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近日，前往参加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国家名单受到各方关注与解读。毕竟，这是中国的一项盛举，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件大事。在纷纭众说之中，中国举行纪念仪式和阅兵的本意却被淡化。其实，与亚投行一般，此次纪念抗战也体现了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雄心、动作和姿态，以及外部对中国表现的反应。
中国提携东亚和东南亚版块的整体崛起必然导致国际和地区局势秩序的改变，体量巨大的中国难免会在局部地区扮演某种主导性角色，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基辛格所提到的所谓“天下——朝贡”体系虽然绝不可能完全重现，但也有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回归，最终作为一种参考补充纳入到新的地区秩序之中。不过，对于其呈现的具体程度、状态、方式，历史上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态，以及当下中国执政者想要怎样的形式，都是他国为政者和观察者需要客观准确认识的事情。
“三个自信”撑起亚投行与大阅兵
对中国而言，亚投行与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两件事，都类似一种“广发请帖、开门迎客”的形式，来与不来关系自己的“面子”，主动权却在别人手上。这是中国古今政治和社会中常见的行为现象。而在国家层面，形式隆重与否、来客多少，则关系到国家礼仪、外交和尊严。因此，这类做法一向是意义重大的政治议题。
“9·3”阅兵展示中国军力
以往的中国政治保守闭塞，意识形态划线，在国际环境中陷入与西方意识形态的对峙与被包围之中。对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政经分开、“韬光养晦”，以此实现持续、长期、高速的发展与量变。处在这一过程里的中国，很难做出此类带有政治色彩的“开门迎客”决定，因而倾向于选择无政治无关的奥运会来表达开放姿态。
现在，中国政治制度形式、意识形态和对外交往在国际层面依然存在较为强大的质疑和反对，这有傲慢、偏见、不适应、利益冲突的因素在，也在一定程度上缘于中国自身仍然存在很多现实问题。尽管如此，中共十八大之后的新执政者还是决定成立亚投行、举办反法西斯胜利纪念两件带有一定政治属性的国际事件，说明中国国家战略和外交的变化。同时，这也意味着一种中国执政者对自身的新的定位和他们心态的变化，而他们的变化进而又会扩展为整个国家国民的心态和思维变化。
由此来看，习近平一届执政者在上任之初即提出的“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确实代表了他们的真实心态，并且影响到了国家战略和政策的调整。或许，如果从文化的层面来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大国政治和文化心态的回归。
“天下——朝贡”体系重现？
一些政论者很容易由此联想到中国古代政治中的朝贡体制，但是往往将其简单地误解为一种建立在中央皇权和武力威慑基础之上的专制模式。比如，基辛格在其新书《世界秩序》中介绍中国时就说，“在天下——朝贡体系中，中国乃世界中心，其他国家皆是中国文化的变种，它们吸收中国文化、向中国朝贡，构成了宇宙的自然秩序。”“天下——朝贡体系是个内敛性的世界秩序架构”。此些形容虽然主意无错，但亦有所偏差，或者是容易使读者产生某种误解。
其实，在所谓的“天下——朝贡”体系中，固然中国位居中央且不免产生一定程度的上国心态和内敛性格，但这也是相对和暂时的。清朝时期“天下——朝贡”体系的状态可能让很多观察者印象深刻，但中国执政者与国民所一直追求的却是与之非常不同的汉唐时期的“天下——朝贡”体系。尤其是在唐朝所展现的对外交往，绝不是内敛的，恰恰相反，其国家心态与思维是极其包容开放的。与当时的“西方文明”印度等亦有着对等的交流。
而且，当时依附于中国的诸多国家地区也并不是简单的 “吸收中国文化、向中国朝贡”。根据史实记载可见，“天下——朝贡”体系对藩属国而言是利大于弊，而不是弊大于利的存在形式。在每一次朝贡行为发生时，中国给予的“回赐”规模、数量、价值要远远大于朝贡物资。这对周边国家而言是极大的吸引力，甚至由此发生了频繁朝贡的案例。
这是维持这一体系的其中一个支撑。此外还有一个支撑则是，中国在这一体系中所承担角色的责任义务，是要为藩属国提供军事保护，维持其政治稳定，并且力所能及地提供必要的物质帮助以度过时艰。即使是在清王朝，在1884年前后，在南边与法国侵略军在越南交战，在北边两次稳定朝鲜政局，打碎企图侵略颠覆朝鲜的日本的阴谋。后来官至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的袁世凯正是由此得名。
当然，如今的大阅兵汇聚数十国首脑或代表，亚投行亦得到包括英法德在内多国支持，俨然有重振当年泱泱大国的迹象，但绝不会使传统的所谓“天下——朝贡”体系的完全重现。虽然如此，也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某些印迹。自中共执政以来就长盛不衰却一直在国内存在争议的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大手笔支援，以及当下中国寻求合作共赢式的发展模式，都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广施恩惠、利泽周边的特点，而与西方很多国家先前长久以来对他国的掠夺式利益拓展不同。
中国国际舞台“初崭头角”
中国提携亚洲东部的整体崛起必然导致国际和地区局势秩序的改变，体量巨大的中国难免会在局部地区扮演某种主导性角色，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形式很有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回归，但是对于其呈现的具体程度、状态、方式，历史上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态，以及当下中国执政者想要怎样的形式，都是他国为政者和观察者需要客观准确认识的事情。
以参加亚投行和中国反法西斯纪念的国家名单来看，外部对中国的崛起大体是抱以务实而理性的心态的。或许乍一看中国官方公布的来访名单可能认为，中国的号召力不过如此，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政治开放、扮演角色、发出声音的初步探索，日本二战时所侵略和交战的国家基本局限于亚太地区，再与其他国家相比，邀请51国仅两国无响应的结果已经十分可观。
比如，2010年，14个法国前非洲殖民地国家的代表成为了法国国庆阅兵式的嘉宾；2014年6月6日在法国举行的诺曼底登陆70周年国际纪念仪式有20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不久前的俄罗斯红场大阅兵仪式则有30个国家或地区领导人出席。
特别是俄罗斯与韩国的出席，至少是在亚洲东部地区代表了举足轻重的分量。中俄韩三国关系或将是未来亚东地区新秩序形成过程中的一条主线。而这一三国关系的建立，就离不开中国在其中的谋划联结。
基辛格在其新书《世界秩序》中，对欧洲为结束三十年战争而签订的一系列合约，尤其是《威斯特伐得亚和约》之后的欧洲秩序情有独钟。然而也有分析认为，当时的秩序更像是暂时的休战，也难以及时跟上各国国势的增长与整体形势的变化。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春秋战国”时期似乎是与当下世界局势更为类似。中国执政者在这方面具有更多的经验，也会或多或少地将其记忆设想中的秩序理念呈现于现时的战略和外交，并因此使其能影响的新秩序具有一些中国的特质。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是如何存在、发展，如何合纵连横，如何改革强军，如何延揽人才，因之极具参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