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1976年1月8日，人们抬着周总理画像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周恩来与林彪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因病在京逝世。
周尔鎏听到消息时，是1976年1月8日下午。
他记得，自己顿即犹如五雷轰顶目眩头晕，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撕心裂肺似的痛不欲生。
“强烈地震撼到我的内心深处，不禁失控而泪如雨下，恨不得立即向全世界大声疾呼：这是人间最不幸的惨事，我们要控诉声讨‘四人帮’长期迫害七爸的暴行。”周尔鎏在其新书《我的七爸周恩来》中写道。
周尔鎏的祖父与周恩来的父亲是嫡堂兄弟，分别属于家族里的二房和七房。因长房无后，周尔鎏的祖父就过继给长房而成为周家的大家长，周尔鎏即成为周家的长房长孙。两家不仅同时从绍兴举家迁往淮安定居，并且同居一宅，不分彼此。
周尔鎏1929年出生在上海，“我出生不久生母就离世了，那时我家在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44号（现已定为周恩来早期革命遗址），七爸和七妈在我家隐蔽时，我还不到1岁，他们对我百般呵护。从我牙牙学语时，就遵嘱称他们‘七爸’、‘七妈’。”
周尔鎏口中的七爸正是周恩来，七妈则是邓颖超。
今年8月，周尔鎏携新书《我的七爸周恩来》参加上海书展。书中，他忆及周恩来辞世时自己所经历的葬礼和追悼会，也谈到了“文革”期间，周恩来如何尽力帮助其他领导人的故事。
十里长街送总理
1976年1月8日，人们抬着周总理画像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周恩来逝世后，周尔鎏曾两次到医院个别瞻仰总理遗容。
他回忆，当时在医院看到一个就像车库式的临时安排的太平间，空无他物，毫无装饰。在那里他见到了守灵的外事口耿飚等领导干部，相互肃然，心情凝重。
1976年1月11日，周恩来遗体迁离北京医院时，周尔鎏发现北京医院的正门前已经聚集了许多自发赶来参加告别活动的干部群众。他们不顾警卫阻拦，把医院正门围得水泄不通。
“由于‘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群众中酝酿已久的积怨和愤怒几乎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看来好似火山喷焰即将爆发。”周尔鎏在书中写道，不知由谁作出的决定，最后避开北京医院的前门改由后门移出遗体。
周尔鎏记得，行驶在灵车前面的第一辆轿车内是王洪文（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第二辆轿车内是汪东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警卫部队的负责人），第三辆轿车内是邓颖超，第四辆是个小面包车，其内主要是人数不多的亲属，周尔鎏也在其中。
正当周尔鎏担心因天气寒冷、群众又不了解遗体已经从后门移出，葬礼将避开万众悄无声息时，他却从街道上看到了意外的一幕。
“自北京饭店周围的街道开始的一路上，密密麻麻站满了在寒风中肃穆伫立的数以百万计的群众，一望无际的人们随着灵车的离去缓缓向前移动。”
周尔鎏写道，沿途各处都可以见到男女老少、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各阶层人士一应俱全，还看到许多外国人，他们驱车赶在灵车前面，在路口桥头下车，伫立在南北两侧路旁，在北风凛冽的严寒中脱帽鞠躬致敬，此后又继续驱车赶到灵车前，再次伫立在其他路口桥头，再次脱帽鞠躬致敬。许多摄影记者攀爬在路旁的路灯、旗杆、大树的顶部，纷纷抢拍镜头，行驶至天安门广场附近竟然听到涌动的人群情不自禁地大声哭泣，惊天动地，在车厢里也清楚可闻，此壮观场面绵延数十里至八宝山。
在灵车到达八宝山后，罗青长等人将玻璃棺抬了进来，亲属则随邓颖超进入灵堂玻璃棺前，做最后一次瞻仰。
就在周尔鎏俯身在玻璃棺上，“一面流泪一面屏住呼吸轻声”说话时，厅门突然全面打开，一群高龄的高级干部纷纷冲向玻璃棺前，把亲属一一推开。
周尔鎏突然感到自己被人非常用力地推开，回首一望，原来是身材很高相对瘦削的乔冠华。“他俯身将脸面贴向玻璃棺，偌大的一个高个子也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如同雨下。”
周尔鎏在内心感叹，“在当时的形势下有些人丧失气节，竟然追随‘四人帮’不惜‘加害’有恩于他们的周总理，以图自身的私利。这不仅是可耻的，也必然难逃群众的批判和其本人良心的谴责。但是，心胸宽广的周总理生前还充分谅解这些人的处境。因为他们当年曾追随他多年，在工作中得到他长期亲自的培养与指导，在‘文革’中这就势必逼迫他们有时不得不故作姿态以示和周总理划清界限，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贺龙没有避开劫难成周恩来终身遗憾
十年“文革”中，周恩来苦撑危局，也想方设法帮助陈毅、贺龙、彭德怀等领导人。
“文革”发生后，周尔鎏夫妇接到邓颖超的私下指示，让他们关注下面的情况，因此他们曾去观看“批陈（毅）大会”。
1967年8月11日，外交部和北京外国语学院“打倒派”拼凑的“批陈联络站”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万人“批斗陈毅大会”，周恩来陪同陈毅与会。
周尔鎏看到，在批斗大会上，红卫兵气势逼人地把陈毅高高架起，逼陈毅低头，把身材略肥胖的陈毅整得满脸通红，痛苦不堪。
“七爸见状，立即大声疾呼：‘不能这样对待陈老总，如果你们这样揪斗陈毅的话，你们就在我的身体上踩过去。’后因部队战士干预才阻止了这场批斗。”
周尔鎏在书中写道，“文革”初期，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擅自干预外事，陈毅是外交部长却已经成为挨整的对象。1967年，外事口出了三件事。一是姚仲明夺权，二是揪斗陈毅，三是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北京代办处。
“七爸当时再三呼吁外事口不能乱，外交政策不能有变，要内外有别，但七爸的话造反派根本无人理睬。”周尔鎏写道，王、关、戚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三件事一出使得毛泽东有点下不了台。周恩来提出要整顿外交部批极左，但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公开批示这是形“左”实右。
关于贺龙，周尔鎏记得，周恩来曾在一次聊天时说，“谁说我们军队的老同志仅是一介武夫，贺龙在西南初告解放时，就关心峨嵋景区的保护和建设，岂不是文武双全！”
1967年，周恩来为了贺龙的安全，将他接到西花厅暂住。
那时常去西花厅所在的府右街观察周围情况的周尔鎏发现，红卫兵居然安营扎寨，将西花厅围得水泄不通。到处是反对周恩来甚至要求罢免总理的大字报，甚至还扬声广播。
“在此情况下，七爸明显感到西花厅未必安全，因此，就将贺龙转移由军队保护。但没想到当时的军队实际上在一定情况下是由林彪掌控的，原意是为贺龙的安全着想，不幸贺龙还是没有避开劫难，这铸成七爸终身的最大遗憾之一。”周尔鎏在书中写道。
“文革”中，彭德怀被囚禁了整整八年。
周尔鎏回忆，1973年春，彭德怀患了直肠癌，大便出血，身体完全虚脱，由于癌细胞不断扩散，身上疼痛难忍。监外人员联系把彭德怀送阜外医院，医院方一听这个名字，就不肯接受，接着又联系卫戍区第一师医院，同样遭到了拒绝。
恰逢其时，周尔鎏陪同一位外宾去解放军301总医院看病，医院院长情不自禁地聊到彭德怀身患癌症想要到301医院治疗的事情。院长很同情地提到彭德怀的待遇降到军级，已是其一生很不幸的遭遇，院方的医护人员很愿意接收彭德怀来院就医，可是未曾料到，一位军方高级领导竟然亲自打电话给院方，强烈表示彭德怀如果住进301医院，他就拒绝来医院看病。院长感受到极大的压力，不知道如何应对为好。
“幸好很快七爸闻讯，马上指示：彭德怀的问题还未明确作出结论，但对他的疾病必须重视并给予积极治疗。”周尔鎏说，这样，彭德怀才住进了301医院接受治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彭德怀曾多次要求七爸为他平反，但是七爸能做的也只能如此而已。”
关于林彪，周恩来在1956年的一次谈话中曾向周尔鎏说道，“林彪是黄埔四期学生，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我很高兴。”
周尔鎏回忆，林彪事件发生后，有人传他的座机是周恩来下令击落的。
“那时七爸也听说了，曾无奈地说：‘我在军队没有直接的领导职务，我怎么有权力对军队发号施令击落党的副主席的座机？周尔鎏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