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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共中央对高层领导人实行战备疏散。临走时，他拿起照片讲：“现在这里面的人，死的死了，倒的倒了，即便还在工作的，日子也不好过（他指的是许世友）。”本文摘自2010年第23期《文史参考》，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原题为《心胸坦荡的陈毅元帅》。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陈毅（图源：VCG）
陈毅自责有犯大错误的“经验”
“文化大革命”前期，我随8341部队去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支左。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不定期的下车间参加劳动外，主要任务是了解厂情、整理资料和对外宣传。1968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局长的汪东兴，第一次来厂检查工作时，在军代表会议上宣布：“陈毅同志这次来南口厂搞调查研究是中央安排的。他是一位老同志，对搞调查研究很有经验，大家要支持他的工作”。陈毅当即站起来轻轻地鞠了一躬，说道：“哪里有什么经验，我有犯大错误的经验。来工厂是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当然也向在座的各位学习，我会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说着说着，他的眼圈红了，激动得几乎哽咽起来。此情此景，使人相当尴尬，我心里更不好受，他毕竟是我很熟悉的一位老首长啊！
至于陈毅下来的原因，汪东兴没有多讲，不过我们猜想可能与“大闹怀仁堂”、“二月逆流”有关，后来汪东兴在军管会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谈到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一些情况时，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1967年2月，由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以前的军委会议上，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为主要代表的副总理、元帅们，对中央文革(专题)别有用心的人诬陷老干部、乱党、乱政、乱军的种种恶劣做法，进行了旗帜鲜明、强有力的斗争。特别是在中旬一次碰头会上，谭震林发言时竟激动得站了起来，大义凛然地说：“我从井冈山上开始，跟毛主席干革命，历尽艰辛，毫不动摇，一直跟了40年。现在你们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搞得这个样子，我不明白到底是安了什么心，这样下去，我是跟不上了，只好不跟了……”很快，善于政治投机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记录》，经与江青策划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结果可想而知，这些老同志挨了严厉的批评。之后，陈毅被取消了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发言权，下放到南口厂搞调查研究，不过还算幸运，保住了“老同志”的尊称，没有像谭震林那样，隔离反省，被赶出中南海(专题)，遭受多次批评斗争。
但愿“害中取小”
南口地处城北，靠近山区，除了一个有3000多名职工（包括技校师生）的机车车辆厂外，全镇仅有一条简易小街，比较清静、封闭。陈毅的到来，许多职工觉得好奇，各种议论不少，有的说：“他是搞军事和外交的大人物，来这里看厂房、机器、工人，不靠边。搞什么调查研究，摆摆样子，走马观花而已。”也有的说：“他历史上同刘少奇关系密切，交情很深，运动来了，刘少奇出事，他还有好果子吃？”更有甚者说：“为什么到处有两派？我们厂里有两派。原因很简单，就是掌权的，要保权；无权的，要夺权。一个想要，一个不给，能不打架吗？陈毅属于当权派，但斗不过中央文革那些有后台的无权派，被赶下来了。”
对于这种群众中的自发议论，军管会只是听听而已，不予干涉。不过有一次是个例外，那是陈毅进厂10天后的一个中午，我陪他到职工食堂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有几个小伙子端着碗，故意乐哈哈地挨着我们坐下，其中一个有礼貌地叫了一声“陈毅同志，您好”之后，立刻要求解答“二月逆流”是怎么一回事，另外两个也乘势附和着。这一举动，来得突然，我很被动，而陈毅则迅速做出回答：你问的事，我知道一些，在这里告诉你，有些不方便，大家都在吃饭，人多噪音大，讲话听不清楚，我看吃完饭你到大楼二层档案室来，我同你谈好不好？（档案室是我的办公室），小伙子见军代表比较严肃，便站起来说：“有空去，没空就不去了。”
军管会领导，为了保证陈毅调研工作正常进行，召集厂里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和家属代表共20余人开了一个集欢迎和通报性质的座谈会。会上按文件精神讲了一些“二月逆流”和“大批判”等问题外，着重要求大家理解中央的安排，为陈毅工作提供方便和必要的安全保证。
陈毅也发了言，他说：“南口厂由8341部队实行军管以来，你们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停止‘内战’，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生产上去了，生活安定了，我为你们取得的成绩高兴，广大工人不愧为生产劳动、创造财富的实践者，也是工厂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者。你们比我高明，是我的老师。我在上面时间久了，思想僵化，跟不上‘破四旧’的新形势，既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又要在领导岗位上工作，所以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甚至很大的错误，大字报上‘陈毅是二月逆流的急先锋’，就是对我错误的严厉批评……”在座的代表们个个都睁大眼睛看着陈毅，还时不时地连连点头，表示赞同。轮到自由发言时，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不知不觉竟讲了陈毅四条优点：一、不带警卫员；二、不带秘书；三、自己提着小板凳参加车间工人学习会；四、坚持到职工大食堂吃普通饭菜，用的是水泥桌子，坐的是水泥的凳子，这把年纪，天气又冷，多让人感动啊！散会时有两位职工代表上前紧紧握住陈毅的手，动情地说：“我们相信，您会在‘害中取小’的。”
时年，陈毅已是66岁的老人了，但工作起来，依旧干劲十足，雷厉风行，几乎每天都是上午九时进厂，下午五时回中南海。他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约查阅工厂相关资料20余份，参加工人班组学习会10余次，邀请各类人员座谈8次，找军代表个别交谈的就更多了。后来陈毅是什么时候向中央递交正式调查报告的，南口厂军管会和军代表全都不知道，当然，也不应该知道。听到此事的时间，是汪东兴第二次来厂，他在少数人会上对我们说：“前些日子，陈毅同志向中央递交了调研报告，中心意思讲了三个好，即：南口厂解放后比解放前好；‘文化大革命’后比‘文化大革命’前好；8341部队进厂后，比没有进厂前好。毛主席近日看了他的报告，基本同意，但未作批示。”别的再没有细说。
多数人认为：到底是在中央工作多年的老首长，有思想、有水平。也有的怀疑：是不是重压之下的软服？希望不是违心话。然而于我，总忘不了那次座谈会上，两位代表致陈毅“害中取小”的赠言。
在离厂前夕的日子里
自从我们知道了毛主席对陈毅的表态后，都替他松了一口气，他本人也随即变得活跃起来，虽然还是每天到厂，但中午饭已不再去大食堂吃了，改在办公室，一小盒饭菜是从家里带来的，还自备了一只小电炉，简单、方便、可口。由他主持的调研会不开了，但阅读“支左”简报和同军代表聊天的次数多了，缩小了等级距离，似乎成了一般同志关系。有时他也去车间，但已不是参加工人们的班组学习了，而是以看望大伙和参观、考察的心情，听取新设备和新产品的出厂情况。一次，当他参观到因战备需要，经上级批准专门生产半自动步枪的车间时，兴奋不已，还特地请来军管会副主任，8341部队后勤部部长韩二和及几个相关军代表，详细询问了枪支图纸、特种钢材的提供单位；人员的技术状况，年龄结构；车间的安全、保密制度和成品枪支的检验程序等等。大家如实一一作了汇报，在谈到个别枪支连发到3500发子弹，卡壳不能用时，他笑了笑说：“一口气要打完标准数7000发子弹，人都有点吃不消，哪有百分之百都是好的？一个民用工厂，说要生产枪支弹药，就能生产出来，多么可贵的应变能力啊！”
陈毅要离开南口厂的前一天，又把我叫去问了一些关于各地来厂学习“经验”的情况（包括外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在中国上学的孩子们），当我汇报到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南口厂军管会反复宣传的“敌我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这个问题时，他忽然打起手势，叫我停住：“能用实际例子讲得更清楚一些吗？”“能。”接着我说：军代表进厂当天，发现地下室关押着30多名本厂干部、工人。据造反派头头介绍：被关押的人，都属于“敌我矛盾”，要他们交代问题，所以关起来，实行专政。第二天人事部门交出一份专供来厂外调人员用的《政治审查》名册簿，上名册的100多人，除了填写着这样那样的具体问题外，政审结论一律都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字句。为慎重起见，军管会反复查问有关负责人，被关押的，有无新的破坏活动或犯罪行为？回答很干脆：“没有。”“既然没有，就不能随便剥夺人家的民主权利，应立即放出来，并允许回家或上班。”头头们急了：“不是明明写着属于敌我矛盾吗？现在是搞“文化大革命”运动，敌我矛盾，就得专政！”原来如此。事情很快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经过连续数天的走访、调查、谈话、请示、学习，迅速取得一致意见：这是一个执行和落实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政策问题。按照他们的做法，暂不论事实真伪或大小，在个人档案卷宗里，存着“敌我矛盾”或“历史反革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政治结论。表面上看似乎清楚、正确，实际上含糊得很，极难准确把握。运动一来，在“宁左勿右”的思想影响下，多数人只看前面一句“敌我”，不管后面一句“人民”。性质更严重的，是这些人的家属、孩子、甚至亲朋好友，在入党、入团、提干、参军、报考大学等方面，都要受到严重的不利影响，有的甚至会受到终生影响。因此，我们对外宣讲时特别强调：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敌我矛盾是可以转化的，转化了的对象，就是享有人身自由、民主权利的人民。
陈毅听罢便问：“你们不怕会犯右倾错误码？”“不怕，这是毛主席说的，我们只是敢公开地、大胆地重复几句罢了。”他点点头，笑着又说：“小张，你们军管会很有胆识，会抓住重点，工作细致，真是一批紧跟中央、紧跟毛主席的革命战士。你也锻炼得不错嘛，在中南海里，你是招待服务人员，在这里，你是会做一些工作的军代表。送你一句话，‘勤奋学习，小可为上’。”我立刻站起来表示：“谢谢，我终身铭记。”
平静离别中南海
陈毅回到中南海后，在党的“九大”会上，虽被选为中央委员，保留着原来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职务，但未能进中央政治局，这就意味着他已正式从党中央高层退下来了。忙了一辈子的他，在家里清闲了半年，由于中苏关系已恶化到“说打就打”的程度，所以中央主要领导人和一些老同志，不得不进行战略疏散，陈毅也是其中之一。其时仍住在中南海内的朱德、李富春、董必武、王稼祥、胡乔木、陈琮英（任弼时夫人）等，将和陈毅一样，先后搬出中南海。在陈家要走的前一天，因要移交大门钥匙和处理一些琐碎事务，我特地前去看望。家里大部分人都离开了，见到的只有陈毅一人。他心情低落地跟我说：“在中南海住了十几年，认识了你们，为我工作了那么长时间，向你们表示感谢。现在依照中央的决定，我们和其他老同志家都要搬出中南海，恐怕还要离京在外地住一段时间，你们在这里继续好好为毛主席、周总理工作。后会能否有期？老天爷定吧。”我环顾空空荡荡的办公室，心一下不免一阵苍凉，曾经光彩高雅的场所，而今只孤零零地留着一张紫檀雕花办公桌，一张他在上海当市长时照的华东军政委（电视剧）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的合影。他指着办公桌对我说：“这是我从上海带来的公家财产，我不带走，你们搬动的时候，一定轻起轻落，不要磕碰，这件东西比较珍贵，如果别人不用，可送给故宫博物院收藏，他们会保管。”说完他又拿起照片，对我讲：“现在这里面的人，死的死了，倒的倒了，即便还在工作的，日子也不好过（他指的是许世友），我拿着也没什么用了，把它送给你作为纪念，要是想到我们，拿出来看看也好。”我双手接住，深情地答道：“谢谢陈毅元帅，请多多保重，我们会再见面的。”不久陈毅怀着种种的置疑和仍旧坚定的信念，离开了中南海。
留下真话，惊世落幕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史称“九一三事件”。11月，毛主席为“二月逆流”平反。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元帅们又荣耀地回到了中南海怀仁堂。不过此时，陈毅已重病在身，为了对历史负责，他在老同志座谈会上或与少数同志交谈中，除了愤怒揭露批判林彪叛国反党罪行和早期革命处于低潮，在江西赣南山区，经不起艰难环境考验，曾擅自脱离队伍，当过可耻的逃跑分子外，还实事求是地评价林彪在长达2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组织大兵团作战的历史功绩。尤为感人的，是把自己摆进去，叙述当年井冈山时期，在某某地方与某某敌人打仗时，林彪的行动路线和组织指挥是正确的，而我陈毅是错误的，我不如他。当时在一片大骂林彪声中，这种不计个人恩怨、尊重历史、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的确难能可贵！后来中央向全国下发的“红头文件”里，也明确指出，林彪曾经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这就更加说明了陈毅的心胸是多么坦荡！
因为听说陈毅刚做完大手术，所以我在怀仁堂工作时，尽量不打搅他，甚至不让他看见。根据现场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一刻不停地讲完一个多小时下来，累得头上都出汗了，手拿水杯也抖得厉害。看来属于他的时间不长了，我心里默默地祝福、盼望他多来几次怀仁堂吧！多见见老战友吧！多讲讲话吧！仅仅过了一个多月，这位我敬重的老首长已病重得进不了食，不能行动了。又过了一个多月，1972年1月6日，陈毅同志被癌症夺去了生命。4天后，谁也没有想到，同样患病的毛主席亲自决定，去八宝山出席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消息传出，世界惊动。这是对离我们远去的逝者最至诚的悼念，也是逝者最大的光荣。尽管还在台上的“四人帮”竭力淡化它的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但全党、全军和全国的广大干部群众，以及无数国际友人，无不传诵着毛主席的话：“陈毅是个襟怀坦白的人，敢于改正错误，是个好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