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从地理上包围着中国首都北京的省份——河北省正在效仿着北京的一些做法——比如将省会石家庄的地方政治机构“四大班子”搬迁出原来的区域。
近日，中国河北省会城市石家庄的政府网站上公布了，“石家庄四大班子机关及部分市直部门搬迁至正定新区的工作”的讯息。
四大班子是中国大陆的政治术语，分别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对应代表着中共、立法机构、政府，以及在野党性质的人士。
此前，北京市的“四大班子”已经决定全部搬迁到距离北京城市中心点天安门大约30公里的通州区，以给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腾挪出足够的城市空间和资源，并给通州一个新的名称，“北京行政副中心”。
有观察人士指，河北向外界抛出“正定新区”的概念，显示出该地方主政者“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嗅觉。
现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曾经是河北正定县的县委书记，这是中国官方媒体披露的习近平(专题)在正定的旧照（图源：新华社）
而在中共谋划的“京津冀一体化”的概念中，河北并无太多自己的选择——“不惜代价保障首都”的提法已无人提及，一个更具诱惑力的说法是——中国正有意在河北打造出新的经济增长极。
河北的“选择”
今年4月，据称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亲自过问而设立的“雄安新区”突然出现在舆论面前。中国官方声明中说，设立雄安新区“未来1,000年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可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随后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石家庄将设立“正定新区”的信息也进入到舆论场中。
德国媒体“德国之声中文网”称，“正定新区”在河北省正定县，此地曾是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早年任职的地方，并指是“习近平的政治发祥地”。
观察人士指，石家庄设立“正定新区”，是否带有河北主政者的“取悦中央”的政治意图并不重要，而是在中共已谋划多年的“京津冀一体化”构想中，河北会有哪些自主选择的余地？
2014年7月，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与北京方面签署七份区域协作协议及备忘录，对此，陆媒称，“河北承接首都外移产业思路成型”。
分析认为，中共拟定的“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中，北京移出的产业大都被河北承接。最新披露的“正定新区”也延续了这个“既定方案”，看似没有新意，不过，紧跟中央意图确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级新区确是可以自行选择的动作，而圈定在正定或许有“一举多得”的用意。
分析人士称，中共高层支持河北设立“正定新区”是在河北没有“选择”状态下的“急智之策”，河北唐山曹妃甸承接北京的重工业、廊坊建了首都新机场、保定白沟对接了首都物流业，却仍然无法消除“环首都贫困带”的存在，而“正定新区”或有解局的作用。
“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是2005年8月，亚洲开发银行在其资助的一份调查报告首次提出的。报告称，在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河北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年均收入不足625元（1元人民币(专题)约合0.145美元）的272.6万贫困人口。“环首都贫困带”中，直接与北京接壤呈现C型包围圈的河北省张家口、承德、保定三市就有25个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
中共称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不过，有舆论质疑“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能存在1,000年”（图源：多维记者/摄）
现在，保定因设立了“雄安新区”为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而重新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规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河北主政者也模仿将“正定新区”视为石家庄缓解非省会功能，藉此尝试着考量这种消除河北 “环首都贫困带”的新模式是否成立。
习近平的“一号工程”
2014年2月，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正式在自己的第一个5年任期内提出了“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习近平认为，“京津冀已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第三个最具活力的城市群。”
中共独特的政治体系中，领导人代际更迭的稳定性决定了每一代主政者都有自己确立的施政目标，通常把较有操作性的目标设立为“一号工程”——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即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是习近平主导推动的“一号工程”。
政治观察人士指，就中共主政后的几代领导人的个人政绩而言，习近平需要从经济区域方面的短期效应上提升自己的政治形象和积累政治资本，“一号工程”是个较为务实的决定。
有经济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的想法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站立在中国区域发展的角度看，河北的地理位置多为平原，行政区域方面辐射北方绝大部分省份；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河北一直是中国较差的省份之一，却也因此更利于市政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正定新区都与此有关；同时，当下的中国经济需要新的刺激点，长三角、珠三角之后，中国大陆的北方确实缺乏一个“拉动极”。
分析指，近期中国河北省频繁出现的行政与经济变革，显然是中共主动尝试破局的行动。习近平的“一号工程”与河北主政者的“正定新区”不可否认地存在着无法割裂的联系，当下舆论场对“河北能否真正成为中国大陆经济的热点”已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