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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勤，退休前，她是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曾花40多万元购买保健品和保健器械。新京报记者安钟汝摄
黄勤87岁，20年前，她是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退休后，回广州养老。
她居住的小区位于繁华的广州大道，北傍珠江,距离广州标志建筑广州塔只有不到一公里路程。小区的一名业主说，“这个小区住的不是富商，就是高级知识分子”。
白天，儿女们都上班了，黄勤坐在宽阔的落地窗前，窗外，是繁华的珠江江景。偶尔透过窗户的缝隙，飘进来模糊的汽笛声。
通常，她的日子是这样度过的:坐在窗前“看看书，弹弹琴，偶尔带着小狗出去遛遛。”
她头发全白，除了耳朵有些背，背有点驼，身体还是不错，步履稳当。
她会用微信，能上网浏览新闻，阅读评论。
最近，她看的最多的是网上关于她的新闻，以及网友对她的评论。
2014年，她出版了《心理健康活百岁》一书，书中结合她自己的经历，对老年保健用品的实用性和虚高的价格提出了质疑。她自己承认，此前曾买过40多万元的保健品和保健器械。
媒体采访她，把她当成反对老年保健用品的斗士。她成了网红。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我干的事了，有人说我好，也有人骂我蠢货！”
有人说她好，是因为她敢站出来对保健用品说不，有网友评论说，“一个快90岁的人，能这样理智地面对保健用品，不简单。”
有人说她蠢，是因为“作为一个高级知识份子，钱多人傻，居然上过当受过骗。”
黄勤说，她高价买保健品，是因为她也是一个老人，同样有对死亡的恐惧。她敢说出来，因为虽然老了，但还是个知识分子，有站出来为老年人说话的冲动。
5月20日，黄勤谈了她买保健用品的经历，她的书，她所理解的老年人生死观和健康观。
以下为黄勤口述。
黄勤和她出的书。
“有些老人把保健品藏在床底下”
我买保健品和保健用的医疗器械，已经有十多年历史了。
最初，是因为我得了糖尿病，着急，希望早点好起来。
这时候，听说一个培训班教一种治疗方案，说用了这个方案，可以48个月不吃药，血糖稳定在正常值以内。
培训班开在一个酒店里，到酒店住一个月，几乎不给吃饭，第一个礼拜吃一点点饭，第二个礼拜，只让吃青菜，又一个礼拜，青菜也不让吃了，只让喝青菜汁，每天喝七杯。培训班结束，开始推销东西了，卖给我们保健药物，还有洗蔬菜的机器，说用这个机器洗了的青菜就没有农药了。那次加起来，花了一两万吧。
2010年到2014年这段时间，我花费的钱最多。2010年，我老伴得了胰腺癌去世了。这对我打击很大，我怕我也会得癌症。因为我老伴的几个长辈都是得癌症去世的，我的一个亲人也得了癌症。我担心，我身上也有癌症基因，这加深了我对死亡的恐惧。
那段时间，我买了一台箱子一样的频谱治疗器，花了六万元；一架按摩床，花了一万多元；一台红外线足部治疗仪，花了三千多；一个负离子发生器，花了一千多；一个腿部按摩椅，花了四千多；一个捶背的机器，花了一千多……
这些东西，加上之前的，不止四十万吧。
那段时间，对身体的任何不适都很在意，都想快点好。为了调理身体，治疗失眠，我还炖过孔雀。一个公司说他们养的蓝孔雀能治疗失眠，我就交了两万块钱，当作入股，他们定期给我送一只孔雀，我炖了吃。
我的事情大家知道以后，有人在网上骂我蠢货，说我是钱多人傻。
其实，在保健品面前，很多老人是经不住诱惑的。
我上了新闻后，一些年轻人找到我，抱怨对父母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
有个年轻人说，她父母的房子总是关着，不允许她进去，后来她找机会进去一看，里面堆得全是保健品和保健器械，有些贵重的，藏在床底下。后来，有推销保健品和保健器械的上门，她就把他们骂了出去，她的父母眼巴巴的看着孩子的行为，委屈得眼里含着泪。
我想说，买保健品和有文化没文化没有关系，不理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老去，我们只是想给自己多争取一点时间，做没做完的事，过点没有来得及过的生活。
中老年人排队领取保健品。图片来自网络
只是想晚年好好活一下
我和丈夫结婚50多年了，退休前，一起在浙江大学搞心理学，他一生致力研究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的心理学思想，我也一直是他学术上的助手，我平时都叫他先生。他生前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结集出版。
我希望自己完成先生的遗愿。其实先生在生病的的时候，也是希望多给自己争取一点点时间，做完没做的事情。所以他也用过保健品，我记得我们用过一种蚯蚓提取物的东西，说是能抗癌。
有文化的人也许更迷恋保健品，更希望多活几年，因为活下去，利用自己脑子里的知识，还想多做点事情。
另外，就是我们这代人，包括现在五六十岁的人，以前都吃了不少苦。我经历过大跃进、大饥荒、文革(专题)，记忆最深刻的就是1959年到1961年，我们在学校教书，那时候没有饭吃，教学工作都停了，为了填饱肚子，找来甘蔗渣，磨成粉，和米粉拌在一起做成糕。米饭不够吃，就发明双蒸饭，蒸了一次，再蒸一次，看起来多一些，肚子没饱，心理上是饱了。文革时，因为我们是搞心理学的，认为是唯心主义，挨了不少批。这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几乎没有消停过。
在老年人心中，有个黄金十年，就是六十岁到七十岁之间。老年人认为，六十岁之前，没有退休，总是在忙，为子女忙，为父母忙，没有享受过一天生活，没有为自己活过。再过十年，就又老了，走也走不动了，就更不能左右自己的人生了。所以，他们希望把握好这个黄金十年，身体好的想利用这个黄金十年好好为自己活着，就愿意在保健上花钱，身体不好的老人，就更依赖保健品，拼命把握住这个十年。
年轻人知道保健品不是灵丹妙药，我们老年人，活得比你们长，吃的亏比你们多，难道我们不知道？
但是，明明知道很多保健品或者保健器械并不像传说中的立竿见影，很多老年人也吃过亏，但下一次还是要买。因为我们总是想着，这东西万一有效了呢？就算无效，吃不死，就当中药吃吧。
“很多老人知道保健品的猫腻，但就是愿意”
我现在质疑保健用品，并不是认为保健用品就一无是处，是在骗人。
现在经济条件好了，老百姓注重疾病预防，医疗和保健。保健用品就有了市场了。我购买保健品和保健器材十几年了，自己感觉，有些是有效果的，比如我耳背，一种保健药物，用了对耳朵确实有好处，我现在还在用。但总体来说，它们的作用不值那么多钱。后来，遇到一些夸大其辞的，说自己的产品上过太空，药到病除，说自己的产品某中央首长用过，这让我越来越警觉，越来越反感。我认为，品质优良，效果明显，价格适中的保健品是可以接受的，还有一些保健器材也可以使用，但不要太滥。
那个六万块的频谱治疗器，后来我了解到，成本价2万，批发价3万，卖给我就翻了一倍，我拿来洗桑拿了。
黄勤花6万元购买的频谱治疗器。
孔雀吧，不知道有没有作用，炖着吃和鸡差不多。
培训班学习来的那个吃青菜的方案，回到家发现不实用，哪里有那么多的时间，弄那么多蔬菜，榨那么多汁？比如那个吃青菜的方法，刚吃的时候，脂肪肝逆转了，血糖也下去了，但你不可能一辈子那样吃。
那台两万多的按摩床，不好用，放家里碍事，就堆在出租屋里了。
但是，我却很喜欢一些卖保健品的小孩。我私下里和他们关系很好。为什么？因为他们愿意和我说话，前前后后叫我奶奶。
很多老年人知道这是保健品公司的推销手段，打的亲情牌，但就是愿意，就是拒绝不了。
有一次，一个推销冬虫夏草含片的经理，组织一百多个老人，做了一场报告，我也参加了。这名女经理讲起她和自己母亲的故事，讲得在场的老太太和她一起哭。这名女经理哭着说，“子欲孝而亲不在”，说完这句话，她扑通跪在了讲台上，说自己母亲不在了，就把在座的当成自己的母亲来孝敬。很多老太太上台拥抱她，给她送纸巾。最后，这个女经理签了一百多个订单，一个五千元。”
你想想，现在有多少孩子，愿意为自己的父母流泪下跪，懂得“子欲孝而亲不在”这个道理？
去年，我中风住院，每天都有年轻人去看我，都是卖保健品的小姑娘小伙子，他们到医院给我送吃的送喝的，照顾我，连内裤都帮我洗了。
邻病床的老太太羡慕得不行，“黄老师，你真幸福，这么多人疼你。”
你说面对这些孩子，甜甜得叫你奶奶，你怎么好意思不买。他们也是为了挣一口饭吃，不容易。
我女儿也劝过我，不要理睬那些卖保健用品的，他们只是为了利用老人挣钱。我告诉女儿，这么老了，还有人愿意利用，不挺好吗。利用你的时候，起码愿意搭理你。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搭理老人了。
我有时候在家，就喜欢问儿女们一些问题，儿女们总说，“给你讲你也不知道，带你去路又太远。”
孙子周末来看我，一进门喊了一声“奶奶好”，就开始玩手机，走的时候叫一声“奶奶再见”，就离开了。我说孙子，“给奶奶说说话嘛”，孙子说“说什么呢。”唉，都没话说了。
没人理你的时候，上来一群小伙子小姑娘，一个奶奶又一个奶奶的叫，你不心软？！
很多老人知道保健品的猫腻，但就是愿意，掏钱买热闹、买情感依托啊。
“别让保健品对老人二次伤害”
直到2014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完全把时间荒废到这上面了，就收心了，与其恐惧死亡，不如面对，好好珍惜当下的时间，做些有用的事情。
我又捡起了心理学，整理出版了丈夫的研究成果，把丈夫的80万遗产捐给了浙江大学，成立了一个出版基金。
黄勤把丈夫的80万遗产捐给了浙江大学，成立了一个出版基金。
之后，结合自己的经历，我开始研究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老年人买保健品的问题。我把这些都写进了《心理健康活百岁》一书里。
2014年，我出版了这本书，书中对老年保健用品提出了质疑。直到今年四月初，广州一家媒体看到了我的书，上门采访我。
我没想到要出名，我愿意站出来说自己的经历，对保健用品提出不同意见，是因为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青岛一个老人四年倾尽积蓄购买近10万元保健品，最后跳海自杀了。
老人依赖保健品，一是相信保健品有用，二是对推销保健品的人有种情感依赖。我不反对保健品本身，我知道，健康产业，也是国家要发展的产业，很多人要靠这个吃饭，并且有些保健品确实是有些作用的。但我反对操作保健品市场的人，让保健品价格虚高，产生暴利。这就造成了对老人的二次伤害。
我对于保健用品的观点，是如果确实有效果，价格适中，可以买。但反对人为操作的暴利。建议子女理性干涉父母购买保健品的问题，子女可以通过咨询，了解到保健品的真实效用，合理价格后，决定是否购买或为父母代买。另外，建议子女多与父母交流感情，以免推销保健品的人趁虚而入。
我做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女儿劝我，别再接受媒体采访了，小心做保健品的人打你。我说我不怕，我做的正能量的事，我觉得经过媒体这么一曝光，是有效果了。
我去街上转，发现发保健品广告传单的人少了。
广州一家主流媒体也发表评论，《对“保健品坑老”要“零容忍”》，我觉得自己的呼吁起了作用。
我做这个事情，不光是要告诉老年人，怎么对待保健品，也想提醒，这个社会该怎么对待老人，子女怎么对待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