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每年临近六月，大陆，尤其是北京的空气便会骤然紧张。大陆的各家媒体枕戈待旦，生怕触碰宣传红线，而在北京的异见人士或者被旅游，或者被更加紧密的监视。原因在于中共仍然未能解开的心结：六四。
之所以难以解开，在于中共对于六四的态度。据台湾(专题)中央社6月2日报道，在6月2日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西方媒体问到“中国大陆政府是否认为平反（六四）时机已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此表示，北京对“上世纪80年代末的那场政治风波以及相关问题早有了定论”。
中共关于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一般由中央全会讨论决定，外交部官员事实上无权置喙（图源：中央社）
在此时被问及这个问题，除了六四将近，更重要的是天安门母亲近日再度发函呼吁平反六四，并且拒绝了中共对六四赔偿的提议。
这不是天安门母亲的第一次呼吁，也不是中共的第一次努力。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日前在接受香港(专题)01专访时称，2016年曾有中国官方人士接触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仅仅谈赔偿问题，被丁当场拒绝。
因何拒绝？于诉求真相与道歉的一方而言，显然是中共的让步还不够充分。早在1995年，“天安门母亲”就已提出解决“六四”问题的“三原则”，那就是真相、赔偿、问责。显然，在这一群体看来，真相远比赔偿重要得多。尤维洁称：“若是仅仅谈赔偿的话，你对谁赔偿，是对我们找到的202位遇难者赔偿吗，还是对我们这些签字的被你们掌控的人的赔偿？我们不要这样的赔偿。”
反观中共一方，虽然最近几年在六四问题上有所让步，但距离真正的“给说法”还相去甚远。最早在2011年，六四事件二十二周年之前，一位“天安门母亲”成员透露，中国安全部门首次表示愿意向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一些受害者家属提供经济补偿。但谈话内容不谈有关公布六四死亡真相或司法追究等问题，只提出需要给多少钱的问题。由于这与“天安门母亲”的“三原则”不符，当时也就不了了之。但在当时，六四难属表示，中共就此问题首次打破沉默，“值得欢迎”。
只是，6年后，中共再次提出经济赔偿问题，仍然没有触及“三原则”中除“赔偿”外的其他两项，有分析认为这或许属于中共采取的“离间”策略。尤维洁认为若事件属实，反映当局藉逐个击破策略分化家属，此行为是不可接受。
六四学运以暴力镇压收场，是中共体制内改革派和民间自由主义力量的双输（图源：Reuters/VCG）
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共态度松动的迹象。分析人士指出，从中共原总书记胡耀邦夫人李昭的遗体告别时中共现今的七名常委都敬献花圈情况可以看到，中共在未来一段时间，如六四事件三十周年这类的时间点，确实有出现态度松动的端倪。
其实六四对于中共来说，始终是“负资产”。从90年代受到国际的禁运的惩罚，到现在中共经常在国际上被拿“六四”说事。时间已经到了今天，也即将满30年之际，或许已经到了中共解决六四问题的倒计时阶段，中共在这样的节点来处理这个压在中共身上近30年的负资产最好的时机。
而对于天安门母亲来说，他们也愿意尽早解决这个事情。毕竟六四已过去了很久，这些难属正在一个个离开人世。“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此前表示，自2016年有131名死难者家属要求平反六四事件以来，已有5人过世，分别为孙恒尧、田淑玲、石峰、王桂荣及徐珏。而自1989年以来，已有46名家属离世。他们仍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六四的正名。
因此，中共需要在此期间真正做些事情，而并非重复之前已经有过的尝试。毕竟“天安门母亲”的态度非常明确。六四25周年社论《六四25周年 中共须过“说法”这道坎》文章认为，“历史证明，文革(专题)后的中共成功地进行了自我修正和更新，使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共更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相信中共深知这一点，因此呼吁中共“迈过面前的许多沟沟坎坎”，而这些沟沟坎坎中，“六四”以及重新评价当年学生运动的性质就是其中一个。并且相信，“中共新领导层应该也完全有能力卸下‘六四’的包袱，轻装前进。”
所以，时间无论对于中共还是天安门母亲来说，都十分紧迫。尽早解决六四问题，或许才是双赢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