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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夏，江青在接受美国女作家维特克女士采访时，津津有味地说起了毛泽东与贺子珍及她在延安的婚姻风波，刻薄地挖苦抨击贺子珍：我听说你看过关于我和毛主席结婚的事，那是假的，说什么中央有个决定，那是假的。那完全是假的，完全是王明捏造的。当时是有人反对的，项英就反对，他甚至打了个电报……毛主席回电说，“我学孙中山”。本文摘自《历史学家茶座》第8辑，作者陈东林，原题为《原标题为“红都女皇”之谜》。
毛泽东与江青合影
1972年7月19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女教师罗克珊· 维特克（Roxane Witke）应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来到中国，目的是要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她们的贡献。
据维特克在她1977年出版的《江青同志》（Roxane Witke: Comrade Chiang Ch’ing, Boston·Toronto：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一书中说，是中国驻外机构建议她“为什么不考虑研究年轻的妇女同志，特别是那些近几年提拔到中央委员会的女同志？还问我是否介意她和高粱代表我给北京写一封信，说我请求访问中国，研究革命的女性和文化？”后来她接到电话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政府处理与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事务的机构）已经邀请我在夏天方便的时候，以个人的名义访问中国，它将承担我在中国期间的所有费用。”
在北京，维特克顺利地采访到了邓颖超、康克清等人。对外友协将报告呈送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8月10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8月12日下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受了维特克的采访。陪同江青的还有姚文元、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张颖女士等人。江青十分兴奋地讲述了很多关于自己个人历史的内容，表现出希望维特克为她写传的强烈欲望：
关于我个人的历史，我的革命斗争史，我都可以对你谈。唔，还有不少罗曼蒂克的意思呢。
我们合作吧，我提供你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维特克受宠若惊，立即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江青还宴请她并一起到北京护国寺人民剧场观看样板戏《红灯记》。当天她们一直谈到晚上11时。江青还与维特克约定，在广州继续进行采访。
陪同江青接待采访的张颖等人认为江青所谈内容严重出格，时间也过长，向外交部领导作了汇报，部领导无可奈何。周恩来也十分伤脑筋，8月17、19、24日，连续三次召集陪同接待维特克的人员开会，商议对策。针对江青要谈解放战争历史的打算，周恩来对张颖说：“不要谈什么战争。你到广州以后把我的意见立即转告江青同志，只谈文艺。再见一次就够了。”还表示要维特克按期于28日回美国，不要再延期了。周恩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阻止这件事情。然而江青根本不听劝告，执意要谈，8月25日派专机把维特克接到广州。在总计长达60多小时的6次采访中，江青几乎毫无保留地向维特克讲述了自己的历史，吹嘘自己在陕北和毛泽东一起指挥解放战争，并且把抗美援朝战争等军事地图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内部文件提供给维特克，要求翻译和接待人员把全部录音整理成文字送给维特克写作使用。
江青在谈话中还津津有味地说起了毛泽东与贺子珍及她在延安的婚姻风波，刻薄地挖苦抨击贺子珍：
我听说你看过关于我和毛主席结婚的事，那是假的，说什么中央有个决定，那是假的。那完全是假的，完全是王明捏造的。当时是有人反对的，项英就反对，他甚至打了个电报……毛主席回电说，“我学孙中山”。
实际上贺子珍同志只比我大一两岁，是她要求离婚的，我不愿和你讲这个。毛主席不知道她去莫斯科，她到莫斯科后，毛主席给她写了一封信劝她回来。其实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经分居一年半了，非常固执，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比如我们打下一个城市，她马上就要进去，毛主席不愿意……你书里不要写这些。她什么工作也不做，毛主席让她给他剪报都不干。这是很大矛盾。另外，生了孩子后她不要，给老百姓，现在我们有她生的一个女儿。是我把她从农民家里拣回来的。她要求去苏联，让她去了，那正是卫国战争时期，非常艰苦。她打孩子，苏联人看到她打孩子都以为她疯了，把她关起来了。她本来有个男孩，毛主席很喜欢，她也丢了。毛主席说，她连一个孩子都不给我留。（维特克：贺子珍的女儿叫李敏吗？）是的，她随我的姓。
说到在上海的生活，江青还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呀舍不得离……咿呵呀嗬唉……哈哈，哈哈。”江青娇笑着说：“有意思，是不是？”
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了。哈哈，还是不说他们吧。有趣的一次，是你们美国人，是一个水兵，也许是喝醉酒了，摇摇摆摆在上海外滩走着，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两脚一并，咔嚓一声。我回头想走开，那家伙嬉皮笑脸向我走近来，双手也伸过来了，哼，想占便宜！我抬手就给他一巴掌。他还是笑嘻嘻，又是咔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对不起呢。你们美国人，还是懂礼貌的……
（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第22、23、54、55、56页）
整理谈话记录的张颖觉得江青的话实在不堪入目，就删去了有关贺子珍的一些内容。江青发现后大发脾气，后来一想这些话由自己口中说出确实有损形象，竟然要张颖写成是张颖在延安听说的，被张颖拒绝。
十几万字谈话记录整理好后，分送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审阅。张、姚一字未改，退给江青。周恩来阅后认为问题太多，不宜外送，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周恩来在电话中对江青说：“关于你个人历史部分，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最近送来这些，过于庞杂，涉及面很广，一时也难予核对，是否可以不给或少给呢？”江青说：“这怎么可以，这里要讲个国际信誉嘛。”年底，周恩来召集有关接待人员会议，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第163页）。
此事到此已经基本结束。然而，1973年，香港有人写了一本《红都女皇》，以吹捧形式影射江青。流入大陆后，社会上传说就是维特克利用采访材料写的，引起了轩然大波。实际上，维特克写的书1977年才出版，名为《江青同志》。这时候江青已经入狱。
《红都女皇》事件当时在社会上不胫而走，沸沸扬扬。但中央是否有处理，始终是个谜。
研究“文革”的权威专家、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教授范硕少将在他的著作《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中记载说：后来中央决定，让一位外交人员不惜用巨金买下版权，把这本书送回国内。毛泽东看了后非常气愤，挥笔写道：“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范书还说，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不过是在气头上，并没有下定处理江青的决心，只好“暂缓执行”（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562页） 。这一批示后来被其他一些著作转引，范氏坚持自己曾经看到过毛的批示。但是《周恩来年谱》等书对此并无只字。
此事在中国引起了大风波是毫无疑问的，有以下的几段记载为证。
张颖1973年到加拿大任政务参赞，年底听国内来的代表团有人说，“现在国内正闹着《红都女皇》，为这江青还挨了批评。又说美国有个女记者采访江青后写了这本书，现在全国都在追查谣言什么的。”张颖告诉他： “据我所知，那是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可能是一个女华人写的，吹捧江青，说江青将要成为一个女皇了。但这与维特克采访江青完全是两回事。”1974年秋末，张颖回国，了解到“全国追查谣言的事还没有完全平息，而追查的确实是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内容”，她从外交部有关人听到一种说法：不知道是谁把江青与维特克谈话中有关《红楼梦》的部分传抄出去，恰恰《红都女皇》也传开了。可能是江青怕把两件事搞混了，要收回有关《红楼梦》的讲话。“尤其令我吃惊的是，我们当时保存在保密室的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记录材料，全部被江青搬走了。”
这时候，张颖去看望叶剑英，叶忽然转变话题问：“江青和维特克那次事情怎样结束的？”张告诉他江青把外交部封存的所有记录材料都搬走，而且烧毁了。叶剑英自言自语：“这事有蹊跷。”（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第164、165、167页）由此看来，这时在中央还没有就江青见维特克一事作出正式处理，至少在政治局范围没有，因为连叶剑英也不知道详情。据笔者所知，许多当时的政治局委员“文革”后也表示不知道毛泽东对此事是否有批示。
但是，也有些记载认为当时中央确实有强烈反应。朱德的孙子在回忆录中说：
有一天，爷爷的秘书送来一封给爷爷的信，打开一看，是反映江青问题的。江青在1972年8月下旬曾经接见过一位美国女学者维特克，谈了一个星期，吹嘘自己，于是，就有了根据维特克这次采访出版的书《红都女皇》，在世界上影响很不好。
爷爷看了信，感到问题性质严重，江青胡乱说话，影响竟然跑到国外去了。因为她是主席夫人，颐指气使，谁也不敢惹她，所以才把问题反映到这里来。爷爷觉得不能把问题压下来，就画了圈，写道：此事重大，须慎重处理，并报送主席。
据说，毛泽东看了《红都女皇》气愤难抑，写了对江青的批示：“分道扬镳，撵出政治局……”（朱和平：《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
此说虽然把《红都女皇》与维特克采访混为一谈，但确也说明中央领导人中当时有人反映此事。购买维特克版权一事，也有雪泥鸿爪可寻。
江青和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谈话，谈了六次，贬低主席，内容下流。“四人帮”逼着外交部交出，特别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亲自写信，找乔冠华把材料要回来。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
粉碎“四人帮”以后，张颖又受到叶剑英召见，要她把当时的记录与情况整理出来。外交部成立了由张颖负责的材料小组，宣布“现在部里有责任和必要向中央整理和审查江青一伙的组织，把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经过情况整理出来”。李先念也就此事接见了张颖等人。据张颖回忆，此后还有一些传言，说周恩来为避免维特克图书出版的不良影响，令中国驻联合国有关人员高价收买维特克版权，使之不能流传。张认为，“据我当时所知绝无此事”。更为离奇的是，1992年张接到美国友人陈香梅寄来的美国中文报刊《时报周刊》，内中有文章称通过采访维特克，了解到的内幕是：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刻意安排了维特克采访江青，并让亲信张颖陪同，据此写成《红都女皇》在香港出版，然后周转呈毛泽东，激怒了他，从而使毛、江疏远…… （张颖：《江青与“红都女皇”事件》，凤凰卫视口述历史，2005年9月12日）这种说法当然是荒诞至极的，为人谨慎的周决不会出此下策。
综上所述，我们虽然不能完全解开《红都女皇》之谜，但也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分析：1972年江青在接受维特克采访时说了很多极不得体的话，特别是有关毛泽东在延安的私生活，影响很坏。但当时因为记录稿没有传出去，并没有立即产生风波。而1973年以后香港《红都女皇》的出版，成为导火索，中央有人联合起来向毛反映。可能在很小的范围，比如毛、周、江之间，有过内部处理。
至于毛的那段“立即撵出政治局”的批示，为什么没有在粉碎“四人帮”时作为最有力的上方宝剑公布，仍然是个谜。
尽管如此，可以想见，当毛看到江青对维特克的信口开河、肆无忌惮的谈话记录，并联系香港出版《红都女皇》的恶劣影响，肯定是怒火中烧。毛泽东过去就对江青的作风和为人颇多不满，只是由于晚年发动“文革”的政治需要，才信任支持江青并容忍了她的一些做法。“文革”后期，这种需要逐渐淡化，大概更多地是出于维护形象的考虑了。因为，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图腾，无法割裂。这或许能够成为从1972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与之疏远，但又不能下决心予以处置的一种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