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天刚蒙蒙亮，一位年过花甲的外国老人拉着小推车出现在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广场上。她先是将车子停在一边做了做热身运动，而后便拿出扇子、剑等装备加入到了广场舞中。
这位老太太名叫Debrah Roundy，中文名叫荣戴佳，现年65岁。她与丈夫在2012年退休后便从美国前往中国上海教书，而她与广场舞有关的日子也正是从那时开始。
荣戴佳的广场舞一跳就是5年，她说正是广场舞让自己在中国找到了归属感，也正是广场舞让她了解到更加真实的中国。
荣戴佳说，广场舞就像一座桥梁，运动与体育可以沟通彼此。就像此前，中国的广场舞已经跳到了美国时代广场，甚至还引来了印度大妈们的约战。
一扇一舞，文化自在婀娜之间。
从传纸条建立起的友谊
荣戴佳和广场舞的缘分来自一次偶遇。
退休之后，荣戴佳加入了美国“杨百翰大学中国教师计划”，被派往中国的顶尖大学教授英语。她一开始在上海交通大学教课，之后去到同济大学。
“生活有点循规蹈矩，一点都没有意思。”刚刚来到中国的戴佳人生地不熟，更是没有什么朋友，她想去外面看看这里每天都在发生些什么。
在一天天的“遛弯”中，戴佳发现了一群在上海交大校园内跳舞的老年人，“我看到一群和我年纪一样大的女士，她们在跳着舞，玩得很开心。”
这些伴着悠扬音乐的舞蹈种类多样，有太极扇、剑舞，甚至还有现代舞，这让曾经教授芭蕾30多年的戴佳异常兴奋，“当看到这些优美的舞蹈时，我想我也要这么做。”
“我走了过去，我指了指她们，她们也指了指我，我心想：这是什么意思？结果，这个队伍中的领队向我说道，‘快过来啊！’所以我就加入了这个小组。”
由于语言不通，戴佳和她的中国伙伴们最开始用的是最笨拙沟通方式——传纸条。戴佳将她们的纸条拿回去让学生翻译，再将自己要说的话让孩子们翻译成中文。
“这是在我们没有微信和谷歌翻译以前的事了，这5年间变化如此之大。”现在，戴佳每天都会随身携带iPad以便能随时进行谷歌翻译，她和姐妹们甚至还有着自己的微信群。
“广场舞就是我的桥梁啊”
65岁的戴佳早已儿孙满堂，但却依旧精力旺盛。在上海教书的日子里，她每日的行程也是安排的满满当当，用她的话来讲就是“我从不浪费我的时间”。
早晨5点刚过，戴佳便起床开始了自己充实而又忙碌的一天。吃过早餐，她拉着提前一天收拾好的小推车，花费15分钟的时间走路去同济大学旁边的地铁站。
“这个时间地铁上几乎不会有什么人，我总是坐在地铁上给学生们批改作业，我给他们纠正错误，有时也写一些备注，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很特别的人。”
走出地铁站，戴佳回到了她熟悉的交通大学广场上，与自己的伙伴们做做运动、跳跳舞。之后，她便投入到一天的工作中。
戴佳和舞蹈队的伙伴们的关系融洽，平时也也会一起聚会和旅游，“她们的友善让我非常想再次回到舞蹈队中和她们一起跳舞，是她们让我想要来到这里。”
戴佳激动地说，正是广场舞让她在上海找到了归属感，也正是广场舞让她了解到真实中国的一个侧影，“舞蹈就是我的桥梁！”
在跳广场舞的过程中，戴佳的确逐渐融入到了当地的社区中。2014年，她和丈夫在朋友们的推荐下还成为了徐汇区天平社区的志愿者，每周都会在社区老年大学教英语。
戴佳平时也会和舞蹈队的队友一起去做义工，她负责过管理和监督街道或者公寓里自行车乱停乱放的情况，甚至有时候还会上街捡垃圾。
在天平社区做志愿者的第二年，戴佳就获得了徐家汇街道办所颁发的“徐家汇年度志愿者”。去年，她又被评为了“上海社区中心外籍人士年度志愿者”。
“我想大部分外国人在这里教书时间不长，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融入到当地的文化中。”戴佳说道，“因为我有朋友在这里，我就想重新回来，我自己就是上海的一部分。”
多跳广场舞，中国会越来越健康
对于戴佳来说，最大的困难其实并不是语言，而是如何学会中国的广场舞。由于美国的舞蹈大多是面对观众的，所以在跳的时候只用面向前方就行了，但广场舞却是转向不同方向。
“我从来没有这么学习过跳舞，我总是转错方向，但是我现在明白了，只要转向同一个方向就对了，这些很有意思。”
由于担心自己出错，戴佳开始总是跟在了舞蹈队最后，默默地学着这些与美国舞蹈完全不同的“中式”舞蹈。不过，现在轻车熟路的她早已自信地站在了队伍的中央。
有着芭蕾舞的功底和编舞经验，戴佳也会将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舞蹈编排进广场舞中，“有一次，我带着一顶大帽子、穿着长裙走进了交大的公园里，向队友们介绍这是墨西哥舞蹈。”
原本以为只是可以打发无聊的时光，但在不断地跳舞中戴佳发现了广场舞的好处——强身健体。
对于这个“中式”舞蹈，戴佳曾认真地思索过其中的“健身奥秘”，这些老年人在跳舞时其实是在练习自己的身体平衡，加强肩膀和背部的力量，同时也有助于心率的提升。
“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一般身体都不太好，她们做一些运动可以让自己的骨骼变得强壮，从而避免出现经常性骨折，这对她们身体是非常好的。”
一位舞蹈队队友说戴佳刚来上海时很胖，跳起舞来也有些费力，“你看她跳了这么多年以后，肚子都下去了，她自己也感觉身体状态非常好。”
“她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子孙也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她们的后代也会做一样的事，中国也会变成一个越来越健康的国家。”
不过戴佳也承认，“健康中国”的形成贵在坚持。在5年间，她见过许多新面孔加入，但他们却仅仅跳了两三天之后便再没有出现了。
“他们说我是新加入的中唯一坚持下来的人。”
广场舞扰民？她来协调解决
戴佳跳广场舞的日子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毕竟这项以中老年人群为主的群众运动一直有着争议。
去年发布的《中国广场舞行业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广场舞大妈群体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而占用公共空间、噪音扰民都是这项健身运动饱受诟病的地方。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积极出台措施对广场舞活动加强规范管理。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北京的一些阿姨们甚至已经戴上了无线耳机在小区跳舞。
“我能理解这样的看法，有些时候确实声音挺大、挺吵，这就需要我们各方去做出妥协和协商。”对于广场舞给他人带来的困扰，戴佳笑着说自己就亲身经历过这些事。
在某一天的清晨，戴佳像往常一样来到交大的校园内，但学校保卫处的工作人员却告知她和队友们必须离开这里，原因是他们跳舞时的音乐会影响到在这里上课的学生们。
“我感到很失落，我来到中国，我很想与这些友善的人们一起跳舞。”与大多数中国人的处理方式不同，戴佳认为一定有办法可以解决每一方诉求。
彼时，戴佳的朋友、也是她的中医医师李洁恰巧从交大校园路过，戴佳便拦下她向她求助，“他们让我们离开，我得做点什么，你能帮我吗？”
之后，李医生放下手头工作与戴佳一起找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地方合作办公室的主任陶剑，“当我进他的办公室时，我就在想我要通过谈判来得到双赢的结果。”戴佳说。
最终，戴佳与上海交大达成协议，舞蹈队在跳舞时应该将音乐声音调小，并且保证在每天早晨8点之前离开学校广场。
“我的队友们非常合作，每天一到8点她们就会准时离开。我认为通过协商、沟通，我们是可以做成一些事的。”
目前，中国广场舞大妈群体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而戴佳则享受着成为这一亿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