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这个小男孩再也认不出母亲的声音了。他消瘦苍白，隐匿在一件冬装下，基本只会发出咕噜声和尖叫，患上他那种病就会这样。他走路的时候跌跌绊绊，总是一脚深一脚浅。
王一飞现在5岁，家人以为他注定会过上更好的生活。为了确保年年交好运，他们一直按照传统行事：他母亲在婚礼当天跨了火盆，他的婴儿床垫了白布辟邪。
但是一飞生了病，在中国中部湖南省人口6.2万人的大浦镇，他和其他300多名儿童一样，也出现了听力丧失、语言障碍和行动困难的症状。还有很多孩子有记忆力问题、发育迟缓、贫血和癫痫。
医生最终确诊这些孩子是铅中毒，并指附近的美仑颜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是问题的根源，那是一家为油漆和化妆粉饼生产颜料的工厂。许多家庭气愤不已，准备起诉、要求问责。
然而，在大浦，就像中国大部分农村的中心区域一样，化学工业就是太上皇——它们是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支柱。当地的共产党官员依靠美仑和其他工厂来谋取生计和政治资本，为了让工厂运转下去，他们以前就有无视环保违法行为的历史。
这起诉讼遭遇的阻力，出乎一飞的父亲王家义（音）的预料。他说，先是他在当地农场的同事警告说，他可能会失去包装蔬菜的工作。然后有暴徒上门，威胁要伤害他的家人。承受了几个月的压力之后，他决定放弃这个案子。
“没有办法赢，世间没有正义。”他说。
十多年来，富裕国家的企业将生产有害物质的肮脏产业输出到穷一些的国家，现在，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工产品制造国，据估计，其产量已经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
但在中国政府推动化工业快速增长的同时，它在应对化工业对环境的影响上却步履维艰。人们呼吁加强对该行业的监管，强迫企业公开他们的产品，但这些呼吁已经被化工行业击退。地方环保局往往在政治上处于弱势，而且人手不足。即使一些公司承认对损害公共卫生负有一定责任，就像美仑化工厂那样，但它们为社区提供的补救措施往往远低于受害者的要求。
中国著名的环保人士马军说：“这是矮人在监管巨人。”
在习近平(专题)上台后，政府誓言要为大家提供一个反击的机会，不仅宣布要“和污染作战”，还在2015年颁布了法律，让人们可以更加容易地起诉企业，迫使它们承担清理社区的费用。按照这项法律，非营利组织可以向污染者提起公共利益诉讼，从而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环保人士将其视为一个突破口。
但真正的进展很有限。在中国的法庭上，法官的裁决受共产党控制，他们经常和审判结果有政经利益关联的官员进行磋商。倡导人士表示，警方会按照地方当局的要求，经常骚扰律师和活动人士，希望以此阻止他们提起诉讼。哪些非营利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得由政府来决定。
结果，那些站在中国化工行业对面的人极少能占上风。
为污染受害者打过官司的北京律师王振宇（音）说，新的法律未能阻止他所说的“特权阶级”干扰环境案件的现象。他说：“权贵阶层将污染受害者视为敌人，他们会尽一切可能打败他们，保持对权力的控制。”
出现问题的迹象
大浦镇完全小学的工作人员感到震惊。该校的孩子以惊人的速度出现多动症和记忆丧失问题。老师头天花了几个小时教他们地理和数学，但到了第二天上午，很多孩子似乎就忘记了这些内容。
为了寻找答案，父母带孩子去了省会长沙，以及1000公里外的上海求医。医生通过血液检查发现了一个规律：孩子们血液中铅含量异常地高。到2014年春天，已有300多名儿童被诊断出铅中毒。
这些年来，居民纷纷指责美仑化工厂污染了该镇。该厂位于一片人口密集的区域中心，周围分布着住宅、蔬菜市场和稻田。
为什么让美仑化工厂建在如此接近民宅和学校的地方，面对大浦居民的这种质问，地方官员根本不放在眼里。美仑原本是国有工厂，是该镇最大的雇主之一，高峰期有100多名工人，带来的税收数以十万美元计。
在中国，类似的事情四处可见。数以十万计的化工厂拔地而起——就建在铁路、居民小区、河流和农场旁边。
中国禁止在距离公共建筑和主要道路不到三分之二英里的范围内设置危险化学品设施，但这些规定往往没有落实。执法不力已经造成了一系列事故，比如两年前，港口城市天津一个化学设施发生爆炸，致死致伤多人，那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工业灾难之一。
在大浦，很少有企业拥有美仑那样的影响力。当地的环保局官员在2013年和2014年指控美仑工厂违反排放规定时，厂领导找衡东县的高层领导出面。结果监管机构迅速放弃了追究。
随着公众的愤怒增加，有着很大影响力的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个报道，概述了大浦出现的问题，在节目中，学生抱怨肚子痛和恶心想吐。
在其中一个片段，大浦镇镇长苏根林表示，学生铅中毒可能是因为有咬铅笔的习惯；其实铅笔芯的原料并非铅，而是石墨。
报道引起人们的愤慨，美仑工厂被迫停产。
但苏根林还是继续当他的镇长。根据当地环保人士所做的检测，当地的土地毒性依然很高，而且根本没有制定清理计划。很多儿童继续在出现与铅中毒有关的症状。政府为他们提供了免费牛奶，表示牛奶可以让铅从身体排出来，但这个说法并没有根据。
不久前的一天上午，63岁的毛宝珠照看着长期腹痛和记忆力下降的幼孙。他们住的地方，和以前的美仑工厂只有一街之隔。检查结果显示，孩子体内的血铅含量是国际安全标准的六倍，他是大浦最严重的病例之一。
毛宝珠说，她年轻时周围都是杉树。现在这里成了一片荒地，只剩下树墩和已经没有香味的茉莉花丛。她牵着孙子的手。“这不是我们原本想像的生活，”她说。
恐吓患儿家人
就要开庭审理了，戴仁辉忧心忡忡。他投身于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辩护的事业，但他之前代理的案件，几乎没有像大浦铅污染案这样引起如此大的争议。
据大浦居民称，在戴仁辉提起诉讼前，美仑就开始对患儿家人进行恐吓。一群群身份不明的男子在傍晚的时候现身，警告民众如果继续追究该案，他们可能会失业或遭遇暴力。一些家庭说，他们向愿意撤诉的人提供了1500美元的贿赂。
当2015年春戴仁辉出庭时，已有40人放弃诉讼，剩下的只有13人。
他们要求美仑拿出逾30万美元，支付血液中铅含量超标的13名儿童的医疗费用。
在法庭上，美仑的律师质疑那些孩子是否具有可证明他们住在工厂附近的有效文件，要求法庭驳回诉讼，尽管很多患儿的家人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
据在场的患儿家属称，美仑的代理律师甚至一度暗示也许应归咎于大浦儿童不讲卫生，引发了旁听席上的高声抗议。
大浦患儿家庭在法庭上遇到的挑战，只是中国的污染受害者所面临的诸多障碍中的一部分。
收集证据的过程耗资不菲。即便是最基本的土壤或水污染监测也要花数万美元。很多原告要用数年时间和一大笔钱来搜集证据。
导致难度进一步增加的是，法官常常质疑第三方收集的数据，而更喜欢官方报告，但地方政府有时候拒绝公开这种报告。
污染的受害者可以联合起来聘请律师，分担收集证据和征求专家意见的费用。但中国的法院通常不愿审理有多名原告的案件，担心这可能会给组织抗议的民众壮胆。
习近平推进的新环境法意在通过授权非营利组织与势力强大的公司抗争，帮助大浦那样的病患家庭。
但法院更青睐与政府关系良好或由党控制的非营利组织的做法，削弱了该法的效果。2015年，只有9家非营利组织设法根据该法提起诉讼，但全国各地有资质的环保组织超过700家。
中部城市武汉的律师曾祥彬（音）曾是中国西南省份云南某遭受镉污染的村庄村民的代理人。包括一个15岁的男孩在内的几名村民突然死亡，民众将其归咎于镉污染。
那是2012年，该案受到了中国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但自那以后，几乎没什么动静。曾祥彬说，一家法院受理了案件，但多年来一直拒绝审理。
“一直拖着，就行了，”他说。“这就是中国解决问题的方式。”
胜诉，但回报甚微
孙子铅中毒的毛宝珠难以接受摆在她面前的数字。
去年，衡东的一家法院审理了13个孩子的案件，并判定美仑应为导致其中两个孩子，包括毛宝珠的孙子严重中毒负责。但法院下令该公司仅向毛宝珠和另一个孩子的亲属各支付1.3万元人民币。
她说，这些钱还不够付律师费和收集证据的费用的，更别说医疗费了。其他家庭则一无所获。
4月，衡东一家法院同意重审该案。但毛宝珠担心结果还是会一样。
“有时候我觉得没有希望，这一切都不会结束，”她说。“没有人愿意为此负责。”
在大浦，当地政府试图恢复风平浪静的感觉。官方承认一些孩子出现了严重铅中毒的症状，但指人数不超过100人，并坚称他们都得到了治疗。衡东县负责宣传事务的官员谭珍利说，那些孩子现在都很健康，被污染的土地都得到了清理。
“是旧新闻，”谭珍利说。“工厂已经关了。这里一切都在好转。”
但谭珍利不允许大浦的民众和记者说话，除非她在场。数名民众表示，当局下令他们不得接受采访，并警告称如果继续发声，他们可能会被关进监狱。
美仑已搬至附近的一个镇，它在大浦的老厂废弃了。一飞在附近玩耍，他在人行道上推着一辆黄色的赛车，水坑里的水被他溅起。
每周二，他会去医院检查血铅值。他的血铅值一度是国际标准的九倍，现在依然高得危险。一飞的父母说，他的健康状况基本没变，但记忆力出现了衰减的迹象。
“我们完全无力改变现状，”他父亲说。“没办法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