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公众号文章的阅读量蹭蹭上涨，1000、5000、7000、20000，“发火箭似得”，范雨素攥着粉色手机，在自己八平米的小屋，急得来回踱步。《我是范雨素》在正午故事上发出2小时后，有出版社给她打来电话，邀请她出书。
范雨素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漩涡。她到哪，媒体跟到哪，先是把她堵在皮村（北京东北五六环之间的一个城中村）文学社办公室里，请她讲写作的初衷和过程，折腾了整整十个小时。接着去出版社签约，又被媒体簇拥着前行，阵势跟过街游行一样。手机几十条消息同时涌进来，她心烦意乱，没点两下，手机死机，她索性卸了电池。回到家，房东又跟她抱怨，总有人找她。她实在招架不住了，委托朋友告知媒体：自己社交恐惧症已转成抑郁症了，现已躲进深山老庙，不要找了。
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工人之家小院里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图 / 视觉中国
她也不是恐慌，就是烦，闹不清。没有这事的话，现在她应该背着她的黑色书包，在去往雇主家的路上，或者在擦地板、拖地，把乱哄哄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小时四十块，一天能赚两百多块钱呢。44岁的范雨素女士，右手托着脸，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一闪而过，见面当天，她戴了一个蓝色大檐帽，脸被藏得严严实实。
这几天，时不时有人在她家门口探头探脑，她只能偷偷待在房间。几百米外的皮村文学社办公室门口，车停得满满当当，媒体一波一波地来，逮着谁问谁。这是一间20平的办公室，桌子上堆放着几十本《皮村文学》。范雨素就是在这个办公室里开始学习写作的，她在这学会了怎么给文章搭结构、怎么起承转合。这是皮村文学社自发组织的义务写作培训。3年前，每周日晚7点，范雨素有空就来这听课，到了就安安静静坐着，很少跟别人交流，只有聊起看过的书，她才迅速将身体前倾，探头问，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文学社的朋友不停给她发来新闻，视频的、文字的、广播的。在手机上，她看到自己母亲被几家媒体围在中间，她有点气，意识到闯祸了，深怕媒体难为母亲。
只想挣点稿费，怎么这么多事，她心想。2016年5月，正午故事找到她，说想发表她在《皮村文学》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她想都放一年了，能发也好。那篇《农民大哥》，最终收获了五千多点击量，她拿到了1500块的稿费，事后一家杂志社转载，又给了300块。只写了4个小时，就能拿1800块，她心里喜滋滋的，一收到稿费，就给文学社的工友转了66块红包，让他们去买点水果，又给家里大哥、二哥的三个孙子买了三台诵读经典的学习机。
范雨素手稿
这次，她心里就一个想法：点击量能过五千。文章刚发出来的时候，她还拜托一位文学社的朋友帮忙转发，给自己加点点击量，没承想，上了头条，老家《湖北日报》头版都是她的照片，出版公司追着给她出书，有公司邀请她去当编辑，也有平台找她签约，软磨硬泡，要给她开公号，一月4篇，一万块。她客客气气应承着，等人走完，态度坚决地说，我永远也不会签。
她沉着脸，絮絮叨叨跟大伙解释，自己写不了命题型，只有感情来了，才能写点东西。
写《我是范雨素》这篇文，是因为心里堵得慌。83岁的母亲给她打电话抱怨，范雨素揪着心，自己如果有钱，母亲就不用受这个罪。她难受极了，铺开黄色的稿纸，记述自己的母亲，写了5个小时。就跟看完一个心理医生一样，她形容，畅快了。
网上铺天盖地的表扬袭来，她也从没觉得自己写得好，“我只是真实，平视了我们的生活。”隔一天，相关宣传单位也来了，邀请她去参加活动，演讲，以农民工文学家的身份。她草草拒绝了，“我可不要当一盘菜，让人吃。”她在电视上看过很多底层成名的人，被主办方邀请到台上，配合点头哈腰，一会感谢，一会回答些无聊的问题。她清醒得很，从不寄希望于一篇文章改变命运。
2017年一张贴在皮村工友之家礼堂大门的媒体说明会安保预案。4月29日，为了满足范雨素爆红之后媒体的关切，当日在此举办了一场媒体见面会，引来四十多家媒体，场面空前。
她两手在空中挥舞，笑着说，现在就像突然遇上了一场沙尘暴，灰蒙蒙的，容易遮住人的眼睛。不过，44年的人生阅历已经自成体系，不大会为这点沙尘暴摇摆的。
她的写作也真的没那么多故事可讲，不停有人问她要表达什么。她摇摇头，为难地说，只是感情到了，就像想唱歌的人去KTV唱首歌一样，没细心想过。连她自己，也是回头看，才发觉文章里真的说了很多问题，农民工孩子上学、农村征地、底层婚姻，都很现实。
“人生太荒诞了。”她搓着手，不停感叹命运无常。不管她多认真地交谈，也总能感到她对人刻意保持的疏离感，那不是对某个人，而是对人本身的不信任感。她把这些归结为自己的社交恐惧症，拒绝跟人打交道，怕一走近，平添伤害，更不相信爱情。
十多年前，她跟一喝酒就家暴的前夫离了婚。她怪自己笨，一路从襄阳奔到北京，连个盘子都端不好，经常弄错菜单，被老板指着鼻子骂。什么也干不好，想着草草找个人，好歹有个依靠，如今一想，婚姻就是天秤，“我是一片鹅毛，怎么能找到好的嘛。”
她离了婚，带着两孩子回家，谁也不理解，母亲也劝她：都是一辈子这么吵过来的嘛。大哥像躲瘟疫一样躲着她，邻居们一看她关了门，怕她张口借钱。谁也靠不住，只能自己扛。她带着两女儿，重回北京。没钱，大女儿上不了中学，跟她抱怨：都怪你任性，婚姻都经营不好。她背过脸，哭了。
愧疚反复折磨着她。大女儿五六岁的时候，成熟得跟二十岁的女孩一样，乖巧、独立、从不撒娇，一心讨好她。有一次，她带大女儿逛街，走快了两步，女儿没跟上，她原路返回，女儿哭着说：我以为你不要我了，我都想找电话报警了。
人生怎么这么艰难，她的世界里充满着更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她偶尔在夜晚默默流泪，哭自己无能为力，好像怎么做，也无法补救大女儿安全感缺失的童年。房子是女儿心里最有安全感的东西了，可育儿嫂、小时工的工资，怎么努力也买不到一间小房子。越想越难过，不如多看书，书里有股力量。高尔基笔下的主人公阿廖沙无处栖身，吃口饭都要被打被骂，《夹边沟记事》里的人每天跟饥饿对抗，《雷锋叔叔的故事里》雷锋为了要口饭吃被狗咬得鲜血淋漓。这些片段记忆，她印象深刻，想着想着，感觉人生都一样无力，自己好像还挺幸福。
她从小喜欢读书，读马尔克斯、勃朗特、高尔基、鲁迅、余华、刘震云，也读刘慈欣、郝景芳。在郝景芳的那本《北京折叠》里，她找到了某种共鸣。书里构建了三个空间，第一空间是当权的管理者，第二空间是中产白领，第三空间是底层工人。她觉得自己杵在第一和第三空间两个极端，时间一到，就得钻过那个孔，从一面跳到另一面。做育儿嫂的七八年，她每天住在大别墅里，最大的有12个卫生间，三层，客厅说句话都有回音，跟宫殿一样，到处金光闪闪，门口24小时有保安。等周日一到，她回到皮村，自己8平米的房间，飞机日夜不断在低空掠过。
皮村街景
她也时常有种困惑，两边的人怎么都不幸福。大房子里的雇主们，有的火急火燎谈论移民(专题)，被雾霾吓得不轻；有的天天去看房子，十几套房产，怕贬值更怕错过最佳交易期；有的女主人，每天扑好粉坐在沙发上，等着比自己大二十几岁的老公；也有女雇主，为减肥每天愁眉苦脸，只吃一个苹果。到了皮村，有人抱怨孩子难找媳妇，有人愁孩子上学，有人担心雇主拖欠工资，也有人担心皮村拆迁不知去哪好。
她生性拘谨，对生活有种天然的抽离感。两边人的生活里，她觉着自己都是过客。她安安静静看着，两边的人各自演着，看来看去，“发现人活得都差不多，都很荒诞”。她尝试把这些荒诞写下来，她写了一本书，10万字，里面是自己家人的前世今生，前世，家人都是帝王将相，今生变成了农民，落在了自己长大的那个村——湖北襄阳的打伙村。书名叫《久别重逢》。
她看不惯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写作。垃圾，她一脸严肃地总结。有作家写了篇小说，里面写一个农村女孩，进入社会如何依靠手段往上爬，最后失败，选择自杀。文末作者陈述说，农民眼光狭隘，免不了这样的结局。她看完一肚子气，跑去跟文学小组的老师抗议：怎么可以这样写啊！他真的比我们高贵吗?
她希望别人看到小说，能理解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帝王与农民之间，拥有一样的灵魂。《农民大哥》就截取自这篇小说里的一部分。里面的大哥是个梦想家，要做文学家，要造飞机，要做养殖专业户，什么都试了一遍，什么也没做成，最后踏踏实实做回了农民。她看文章评论，有人说这样的农民太不切实际，农民就该本分。她有点生气，在她心里，大哥是有勇气的人，可以一直追梦。她当时的雇主也曾在朋友圈转发了这篇文章，另一位高官在看完文章后，留言细数了一遍自己当年不切实际的理想，大家留言说：那会年轻，真好。为什么做农民的大哥，年轻的时候做梦就成了不切实际，她到现在都想不通。
采访当天，她的新闻被几大平台制作成了专题，公众号里大把大把人在谈论她。她看着看着觉得可笑，想起小时候，家乡搭戏台，请河南豫剧演员去唱戏，村里人开开心心在台下等着看热闹。现在，她觉着自己坐在台下等着，只是台上的主题变成了范雨素。她只能跟着大家看看热闹。台上骂她的也不少，一位知名人士模仿她的文风，写了一篇自述。她躺在床上看完，心里乐呵：这人怎么这么闲啊，有这功夫做点啥不好。
她身边的人，除了文学社的社友，几乎没人知道她爆红这事。在育儿嫂、小时工那个圈层里，她从不谈自己读书的喜好，“跟晒皮包炫富一样。”她的微信里，只有一个阿姨给她发了一个恭喜的表情，她回了个握手。
有人跟她说，这是个好机会，可以改变命运。她一笑而过。接下来，她打算把手里的书稿写完，《久别重逢》还缺一个好开头，她得在跟出版社约定的时间内完成。等交了差，找机会再做回育儿嫂。她内心也有一个小奢望，如果可以，她想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开个书店卖书，专卖那些自己喜欢的好书。没人买的时候，她就把被子竖起来立在床边，靠在上面，轻轻地看书，阳光从玻璃墙里射进来，那是她心里最幸福的画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