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近日再有消息称，曾任山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的颜世元目前已是该省政协办公厅副巡视员。这也就意味着，他已由副部级降为副厅级。舆论多认为，颜世元的遭遇与稍早前落马的直接上级、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有关。不过，颜世元没有追随王敏而落马，只是得到了降级处理，或许是因为涉案不深。或许可以认为，颜世元的落马，也是中共“能上能下”用人新规的一次实践。
对当下而言，“能上能下”的重点在于“能下”。与此同时，“能上”的重要性也日渐凸显。一是因为中国政坛“为官不为”现象消极作用日益严重，二是因为中共高层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也即70后群体晋升困难。可以预想，在反腐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能者上”、“破格提拔”、“70后大规模上位”或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常态。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以及之后的十九大，或将出现一些端倪。
“能上能下”重在“能下”
事实上，像颜世元一般进入“能上能下”名单的官员为数不少。比如，原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原江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赵智勇，原黑龙江省副省长付晓光，原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许爱民四位省部级高官，均因涉事分别被降为副处级、科级和正局级。此外，还有曾任海南省长的蒋定之、曾任吉林省副省长的王化文、曾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孔垂柱、曾任宁夏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何学清等一众省部级高官因“健康原因”被调职或离职，也被认为是“能上能下”思路的应用。
在2015年7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首次推出“能上能下”之时，负责阐述推介的官媒并不讳言“能上能下”的关键在于“能下”。正如其《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文件所说，“本规定所称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重点是解决干部能下问题”。而且，规定的主要篇幅和内容确实在集中罗列应用“能下”的诸多指标。
胡春华、孙政才、陈敏尔等已是政坛60后中翘楚，而70后则晋级困难
此一规定的推出，与中共目前正在进行的反腐、整风工作相协调，共同构成了中共党建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清除执政团队内部腐败堕落、恶性成长的不合格分子和群体。相较于反腐与整风，这是制度层面的动作，因此可以划入治本的范畴，也是中共党建着力点的一次调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反腐工作的减缓或是停滞，而是因时因势所必然导致的阶段性变化。
中共通过划明“能下”指标，建立刚性约束，既有助于 “清党”，也有助于防止执政党的腐化变质。就前者而言，这是中共在建立一支习近平提出的“宏大高素质干部队伍”所必须经历的一段历史时期。目前中共的反腐主要下沉至厅局级层面，而要实现执政团队整体的纯洁化，并且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防止腐败沾染的制度，或许还需要数年之久。又或者，这将是一个遥遥无期的工程，毕竟个人或组织的正负两方面总是处于不断进化的动态斗争之中。
高层青黄不接 “能上”渐趋紧迫
其实对执政者而言，还有一个方面的用人思路需要引起重视，也即“能上”的方面。正如中共在推出“能上能下”新规时所说，“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其中的“能者上”，是当下比较紧迫的一件事情。
当下中共执政团队，尤其是中层和基层官员，几乎是陷入了一种集体性迷失的状态，尤其是“为官不为”的现象。这一现象对于处在发展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并使其所陷入的一时难以逆转的处境更加艰难。不能排除，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反腐的影响。正当却严苛的党纪法规既限制了官员的任性妄为，也使得官员在施政之时变得如履薄冰、蹑手蹑脚。中共不断加持的问责机制固然能够使其被动行事，但实际效果却仍然难以与先前直接的物质反馈机制相比。
习近平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对县委书记表现出特殊的注意和兴趣。近半年时间里再次提见经过推荐筛选后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其中的一些人事后很快得到升迁，其他人也有望进入仕途上升快车道。此一做法，意味着中央对基层的重视，对优秀官员的重点关照，也意味着这些人今后的良好前景。可以想象，这些基层官员受中央垂青重用，对他们所在区域会起到怎样的刺激作用，也将有助于消解为官不为的顽疾。这就属于“能者上”的范畴。
改革开放初期，中共执政团队青黄不接，用人制度尚未成型，共青团成为后备军，并因之出现所谓的“团派”。但在30年后的现今，中共的人事组织制度已经成型，形成有序的筛选流通体系。这导致一些可以预想得到的结果：一是“团派”功能和规模的下行，二是其人事制度趋于僵化，三是年轻干部上升困难，四是中共执政高层的青黄不接。
70后“破格提拔”或成常态
中国官场人员规模庞大，竞争激烈，即使是表现良好，每 5年一次的换届选举都不错过而逐级而上的话，升迁速度也十分缓慢。根据规定，如果一点不耽误，本科毕业晋升至副部级职务最短时间要求18年以上。在其60 多岁退休之际能够攀爬到省部级就已经是巨大而能够傲视同侪的成就。官员进一步极为艰难，除非有着极为突出的素质才能，并且有着特殊的际遇和幸运。
2011年，中国政法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刘俊生曾对所有“60后”正副部级官员的履历进行分析后发现，80%的“60后”都有被破格提拔经历。如果再往前追溯10年，生于1950年代的官员，破格提拔者更多。当前位居中共高层者，如中央委员及其政治局委员，大多数都被破格提拔过。
与之相比，“70后”们的冲劲就弱了很多，虽然厅级官员不少，但是副部级官员目前只有上海市副市长时光辉。在胡春华、孙政才、陈敏尔等这些“60后”主政之后，由哪些人来接班就成为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或许就需要更多更好地发挥“能上”的效用。如此既能较为有效地破解“为官不为”问题，也是中共执政团队保障持续执政的要求。当然，大规模破格选用提拔官员存在较大的寻租腐败空间。在当前反腐尚未成功，监管体制仍未有效建立越来的背景下，不能操之过急。但或许至少应该做出一些激励。
的确，目前中共用人思路仍然没有跳出其原有的内部调动的人事组织模式和框架，非外界可以染指，其公开透明程度也很难令观者满意。而在另一方面，这在中共既有制度框架之下，已是较大幅度的改革调整。“能上能下”用人思路，将在很大程度上盘活其整体用人体系。至于今后还会有怎样的变化，能否真正打造出一支合格、纯洁、先进的执政团队，还需进一步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