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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尊重规矩，并将相声这门衰落的行当以正统方式振兴的师父；一个利用旧式习俗与传统，对徒弟进行道德绑架的师父。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你站在哪个位置。
学徒
它是更新的，加入它的滋味可不好受，它存在于郭德纲与“纲丝”想象之中——你已经听说过了，“叛徒”名单。需要提醒的是，编外人员做了再过分的事，也不能称之为“叛徒”。成为“叛徒”前，首先要成为徒弟。
对于一个相声门外汉来说，那是一条漫长艰难的道路。
不算那些跟随郭德纲于泥淖的儿徒——那些人多是苦出身，赵云侠曾是个搓澡工，孔云龙与岳云鹏则是海碗居面馆的门童与递菜员——想成为德云社科班学员，面临着激烈竞争。
2010年招生的“九字科”第二批学员戴九安回忆，来考试的人有200多个，他们是从上千个报名者中选拔出来的，考完之后留下了60多人。之后每周上一次课，逐批淘汰。“第一次60来个，第二次50多个，第三次40多。”像经历着一场场阵地割据战，减员持续发生，“人越来越少，就又招了第三批、第四批，补充了这么多人，又重新分班。”
郭德纲并不手把手带徒弟，但德云社最优秀的演员都会分配带班。戴九安跟的是“四大弟子”之一的栾云平。学员与班社是一种松散关系。班社不管吃住，但也不收学费，唯一交的一笔钱就是1000多元的材料费，印着《报菜名》《夸住宅》基本贯口。“就是几张A4纸，不是为了要钱而要钱，而是为了勉励你，你交点钱，你自己就上心了。”戴九安说。
很多人来自外地，“真是坐着火车来这儿，上俩钟头，坐着火车回东北，坐着火车回河南。”要愿意在北京生存，就自己租房，找个工作，晚上去天桥剧场听活。听完活，要帮剧场打扫卫生，这又是考验人性的时刻了，有人因为偷懒被劝退，有人因只在老师出现时才积极干活被劝退。
刘鹤春是德云社公开招生的第一批学员，那是郭德纲已声名鹊起的2006年。刘鹤春当时在山东读大三，他嫌两地奔跑太周折，干脆大学也不怎么回，在北京找了个保安工作——他是那群保安里仅有的大学生。学艺那几年，他还做过夜班客房服务生、电信收费员等兼职。“最累的就是收电话费，最远的到顺义，一去一天，给一张公交卡去那儿，收个一两百块钱的电话费又回来了。到处跑。”
住处也是四处辗转。他最初蹭住在亲戚家，然后是保安宿舍，还住过400块钱月租的地下室。“后来没钱了，我想这个月完了之后，不知道怎么过了。师娘说让他住园子来吧，一句话就把我救了。搬到天桥剧场里边，吃住都管，等于是服务员一样，见天固定下来干活，每个月给我500块钱生活费。”
但剧场也很难谈得上是舒适的住所，睡觉的地方也不固定。地下室宿舍是上下铺，“有时候我值班，我就打个被窝卷儿，在后台地板上铺上，第二天早上卷起来，找个没人的地方一放。”刘鹤春说。还有一年，德云社做了很多月饼，剩下很多堆在剧场二楼，他把箱子铺起来当床，在上面睡了一段时间。
学员鲜有登台机会，即便登台也没有场份（即演出费）。要精熟并表演过30段相声以上，才有资格领场份，普遍要耗时两三年。这并不是郭德纲创制的新规，而是沿袭自相声科班的古老传统：三年学徒两年效力。人为拉长、否定速成的学艺之路，本身也是一种磨练与选择。机会只给那些留到最后的人。
严格意义的拜师要经过摆知仪式，但学员能获赐艺名，就可以叫郭德纲为师父了。没给字的，只能叫“郭老师”。无论学员还是徒弟，见“郭老师”一面并不容易。他的生日宴是个机会，但名额有限，不是一窝蜂谁都能去的。去得给师父送礼，价值大小不重要，关键是心意得到。
徒弟座次，一般按照给字的顺序。“鹤字科”开班一段时期后，郭德纲给学员成批起了艺名。这批名字中刘鹤春排位第一，因为他踏实勤恳，业务出众。然而，他仍然要管班上的一个人叫师兄。
那是一个说话瓮声瓮气的退役军人，痴迷于评书，三弦弹得极好。德云社元老张文顺尤其器重他。“师爷就说叫他郭鹤鸣吧，（师父）第一个给他这个字，所以说他排在我们前面。”刘鹤春回忆。在2006年，郭德纲将他西河门师父金文声接到北京，社里安排郭鹤鸣去照顾了半年，住宿钱也省了。这既是美差，也是重任。
一晃十载。那个被破格赐名的徒弟如今已经告别德云社两年多了，在外界看来，那是场和平分手，与曹云金、何云伟离社所引发的怨恨完全不同。他依然感恩那段师徒关系。“师父的父是哪个父啊？现在好多媒体不注重这个，写单立人那“傅”，改修车的了，瞎写。”郭鹤鸣对记者说，“我是他徒弟，那是我父亲。”
对郭鹤鸣的采访在2016年8月底进行，几桩师门相关的戏剧性事件，刚在过去的夏天发生：刘鹤春结束了一年的出家，重归德云社；2年前投奔听云轩的赵云侠也回归了，他公开斥责与他同去的搭档戴九安为“盗卖信息的内奸”……
郭鹤鸣避谈这些江湖风波。他跟昔日师兄弟联系不多，如今他深耕评书，自辟场所每周固定两场演出，但观众平均只有二三十人，远比不上德云社。
那场采访几天后，德云社家谱公布。提及郭鹤鸣只有短短一句话，但即便一直追踪相声圈消息的观众也为之惊诧：“欺师灭祖手段卑劣，革除师门。”
家谱
孔云龙记得，师父郭德纲最早念叨着要制作家谱，可以追溯到鹤字科还在招生的时期，“挺复杂的，不是说随便拿张纸我这儿出个册子就完事儿了。得调查。”相声极其重视辈分与传承，同在曲艺体系之中的西河门、快书门各有枝蔓与交集，家谱撰写绝不能有一点马虎，而许多圈内的事情，只有圈内才知道，“你要瞎写，到时候人家骂街，你把人家老祖宗给人家。”
这部分导致了筹备期的延长。郭德纲借着东奔西走的演出机会收集信息。2012年他去美国演出，还去拜访了住在洛杉矶(专题)的台湾(专题)相声大师吴兆南。老人年近九旬，是侯宝林的徒弟，谱系上是郭德纲师伯。“上他们家去，听老先生聊过去这些事儿。你（之前）听的，跟老先生传教的，看符不符合。”孔云龙说，“师父去外边问，问完了之后，然后跟高峰他们去沟通。高峰拿笔记下来，再交给刘鹤英。刘鹤英去排版，把这个东西存到资料库里边。这么多年一点点搜集。”
一些事情比看上去更复杂。追根溯源，德云社演员郑好辈分要比郭德纲高一辈儿，但对外，郑好与郭德纲素以同辈相称。这是因为他来自东北那一支，他的师爷早年间入关，相声江湖山头林立，考虑到与东北同行的相处，郑好的师爷就自降一辈儿。“因为你辈儿太大了。这不是特别露脸的事儿，那没办法，艺人混口饭吃，上那儿去之后你还充大辈儿，人家肯定不同意。”孔云龙解释。
虽然有迹可循，但也不能贸然写入家谱，“这个东西必须得跟人本家打声招呼。”哈尔滨有德云社分社，郭德纲过去后，找郑好的师父说明情况，“我们就是这么着排下来，降那辈可能就不提了，但是您别挑理。”孔云龙说。
除此之外，有人带艺投师，“跳门”可是圈内大忌，也要跟之前的老师通报，获得首肯。
归根结底，所有的小心翼翼，所有的正本溯源，都是为了尊重传统。相声这行当的传统还有很多：儿子不能拜父亲为师；后台禁止进外人，哪怕是演员家属；上台要穿白袜子，不能喝酒；看同行演出必须先打招呼；重视辈分，长幼有序……
在德云社，不论是谁，不守传统要受到惩罚。德云三队队长孔云龙曾带队去外地演出，吃饭时一个九字科师弟不等师哥入座就先行坐下，说话也缺少礼仪，“回北京之后我就给他弄青年队去了，给清走了，一点规矩都不懂。”早在2004年起，德云社天桥总社的后台立起了祖师爷东方朔的牌位，逢初一十五要上香，少班主郭麒麟有次因为没有及时换神龛前的贡果，被郭德纲责令扣除当场演出费。
郭德纲极为看重传统。2013年他登上春晚，坚持穿大褂说相声，在那场演出中，桌上摆着绣着银龙的白手绢、扇子与醒木，未必用得上，观众也根本看不到，但“要以相声标准的状态出现。”德云社的作品，大多是老活翻新，冠以传统段子的名字，沿用其框架，往里面加入新的笑料与情节。太平歌词是个容易冷场的节目，他总是念念不忘在表演时唱上一段，他是真爱它，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
而家谱，无疑属于传统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德云社20周年之际，家谱面向社会公开后，它存在的意义不止于私域，某种程度上，它相当于将人事奖惩大白于天下的昭告。公众对于错综交织的传承脉络没有那么关心，注意力难免被吸引到不同人物的评定上。
五人被逐出门墙，除了素来不睦的曹云金、何云伟，郭鹤鸣等三人均是新鲜名字（家谱没有提及未经摆知的戴九安）。而前后脚回归的两人，待遇各不相同：赵云侠被摘字查看；而刘鹤春依然排在鹤字科前列。
与家谱上订明“几进几出颇多反复”的赵云侠本质不同，刘鹤春2015年因个人感情纠葛去藏地出家，除了不告而别并不构成大错。他回京后马上去师父家拜谢，郭德纲当即决定，在几周后北展剧场的商演，与搭档于谦带上徒弟一起说段《扒马褂》。
如果你完全认同郭德纲的准则，那么这一切故事，基本上是个道德寓言。所谓的“背信弃义者”，终将受到谴责，白纸黑字钉在耻辱柱上。但若迷途知返，班主将展现出宽厚仁慈的一面。家谱3年一修，也意味着现有的评定会根据个人表现而推翻。
但很快，那些熟悉德云社的观众，察觉了家谱中的某些异常，张德武与谢天顺不在其中，两人均曾是社内的重要演员，前者的离世与后者的抱病休养并不构成剔除在外的理由。更糟糕的是，家谱为彰显庄重，以繁体竖版排制，反而弄巧成拙，充斥大量因繁简转换导致的错别字。
然而这些零星的嘲讽、质疑无法构成洪流，真正对家谱权威构成挑战的，是曹云金紧随其后发布的反击长文。那是曹云金自2010年离开后，首次对师徒恩怨的详尽复盘。他罗列了大量细节，有辩护，也有控诉。
这个举动让所有人意外。就连曹云金的大徒弟刘连喜，事发前也蒙在鼓里。9月5号，他结束横店对师父的探班，驱车回京的半途，在微博上看到那篇7000字的自述文。他想起一天之前，感觉师父情绪不佳。“你怎么了？”他问。“没事，明儿你就知道了。”
即便是7月份闹得沸沸扬扬的“内奸事件”，也没有令曹云金跳出来自辩。表面上看起来，矛盾存在于昔日搭档赵云侠与戴九安之间，但实际上，“内奸”的指责也将收留赵、戴二人的听云轩置于道德的不利地位——那是曹云金离开德云社一年后创立的班社。“抹黑的是我，影响的是曹云金。一箭双雕嘛。”戴九安后来对记者说。
事情一经曝出就遭遇反转。根据戴九安公开的与赵云侠的偷录电话对话，那似乎只是后者收取德云社2万元后进行的构陷。赵云侠则对记者辩称，电话里只为安抚戴九安才中了“圈套”，但他也承认，所谓“内奸说”，“与创作相声包袱一样，来源于生活，要高于生活。”
然而那场风波很快就过去了，并没有对德云社造成太大影响。“没有话语权，人微言轻。”戴九安感叹。当时他劝曹云金出来回应，但听云轩的班主拒绝了，“也没说我，主要说的是你。”
但家谱将曹云金彻底触怒了。与既往的含沙射影截然不同，显然在他看来，那是一个无法承受的严重指控。
“曾用云字艺名者二人，欺天灭祖悖逆人伦，逢难变节卖师求荣，恶言构陷意狠心毒，似此寡廉鲜耻令人发指，为警效尤，夺回艺名逐出师门。”
大家长
在曹云金反击郭德纲的那篇长文中，他讲述了他在学艺之路上遭遇的委屈与盘剥，曾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张云雷，在记者采访时补充那段故事的另一些方面。
2001年，9岁的张云雷住进郭德纲家，他是郭夫人的表弟。这种遵循旧式培养方法，从小与师父在一个屋檐下同吃同住的徒弟，叫儿徒。郭德纲家里同时住着好几个。接下来的4年，张云雷的每天大致是这样开始的：大清早起床跟着师父去河边喊嗓子，“回来之后，给他点上一根烟，把茶沏上，然后他就沙发上一坐”，给几个孩子说活。郭德纲喜欢在家里焚香，点香的工作也交给小徒弟。
以这种老派风格生存于现代社会，张云雷一点不感到奇怪，他完全融入了，当年的经历在他身上留下痕迹。“人家90后出去都喝饮料，我永远是拎一个茶缸子，茶不离手。”他说。
当时郭德纲在北京尚未落稳脚跟，还要租房住，自己糊口艰难还要带徒弟，为什么要做这样经济上毫不划算的事情？“就是因为太爱相声了。那你说怎么办呢？你得让他认头去学。”他对记者说，他认定只有这种方法，才能教出真正的相声艺人。
儿徒们每天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背诵。张云雷专攻太平歌词，那时没有电脑网络，也没有现成文本，郭德纲把每段唱词录在复读机里，供徒弟模仿。但张云雷很快找到了复读机的另外一个用处，他把自己背诵的声音录了下来，关上房门大声播放，扮成用功的假象，实际上他在偷懒。
他的伎俩有一天被走进房间的郭德纲撞破了。师父微微一笑，关上房门走了，但接下来不再理睬他。这种反应比任何惩罚，给张云雷带来的恐惧与愧疚更甚，他向师父承诺永不再犯。
张云雷曾挨过郭德纲的揍。“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因为是亲戚嘛，有这方面原因。”孔云龙说，没见师父生气时打过其他徒弟，反而是开玩笑的时候，会往腿上捶，“来个大麻雷子。特别用力，还不许躲。”但对于徒弟们来说，师父最可怕的状态不是动手，而是不理人。沉默会造成一种特殊的压迫感，那是郭德纲的方法。
许多早期入门的徒弟都有在郭德纲家住宿的经历。2006年，郭德纲在大兴租下一个占地四五亩的大院，自己盖房，孔云龙、岳云鹏、烧饼、杜鹤来、马鹤琪等人全部住进来，管吃管住。李云杰、栾云平是北京人，也时常来住个两三天。一个三弦艺人，是某徒弟的岳父，成为大院经理。郭德纲还专门买了辆金杯面包车，有演出就拉上这些人来回。购买米面粮油，也靠这车运输。
师父似乎喜欢家里有徒弟的热闹感觉，但他本身又是一个好静的人。地下室开辟了一间台球厅，徒弟们大半夜不睡，吵得厉害。有一天起床发现，白球不见了。“师父给藏起来了，大家都知道，也没敢问，那意思你们就注意点吧，也就一阵儿。”赵云侠说。
后来郭宅几经搬迁，徒弟们也大多自觅住处，有几位一直住在家里，每天最少七八张嘴吃饭。有徒弟帮忙，打扫卫生绰绰有余，直至师娘王惠有了二胎，家里才请保姆。为满足隔三差五有徒弟留宿的需求，家里始终保有放着上下铺的客房。赵云侠在师父家住了6年，有一个单间，直至他结婚才搬走。师娘每天下厨，他就打下手。厨房里有个小盒子，师娘把钱摆在里面，买菜就拿去用，从来不用报账。他完全融入了郭家。“郭麒麟上厕所，老一坐坐半个小时。后来我们老说，那时候还小，十几岁别脱肛啊。”他笑着向记者回忆。
春节时候，一些外地的徒弟也不回家，跟师父一起过年。流水席从早上开到深夜，人一拨一拨地来。赵云侠懂得和面，李鹤彪干过厨师，再加上师娘，他们仨几乎全天泡在厨房。“一到过年的时候可要命了，我们一站都站十几个小时一天。”赵云侠说，“早上十来点钟就起来炸呀、切呀，一直能到夜里敲完钟，人走完之后，我们刷碗，这才算完事。”
师娘王惠喜欢和徒弟打成一片。有时，她带着一群人出去唱歌。在那个短视频应用尚未出现的年代，他们拿着摄像机，拍小品玩。郭德纲从不参与。王惠尤其喜爱外形乖巧、伶牙俐齿的孔云龙，老是带着他去逛街，后者负责拎包。“师娘把我当儿子一样，爱跟我聊天。她老是冲我发火，说骂我就骂我，但是对我特好。我想吃鱼了，我师娘就给我做鱼。我出车祸，嘴里面缝的都是针，师娘顿顿都给我做鸡蛋羹。”孔云龙说。
孔云龙花钱大手大脚，没钱就去师父家借，少则三四千，多则两三万，“1000块钱就值不当的去要了”。说是借，但从来没还过。这当然是极为亲近的徒弟才有的特权，也招致了旁人的怨恨。“这帮师兄弟，大言不惭地觍着脸找我师父借钱，你们凭什么呀？人家有钱是人家的，凭什么借给你们呀？”一个已经离开德云社的徒弟说。
郭德纲常与徒弟以父子相称。很多现代人对这种关系会有所抗拒，尤其像赵云侠、李鹤彪等徒弟与他一样均出生在70年代，仅小了几岁。但对于德云社而言，他确实是那个照顾所有人衣食起居的大家长，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师父的职责。
早期就跟随在身边的徒弟结婚，郭德纲会包办婚礼。这不是相声的规矩。“孩子们都不易啊。你不得对他好一点吗？几乎每一个我都这么管，把他家长都接来，让孩子风风光光的，劝他们好好过日子。”他说。从婚照到戒指，从家用电器、床单被罩到婚宴，师父负责一切，就连接亲的车、化妆师，都是他找的。“我结婚的时候是何云伟、曹云金主持，于谦老师证婚人，”李云杰回忆他2008年办的婚礼，他父亲早亡，母亲瘫痪，“郭老师代表我父母，跟我媳妇儿他父母站在台上。”
不止于此，李云杰儿子出生后，郭德纲赠予他一个金条。母亲去世，郭德纲偕德云社全员上门祭拜，一对演员一个大花篮，“院里都摆不下了”。弟弟李鹤东缺少管教顽劣好斗，郭德纲出主意，“管我叫干爹，上德云社来学相声，我看着他，省得出去打架去。”他的另一名义子陶阳是京剧神通，但李鹤东只是一名社会青年，收下他纯属心血来潮。
徒弟家里有难，师父第一时间援手相助。2007年，岳云鹏母亲要做心脏搭桥手术，郭德纲出了十几万元，岳家要建房，也是师父出钱。多位徒弟都表示，受过师父的类似恩惠。赵云侠记得，师父曾多次对他说过，“我要管你一辈子”。
所有家庭内部矛盾，也会在他们之间出现。赵云侠说，他从德云社的第一次出走，就是因为与师娘吵架。那是2013年大年三十，赵云侠与妻子闹离婚，师娘看不过眼，“刚结了婚，你怎么说离就离。”他气得开车走了。后来他承认自己混账，但也感到委屈，“有些事情只是当事人心里能明白，又解释不清楚。”
基于这样的关系，师父包揽徒弟的孩子起名也不足为奇了。大名尚有挑选余地，郭德纲会列出一个单子，从10个名字里挑。小名就由郭德纲直接说了算，栾云平女儿叫“大盆儿”，李云杰儿子叫“大盘儿”，岳云鹏女儿叫“大碗儿”，跟郭谐音的“锅”，属于一个系列。
但某些时候，哪怕存在于真正父子之间的那道名为隐私的界限，会被他轻易地逾越了。早在岳云鹏正式向郭德纲介绍他的女朋友（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之前，郭德纲就知道她的名字，因为他翻过他手机。“逮住谁翻谁的手机。密码什么呀？这个照片哪儿照的？谁呀？毛病，可八卦了。”岳云鹏的搭档孙越说。
小人物
很多人将赵本山和郭德纲类比，在曲艺江湖，他们均可以称得上宗师级人物，门徒众多。但在招徒一事上，两者最大不同是，赵本山纳入门下的，不是业已成名的二人转剧场的“台柱子”，就是绝活在身的潜力新人，而郭德纲的徒弟，入门大多是白纸一张，即便极少数带艺投师者，也是籍籍无名之辈。这就是德云社的故事最动人的地方，没有人关心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的相貌、学历与身材——德云社有很多体重超标、外形平庸的学员，最重要的是，你在台上的活怎么样，你能变成什么样的人。对于任何一个存在竞争的地方来说，这已经足够纯粹了。
初来者的天赋不是立时兑现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培养成角儿。这也是郭德纲对于那些“叛徒”痛心疾首的原因。
“叛徒”话题是采访禁区。张云雷介绍儿徒经历，谈当年屋子格局和床位分配，把曹云金完全抹去了，仿佛那个人和他住的那间屋子从不存在过；有人像对那几个名字有过敏症一样，只用“曹”“何”指代，仿佛他们不是人名，而是某种可怕的咒语；孔云龙倒是聊了聊曹云金，不过随行的德云社工作人员请求不要把这些讲述写进报道里。郭德纲经纪人王海划掉了提前递交的采访提纲中的所有相关问题。
对于任何话题，郭德纲可以给出条件反射般的娴熟回答。他似乎很容易和人建立起一种熟络的感觉，目光会照顾到休息室里的每一个人。一些说辞听起来耳熟，他说过多次了。他有着卓绝的表达能力——如果把他的话照抄下来，你会发现很少有病句与车轱辘话。他擅用修辞，记者抓句引语就可以成为耸动的新闻标题。但谈到多年前的一桩未遂心愿，他的声音变得平静，那是一个尚未写完的剧本，《济小塘捉妖》。
“不是2005年写的，这应该是1999年开始写的。”他纠正道。“我在最不如意的时候，给人做编剧，其中写了这么一个戏。”
那部戏写的是一个小人物，历经落魄，被推到神仙的位置，为天下捉妖。“那可能就是我自己。”他对记者说。他决定现在要继续写下去，做成“一季一季”的网剧，并考虑让儿子出演。
但你真的相信，历时多年写了不到10集的剧本能重新拾起吗？商演频率不降，同时还越来越多出现在综艺节目的郭德纲，能继续创作剧本吗？这都不是刨根问底的重点，郭德纲更看重的是这个故事凝聚的记忆与现实指涉：突破结界的小人物。
与相声世家子弟不同，作为一个警察和一个小学教师的儿子，天津长大的郭德纲曾是圈外人，虽然投身相声，但人脉与资源并不在他这一边。后来所有的这些成就，是在一个曾经将他不断拒绝的地方完成的。所有他徒弟吃过的苦，他也都吃过。90年代他三进京城，在最后一次，他召集起散落民间的同行，包括张文顺、李菁等人，拉班成立德云社的前身——北京相声大会。然而那距离他真正大红，还有10年。才华、忍耐、机遇——2004年侯耀文力排众议收他为徒以及之后的提挈之恩，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成就了他。
在他最广为流传的相声里，他永远是那个“小人物”。《我要》系列中，他是奸懒馋滑但本质不坏的小人物，《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中，他则是一个为传统沦落痛心疾首，却不见容于主流相声界的小人物。他以平民角度戏谑这个世界，精神状态却不颓废，许多笑话埋藏着他过往痕迹。
他有一种随时把糟糕的事情变得好笑的能力。多年前，初中美术老师张承武第一次去德云社听相声，观众不到10位。郭德纲在台上以此砸挂：“台下的不许跑！ 我们台上有12个人，比你们台下的多，你们打不过我们！”张承武顿时有了结交之心。后来他弃教从艺，也拜师进入了德云社，艺名：张德武。
正如很多曾经聚拢于郭德纲身边的人，张德武后来也离开了他，双方闹得并不愉快。不再合作者还包括王玥波、刘源等人。但对于大众而言，德云社真正的招牌只有一个名字。每隔一段时间，围绕这个名字就有风波出现，从汪洋的官司、藏秘排油代言到打记者、抵制三俗，最新一则是对沙溢[微博]6岁儿子大开伦理玩笑，最终郭德纲都摆脱了影响。
然后，几乎没有例外，这些过往——连同所有难堪的、理亏的过往，都将为他所用。他将其变成砸挂的素材。“当年一个藏秘排油，班主从315（晚会）砸挂到年底封箱还不算完，来年开箱还不忘记这个梗。能这么理直气壮拿自己的污点砸挂还砸成清白的，估计也就班主了。”一位知乎网友写道。
当今天的郭德纲称自己还是一个“小人物”，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在实现财务自由之后，他热衷于穿戴世界名牌，却总是被网友视为时尚潮流的反面教材。其实衣着搭配并没有错，偏偏就有一种视觉上的错位感。但那种“小人物”的感觉更多源于某些看不见的东西，比如他对歌颂型相声的排斥（当然他也并未尝试向讽刺型相声靠拢），比如那从未从他身上离开的草莽之气。
一直以来，每每提及那些与徒弟的恩怨，郭德纲很少讲述具体情境，他不需要，那不是他的讲话习惯。他有时将其揉进段子里，“新三大寓言故事：农夫与蛇，东郭先生和狼，郭德纲与他的徒弟们。”要不则是抒情，写几句悲悯的诗词。在云淡风轻中，就能激发起同仇敌忾的效果。
但某些时候，他也会变得异常愤慨。2010年曹云金因对待遇不满，醉酒后大闹他的生日宴，那天晚些时候，他返场表演唱了《未央宫斩韩信》。选此曲目意有所指，他的唱腔有如泣诉，观众叫好连连，只有徒弟们能听出他的内心话语，烧饼（朱云峰）在后台就哭了。后来郭德纲在微博中写道：“那几十句唱词，心头一直在喷血。几年来，从不看这段视频。今得闲，无意中点开。眼望澳洲春雨，耳听昔日唏嘘。一声长叹。莫仁于雨露而靡于草夏枯，莫严于霜雪而松柏冬青。”
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在采访中，郭德纲主动闯入了“禁区”。他似乎陷入回忆之中，垂下双眼，表情诚恳而痛苦。他开始讲述，几乎每段话里，他都会站在对方立场考虑，“其实孩子们还是单纯，就是走早了，最要紧的一句话就是你远没有你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厉害。”“赵云侠回来个10趟，走20趟，我都允许和接受。”但一些话里藏着刀锋，比如提到郭鹤鸣时他说：“他是隐藏得最好的。没有人知道。外界没人知。”虽然从未提供细节，但所有的解释都指向一个结论：“真实的情况远比你们所了解的要血淋淋得多。”
班主为那几个爱徒的离开而恼怒吗？当然。如果他们留在这里德云社会更强大吗？包括许多自己人在内都是这么认为的。如果在裂痕出现后，他不是与徒弟避而不见，而是采取更积极的沟通方式，也许故事有另外的结果？也许是这样，当事后诸葛亮很容易。他希望他们回来吗？从前是的，至少他是那么说的。
现在不再是了。“有的人是可以回来的，有的人是不可以回来的。”他对记者说。
这也许是师徒关系中近几年最大的变化。
某种程度上，爱与恨是交缠的。对于某些“纲丝”而言，他们有多爱班主的艺术，就有多恨他的敌人。痛斥“叛徒”进而成了一种互动的粉丝体验。曹云金的经纪人王晶京告诉记者，这种趋势近两年在加剧，每当郭德纲有所影射，曹云金的微博就会涌入大量辱骂，删都删不干净。“也不知道是黑粉也不知道是水军，就劈头盖脸地把你骂一顿，好像你所有付出都白做了。”就连曹云金的徒弟，也不乏在微博连带被骂的经历。
被指为“内奸”后，戴九安遭到了严重的网络骚扰。他唯有取消很多现实中的朋友与生意伙伴的微博关注，他对记者称，有人通过给他的微博关注者发下流私信的方式抹黑他。“他们跟我女客户就直接说了，戴总介绍的，多少钱一宿？人家发微信截图给我看了，说你这怎么回事？”戴九安说。
郭德纲总挂在嘴上，让那些出走者把字还他。没有人真的这么做，对徒弟来说，这也不是个理智的选择。“当爹妈的说这孩子我不认了，扭头出去了，我也不认他了，那我就更不能把我这名字改了。我真成不孝顺了。”郭鹤鸣说。
事实上，很多年前，郭德纲就找到了一种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把退社者的艺名授予新徒弟。这听起来像个孩子气的玩笑，但确是真的。潘云侠走后，有了赵云侠；刘云天走后，有了李云天；张鹤文走后，有了张鹤雯。
“你不干这个，你就没必要再占一个字了。”郭德纲对记者解释，“你炒菜去了，你带我一字走干吗呀？那肯定就留下这字给别人。”
管理
2011年之前的德云社以管理混乱而出名——演员不打招呼接外活，节目单安排随意，接连不断的内讧与出走。这种情况在后来有所好转：员工需签订严格的合同，接外活需要报备并按二八与德云社分成；划分多个演出队，给队长极大的权限；成立管委会与艺委会，分管人事与舞台表演。
但这种管理的规范化，并未为演员的收入带来太大的改变。接私活的机会几乎没有了，申报程序形同虚设，有人嫌麻烦，宁可不再接活，有人冒着停场甚至清门的风险偷偷出工。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多成熟演员的场份仍维持在150元。如果按每月演满32场，横向比较起来，比其他相声团体要略丰厚。但这只是理想状态，不是每对搭档都能排满场次，而且一旦得罪了负责排班的队长，场次可能大幅减少。
按照相声传统，剧场都会定出每场票房底限，一旦没有达到，除了攒底儿的角儿，其他演员只能拿半份场份（该制度在近两年取消）。“那会儿天桥（剧场）基本上都能拿150的，三里屯（剧场）一多半，湖广（剧场）一小半，张一元（剧场），全军覆没。”一位徒弟回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愿意去外地分社演出，因为票房、工资是整份，还有两周500元的伙食补助。
某些现代企业的通用原则同样适用德云社。演员之间严禁谈论收入——虽然这都是心照不宣的。旧式规矩不是这样的。“我见过所有老先生跟我说的都是，后台谁挣多少钱，大伙儿必须都知道。为了刺激演员个人提高艺术水平。”一位徒弟对记者说，“过去演出是计时收费，这一笸箩往这儿一放，买竹牌，我今儿想听三段相声，买三个，想听四段，买四个。”
演员多数签的是经纪约，德云社原则上无需上社保。一位娱乐行业经纪人告诉记者，一般艺人经纪约固然有独家代理的条款，但同时有保底承诺。“比如今年我给你开两部戏，或者给你推一个真人秀，我要承诺你今年的收入在多少多少以上。”她说。
“我那阵儿拿一个月工资，两千四五，两千五六，没超过三千。” 戴九安说。郭鹤鸣说，2012—2013年，他的平均月薪算下来在2800元。不平衡心理很容易产生。“在一个单位干了七到八年左右了，还挣一最低工资，你乐意吗？而且你面临的是成家立业，面临的是买房买车。”他一度在天坛公园找了个祭祀表演的工作，以提高收入，及至2014年底，经多番交涉，郭德纲允许，脱离了德云社。
至于郭德纲后来如何与他交恶，谁也说不清楚。评书剧场收入微薄，但靠着去中小学开快板课、网上售卖评书录音，郭鹤鸣如今在北京买了房。“我要混得特惨的话，他不会恨我的。”他说。
德云社从未引入职业经理人。公司的董事长与总经理都是郭夫人王惠。岳云鹏的经纪人、郭德纲的小舅子王俣钦说：“郭老师和郭夫人，他们两个人全面都抓。那底下就三四个高管，再底下就是老百姓了。”主要行使管理职权的是一个叫刘鹤英的徒弟，除了副总经理，他还兼任法务部、人事部的经理。
现在对外用回本名刘佳的刘鹤英，在鹤字科甚至不是排名靠前的那几个，但因为以前在企业里做过管理，比较能干，慢慢被委以重用。“因为我们这个行有师承关系，所以好多事并不是外面请个白领来，你就能给我管好的。”王俣钦说，“正常的公司你不能越级吧，但是我们这里不行，照样能把你跳过去，直接找师父，因为他是我爹，你根本就拦不了我。”
人事制度上，郭德纲有看起来极为任性草率的一面。孙越与岳云鹏搭档前，曾属于一个名叫艺馨社的相声团体，他第一次参与德云社商演是在郑州。那个晚上，他与郭氏夫妇、于谦坐下来聊天，说到艺馨社尚处于亏损，从业不易。“胖子你也别这么折腾了，你就归到我德云社不就完了。”郭德纲说。“哥，我过来没问题，我手里头还十几个师兄弟呢。”孙越说。
据孙越向记者回忆，郭德纲没有接话。尴尬的沉默持续了一分钟，郭德纲开口了：“这么着吧，你来我全接收得了。”就在这个晚上，艺馨社全员的命运就被定了下来。最初，郭德纲不过想为准备力捧的岳云鹏身边添一名搭档，然后，他一下接纳了一支队伍。他既然答应了，就要给这些人提供舞台。翟国强、刘喆等人如今已是德云社的主力演员，但放在当初看，郭德纲的决定绝非审慎。
人们很容易忽略，作为统领着一个几百人团队的班主，如何分配利益、让每一个人都开心是非常困难的挑战。2008年，德云社组织出国商演——商演是肥差，演员酬劳动辄几千上万，但也需要能挑大梁的人。赵云侠已经办好护照，郭德纲劝他把机会让给后加入德云社的谢金。赵云侠答应了，“我师父都得照顾到，别到时候显着好像咱净顾着徒弟。”
班主有着极具情义的一面。据王俣钦说，德云社有五六位老先生，如今已无法登台，郭德纲每月给每人发两万元，因为他们曾有恩于德云社，他在报恩。
他尽力照顾身边的人，但还有很多人是他照顾不到的。“我跟我师父这么多年没有说过超过20句话。”戴九安说，“我敢说九字科、霄字科，很多都是苦孩子，但是没有人去管他们，都是自己去租房。之前三年，不会给你一毛钱，都得是家里支持，从一个商人的角度，我感觉这像一种融资。”
商业而言，德云社取得巨大成功，下辖9支演出队，2016年小剧场演出3000余场，5000人以上商演111场。它正在走向更大的成功。与之一起到来的，是相声的复兴。人们睡前的耳塞里播放着郭德纲。去德云社听相声成为一种时尚，买票，鼓掌，噫。纽约(专题)、巴黎、墨尔本，曾被冷落的艺术走向世界。在中日邦交恢复45周年之际，他将要去的下一站是东京。
郭德纲更倾向于将德云社表述为一种关系，而非一门生意。他认为自己不懂商业，采访中，他用一种容易招致挑战的绝对语态说：“我对钱没有概念，所以说有时候一聊天，谁说郭德纲克扣谁谁钱，我说这就是丧尽天良，我还真没拿钱当回事。”
一个尊重规矩，并将相声这门衰落的行当以正统方式振兴的师父；一个利用旧式习俗与传统，对徒弟进行道德绑架的师父。辩论可以不断进行下去，取决你站在哪个位置。然而抛开这些，记者与郭德纲的相处里，大概可以素描出他世界的轮廓：他对陌生人随和、客气，那绝不是伪装出来的；他对于相声的热爱；他年轻时的艰难，与来之不易的成功；还有那种挥之不去的怨恨——对待同行，对待“叛徒”，对待过往。
他的自传《过得刚好》从某种角度看，是本花式讽刺的微博集锦，你很难找到第二本这样的书，翻开几乎任何一页都能找到冒犯与被冒犯。他在封皮上微笑着，他的文字是幽默的，但书里透着一股无所不在的戾气。相比于赞美，郭德纲更在意的是外界对他的伤害、误解，他会记录于微博（自传里很多内容属于微博汇编），并在日后不断地提起，仿佛那是驱动他前进的燃料。
“内奸”事件后，戴九安想关注郭德纲的微博，发现关注不了，他才意识到，被拉黑了。“从6000多万粉丝当中挑出来的，也挺重视我。”他说。
他可能自作多情了。这只能证明戴九安跻身郭德纲最讨厌的前2000名网友之列，那是他曾经透露的拉黑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