，就是因为坚决执行其长官杜聿明的命令，而导致包括其自身在内的200师数千官兵大部葬身野人山。戴安澜也因此成为在缅甸战场殉国的国军最高军衔将领（少将）。
迂回战术和扫荡战法，“丛林之狐”享誉全球军界
撤往兰姆伽的孙立人新38师，与新22师及随后空运至此的补充兵源一起，被改编为中国驻印军，并在兰姆伽展开练兵，准备反攻缅甸再次打通滇缅公路。
兰姆伽练兵，也是孙立人军事生涯中的第三次练兵。
这次练兵，在美军所作计划外，孙立人又自主增强了一些训练安排。
缅甸的热带丛林，一到雨季，到处激流纵横，孙立人认为士兵们光会游泳是不行的，还必须接受武装渡河训练，同时要加强体能训练和夜间作战训练。
因正面防守缅甸的日军第18师团有“丛林战之王”之称。经过长时间休战，日军已修筑很坚固的堡垒，拉锯战、持久战将是不可避免之事，故孙立人对体能和夜战训练十分重视。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高强度训练，1943年3月，新38师进入野人山，开始了野人山拓路战。
10月29日，经过8个多月恶战，新38师打出野人山，第112团还迅疾占领了胡康河谷的北大门新平洋。这意味着中国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第一枪已经打响，并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对日本地面反攻的序幕。
缅北反攻分四个时段：胡康河谷之战、孟拱之战、八莫南坎之战及收复腊戍等。
缅北滇西作战要图。
四个时段中，孙立人的新38师均是主力部队之一，而这期间，他的丛林迂回战思想也被运用得淋漓尽致，并取得了卓越战果。
孙立人为何要用迂回战术？这与缅甸的地理特点和日军的防守部署密切相关。
当时，敌我双方的总态势是利守不利攻。北半球的山岭往往是北峻南缓，日军此时已经占领两年，又判断中国军队会从缅北过来，而一年多时间里中美联军开筑雷多公路也证实了此点。日军工事不仅修得相当坚固，而且全是针对北方。
孙立人却于此不利中发现了有利和战机。他认为，这种环境使得日军一开始就失去了主动，把自己置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敌人的据险扼守，层层设防，看起来十分吓人，但实际上分散了兵力，给中美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使敌人兵力的总体优势，变成了局部劣势。随着敌军一股股被消灭，最后总体也就失去了优势。
于是，孙立人受孙子兵法所谓“以迂为直”的启发，决定对日军采取迂回战术，以达到“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的战略目的。
胡康河谷之战是孙立人在反攻阶段的首次迂回。新22师正面猛攻，孙立人则率领新38师迂回到瓦鲁班，斩断其退路。1944年3月8日，日军第18师团司令田中新一只得带着残兵逃走。
3月15日，孟拱河谷战役打响，此战中的西通之战堪称孙立人迂回战术的经典战例。
孟拱河谷是孟拱河两岸谷地的总称，全长约230里，被南高江劈成东西两岸，分布着马拉关、加迈、西通等重要市镇。
从瓦鲁班逃出的田中新一，在加迈站住了脚，开始收拢部队，利用地形层层设防，阻击中国军队。
如果就这样按部就班层层打下去，不仅可能打成胶着战消耗战甚至是伤亡战，而且可能延误战机给日军以喘息之机。
能不能还实行迂回战法，以打破日军的铁壁防守？
依据孙立人自己的回忆，5月19日，“我部攻击一个山头，从打死的敌军官身上，搜得一封信，经判别后确定其真实，并判明两点：第一是当面之敌，因为伤亡重大，兵力已全部用于第一线；第二是部队疲惫，士气消沉。基于这一判断，我认为可用一团奇兵，去袭击敌军后方西通。”
20日上午，孙立人回到前线指挥部，将奇袭任务交给112团。
因是奇兵偷袭，行动必须绝对秘密，所走的路尽是悬崖绝壁人迹罕至之处，重兵器自然不能携带，也不能燃火烧饭，每人只能随身携带四日份的干粮。
行动的第二天，天就下起了大雨。虽然部队的行动更加困难，但112团仍然提前一天赶到了西通。
在空投弹药与山炮的支援下，攻占了西通的112团随即向公路两端展开，至27日占领公路沿线达4公里，并摧毁了日军在当地的所有通讯联络运输补给指挥机构。西通是日军在孟拱河的物资总屯积区，到29日，112团即缴获日军155毫米生榴弹炮四门，满载械弹的大卡车75辆，骡马500多匹，粮弹仓库35座，汽车修理厂一所，弹药粮秣不计其数。
西通偷袭的成功，不仅使孟拱河谷日军的粮弹大部为中国军队所有，加迈至孟拱的交通线更是被新38师完全切断，加迈及其以北地区的日军，统统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日军从加迈至马拉关60多里的坚固阵地，也开始从根本上动摇。
如果把日军从马拉关到孟拱的阵地比作一字长蛇阵，加迈是蛇头，孟拱是蛇尾，西通则是它的七寸，112团恰好掐住了它。这条大蛇开始被断成两截，剩下的仅是徒然挣扎。
当时有人评价，西通的孤军奋战，对于中国驻印军全军以及全战役都有决定性的影响，某种程度上看这一说法并不为过。
西通之战后，不仅孙立人对迂回战术屡试不爽，其他部队及更大作战单位也常借鉴这一打法，以及孙立人后来新创造出的“扫荡战法”。
1945年1月28日，中国驻印军与滇西远征军在中缅边境的芒友坝子胜利会师，中缅印公路和油管实现彻底贯通。3月30日，新一军第50师攻占了曼德勒东北的乔梅，胜利结束缅北反攻的所有作战任务。
芒友会师，卫立煌（左）与孙立人两位抗日名将紧紧握手。
此前的1943年2月，蒋介石在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下增设新编第一军的编制，将新38师和新22师从第66军和第5军中划出，拨归新一军建制，以郑洞国兼任军长，孙立人为副军长兼任新38师师长，廖耀湘仍为新22师师长。
史迪威（中）、孙立人、廖耀湘（右）在缅北前线商讨军情。
及至1945年3月，中国驻印军已经增加到5个师，除了原新一军的两个师，第14师、第50师和新编第30师也来到了缅北战场。为理顺建制，统筹战力，打下密支那后，根据中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以新22师和新38师为核心，将这5个师编为两个军：新编第一军和新编第六军。新一军军长为孙立人，辖新38师和新30师；新六军军长由廖耀湘升任，辖新22师、第14师和第50师。
至此，深深镌刻着孙立人印迹的国军新一军番号正式打响，孙立人也走上了其职业军事生涯的巅峰。比照“沙漠之狐”德军元帅隆美尔，孙立人也开始以“丛林之狐”的名号享誉全球军界。
综观前后两期攻势作战，新一军先后击溃日军第二、第十八（曾补充15次）、第四十九、第五十三、第五十六等五个师团和三十四独立旅团，及其他特种兵部队（共 17万多人），占日军缅甸方面一半的兵力。歼敌33082人，其中包括两个联队长；伤75499人，俘虏大尉以下官兵323人；缴获步枪7938支，轻重机关枪643挺，大炮186门，汽车552辆，火车头及车厢453节，坦克车67辆，飞机5架，占领仓库108所，获得金属器材两万余吨，占领公路646 英里，铁路161英里，解放被日军占领区域5万平方英里（近13万平方公里）以上。
对于中国远征军特别是缅北反攻的重大历史意义，2014 年9月1日发行的《人民日报》曾如此评价：这是中国“支持周边国家抗日，努力承担大国责任”的体现。中国军队的海外作战是盟军反法西斯作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而独特的一页。从1943年末开始，以中国驻印军为主体，盟军发起缅北反攻作战。这一作战也是盟军在亚洲大陆的最早反攻。它不仅打通了中国与盟国间的交通线，也从战略上给印缅战区和太平洋地区的盟军以巨大支持。中国远征军的海外作战，大大缓解了太平洋战场反攻的压力，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有力地支援了对日作战和东南亚人民的抗日斗争。
这一评价，其中也包含着对孙立人率领新一军反攻缅北取得胜利的肯定。
具体到孙立人身上，可以说他打响了中国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第一枪，特别是缅北反攻首战所取得的胜利，巩固了中国当时刚刚争取来的大国地位。他还是歼灭日军和收复失地最多的正面战场将领，一个个以少胜多、以较小代价歼灭更多日军的经典战例，特别是与正面战场许多“惨胜”的战例相比，尤其令人钦佩。
受累“匪谍罪”被软禁33年，病逝20多年后获平反
物至极必反。因性情耿直，“不懂政治”，特别是其美国军校出身，始终得不到蒋介石的充分信任并受到黄埔系打压排挤，缅北战役一结束，孙立人就开始走向下坡。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不久，孙立人又因对下属“匪谍罪”失察而被逼辞职，此后一直被软禁到1988年蒋经国去世才得以恢复自由。
缅北战役后不久，应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邀请，1945年5月至7月，孙立人从印度加尔各答飞赴欧洲，考察和观摩欧洲战场，以便为将来中国战场中美军队的对日协同作战进行参考。
1945年8月，新一军筹划反攻雷州半岛，迅速打通海口，接应美军登陆。就在此时，日本宣布投降，新一军的任务变成驻防广州、东莞，占领香港，警戒广九铁路沿线及以西地区，并接受日军投降。
9月16日，国民政府在广州举行华南日军投降仪式。就是在这个仪式上，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孙立人献上了他那把有着600年历史的日本皇家传国指挥宝刀。
受降典礼一结束，孙立人立即着手筹建新一军公墓，公墓选址广州白云山麓马头岗之阳。
为修建公墓，孙立人动员全师官兵捐出一个月的薪饷。新一军有三个师外加一个直属单位，合共5万多人，每人捐出一个月的薪水，向广州市地政机关购买了马头岗10.05公顷的土地。得知修建新一军牺牲将士公墓，广州一众贤达又主动捐献了约合35.5公顷的建设用地。
1947年9月6日公墓落成，孙立人主持公祭大典。他臂缠黑纱，胸佩白花，神情凝重地站在碑前宣读祭文：“余忝长军奇，于奏凯归来，招魂随旆，同返中原，永享春秋，长安窗梦。追忆患难之情，思英灵而何极，悠悠天地，可与垂庥。”
抗战胜利后，孙立人在广州建立新一军阵亡将士公墓，公墓纪念碑上的雄鹰标志是新一军军徽。
孙立人还为安葬在此的4543名新一军烈士送上了挽联，联书：“立马望南方，故垒迷离，每怀野火残烽，战血长随伊水碧；提师归故国，疮痍满目，忍看孤儿寡妇，忧思独共白云深。”
在公墓纪念塔东侧，孙立人也为自己预留了一块长3米宽1.5米的墓地。他曾留下遗言，“死后不进国家忠烈祠，要与印缅抗日战亡将士葬在一起。”
公祭仪式也是孙立人以新一军原军长的身份，在大陆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此前，因与时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也就是他在缅甸时就曾拒绝执行其命令的杜聿明意见不合，孙立人被蒋介石解除新一军军长职务，从此正式远离一线战场，再未踏足。
新一军军长职务被免后，蒋介石以孙立人“打仗不行，练兵还行”的理由，任命孙立人为陆军副司令长官兼陆军训练司令官，派到台湾凤山训练新军。
这是孙立人一生中第四次练兵，也是最后一次。
孙立人还是一如既往地用心。短短四五年，他共训练军中干部达466342人，比较全面地培训了去台各方面的军官，稳定了军心，适应了当时两岸军事对峙形势的需要。
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日趋没落，蒋介石开始加强台湾的统治。
1949年8月，孙立人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司令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
不过对使用孙立人，蒋介石一直心存疑虑，他在日记中写道：“对任用孙立人为台湾防卫司令，亦颇费心力，此乃用之政策，属辞修（即陈诚）信任之。”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复行视事，任命陈诚担任“行政院长”，周至柔为“参谋总长”，桂永清为“海军司令”，王叔铭为“空军司令”，孙立人升为“陆军总司令”，掌握台湾军事大权。
来台后，经蒋经国提议，蒋介石同意在军中推行任期制，两年一个任期。两年后的1952年，孙立人继续担任“陆军总司令”。
孙立人将“陆军总部”与“台湾防卫司令部”合二为一，兼理台湾防卫事务。
1954年，因两蒋对孙立人的猜忌日益加深，孙不能再担任“陆军总司令”，被调任“参军长”。
最终，因台湾局势的变化特别是两蒋对其的猜疑达至顶点，也是为了巩固手中权力的需要，孙立人于1956年因对下属“郭廷亮匪谍案”负有失察之责，被逼辞去“参军长”职务，并于当年8月开始被限制行动自由。
孙立人未曾料到，自己戎马近30年却换来了这样的结果，更未料到的是，他这一被软禁就是33年。
也许是他的遭遇太不公道，被软禁前后，命运开始从另一方面补偿孙立人：天道人伦。
早在1919年，孙立人就由父辈安排，同在北京任职的合肥举人龚师彦的女儿龚夕涛结婚。时值“五四”新潮汹涌之时，男女青年向往自由恋爱结婚，孙立人胸中自然也充溢着美好的向往。但那一代人仍肩负着传统的负担，当传统裹挟着亲情而来，他们只能妥协。孙立人虽心中不甘，但也只能在婚后“逃”回学校，龚夕涛也一直未能生育。
十多年后，在宪警教导大队任职期间的1930年10月，孙立人还是冲破了父亲的阻拦，在上海和张晶英结了婚。
但孙立人和张晶英结合后，也一直没有子女。张晶英认为这是自己的原因，于是一直想着如何补偿对孙立人的“亏欠”。
孙立人初来台湾练兵时，陆军训练司令部在屏东中山路替他找了座西式洋房作为公馆，又找了位漂亮的乡下姑娘张梅英来替他料理家务。
张晶英1948年底来台后，一直住在台北南昌街的孙公馆，并一心沉迷佛法。为弥补孙立人的“遗憾”，她和张梅英结为姐妹，并由其做主把孙立人和张梅英撮合到了一起。
1952年，孙立人和张梅英结合。当年，孙立人的长女孙中平出生。
就在“郭廷亮匪谍案”发生后不久，孙立人长子孙安平出生。此后，张梅英又为孙立人生了一儿一女：次子孙天平，小女孙太平。四个儿女的名字寄托着孙立人“中国安定，天下太平”的美好愿望。
孙立人四位后人的具体情况是：
长女孙中平，1952生，美国康乃尔大学材料工程博士，现任职于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职务为副总经理。
长子孙安平，1955生，台湾清华大学物理学硕士，美国南加州大学材料工程硕士。现任职于美国硅谷。
次子孙天平，1957生，美国维拉诺瓦大学电子计算机工程硕士，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现任职于台资企业汉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职务为区域总监。
小女孙太平，1958生，美国杜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研究。现任职于杜克大学，职务为教授。
自1956年至1988年，孙立人被台湾当局软禁33年，直至蒋经国去世才得以恢复自由。
这30多年里，原本征战沙场的“丛林之狐”被困在台中寓所。失去自由的孙立人，只得把他的全部精力，都寄托在教育子女和养花种树上。
孙立人从军后，其原配夫人龚夕涛在老家一边伺候公婆，一边帮助他们料理家务和田产。抗战爆发后，龚夕涛也参加了抗日运动，曾任合肥青龙场妇女抗日动员会理事长，动员妇女组织起来支援抗日。新中国成立后，龚夕涛同其兄龚意农生活在一起。中共安徽省委原书记曾希圣曾提出把龚夕涛安排到省文史馆担任馆员，被龚意农婉言谢绝。1981年2月，龚夕涛在合肥病逝。
得知龚夕涛去世的消息后，孙立人十分悲痛，他说：“我一生没有做过违心事，就是亏待了前妻龚夕涛。”他和张晶英、张梅英商议，将长子孙安平过继给龚夕涛，承祧为嗣子，又于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在台北善导寺请法师连续三天为龚夕涛诵经念佛，超度亡灵，同时要孙安平祭拜龚夕涛。
恢复自由后的孙立人已达88岁高龄，身体开始衰弱。1990年11月19日，孙立人在台中的家中安详离去。
12月8日，孙立人公祭仪式在台中殡仪馆举行，祭拜者一万余人，场面极其隆重悲戚。蒋宋美龄敬献花圈，陶百川书写了“忠义昭著、公道伸张”八个大字，一群大学教授打出了“中国军魂”的挽幛。新一军旧部，第四军训班、幼年兵总队官兵及学员生，均行跪拜礼。
2010年，在以故居为基础修建的孙立人将军纪念馆揭幕式上，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一番“怀着感恩和歉疚”的谈话，被台湾舆论解读为孙立人在形式上正式平反。
2014年7月，台湾地区监察机构又通过公布“郭廷亮匪谍案”调查报告，间接为孙立人平反。
从名义上看，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孙立人终于获得了清白。
孙天平告诉澎湃新闻，一次与父亲单独散步时，他曾问过父亲，“回过头来看，假如当初有机会，是否会真的取蒋介石而代之？”
“他沉思了很久，但一直没有回答。”孙天平说。
（本文除地图外其他图片和主要史料均来自安徽省政协文史研究室副主任陈劲松拟出版新书《孙立人画传》，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