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北京时间9月8日，大阅兵的余温尚未退去，声势惊人的军改尚未到来之时，中国官方又传来震撼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透露，“中央正在研究制定高级领导人的行为准则规范”，其范围覆盖在任的 2,000多名省部级领导，约200名中央委员和中纪委委员，20多名政治局委员，乃至7名政治局常委。对于倍受外界批判和污名化的中国政治而言，此一举动可谓重大的突破，尽管尚未呈现出具体的样式，已经足以受到重视。
外界一直在指责，确实为中国政治症结，并且已被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郭伯雄等人证明的一点，就是政坛高层缺乏透明度和监督约束。这已被视为中国政治领域里根本的、无法解决的、异于且比不上西方的难题和重要论据。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它也成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评价标准之一。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却已经开始接受和认可中国政治的弗朗西斯•福山就揪住这一点不放称，中国政府一直无法解决历史上被称为“坏皇帝”的问题。
不过，中国的集体领导制与领导人退休制度的建立，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规避了这种现象。而此番将要产生的针对“高级领导人”的“行为准则规范”，无异于又一项重大的制度建设。可以想见，此举将在相当程度上构成对中国高层人物行为的监督约束，其限制程度或许将要比西方民主更为严苛，因为中共党纪向来对党员的思想、行为、道德有着较为苛刻的要求。另外，从“人治”向 “党治”和“法治”的这一重大进步，也彰显出习近平一代中共领导人大国维新的志向、决心与诚意。
中纪委监督政治局常委？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表示，首部专门针对高级领导人制定的行为准则规范，“会围绕领导干部的一些重要权力，比如在干部选拔方面的人事权，在重大项目、重大资金方面的决策权，制度具体的行为流程规范。政商问题，高级领导人如何跟商人打交道，也会有所要求。其实除此之外，领导人的亲属和秘书等具有较大隐形权力场的人物，一直饱受诟病的“老人干政”现象也很有可能受到规制。
李君如提到高层领导包括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人，此外还有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这些曾经分布于党政军的位高权重的高层领导在过去三年多时间先后因腐败、窃密、非组织政治活动、通奸等等违纪违法行为落马，显示出中共高层领导人群体也遭到腐蚀，其中一些“害群之马”已经对中共造成严重的执政危机。虽然这一危机目前已经被部分消解，却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中国政治历来是以“人治”为主，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之后，人治色彩依然十分浓厚。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位居政坛高层人物的权力缺乏制约，胡锦涛任期中的所谓“九龙治水”，周永康、郭伯雄、令计划、徐才厚等利益山头的出现和联结，则是其进一步发展的极端情况。
如果再往前推，并且延伸来解读所谓的“行为准则规范” 的话，晚年毛泽东也违反了中共党内“集体领导”“民主集中”等传统，从而导致了诸多严重错误的产生。从这角度来讲，为中共高级领导人树立行为准则，不仅有助于及时遏制周薄令徐等人物变质的苗头，也是防范“坏皇帝”、晚年毛泽东式人物出现的制约手段。
习近平或许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心向往之，但对毛式人物却需有清醒的认识与防范
有规则就应有监督。李君如说，中央正在研究制定这一行为准则规范，其行为主体有可能是中纪委。党规最终通过还需中共中央的集体决定。但中纪委有维护中共章程和纪律，监督党员行为活动之责。制定党内组织规定，需要中纪委的意见和参与。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十八大后反腐整党所造成的一个客观结果便是中纪委地位作用的强化，该组织已经获准监督中组部、中宣部、国务院等中央一级党政机构。如果再进一步成为监督政治局委员乃至常委等“高级领导人”的执行者，无疑是地位权力的进一步彰显。当然，如果从理论和体制的层面来理解，这本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另外，对中共高层人物建规立制，客观上也有可能使作为 “拍板者”的角色得以凸显。中纪委需要向中共中央委员会负责。但在实际运作中，真正拍板的往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或者是中共总书记。如果是更多地由政治局或常委拍板，那么就有助于突出集体领导，如果是由中共总书记拍板，则有助于突出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当然，不同人物、不同情况的大小轻重和复杂程度都不相同，其应用程序和拍板者也都会有所差异。
厘清毛泽东 神归“旧中共”
不论如何，此次中共高层把自己的权力之手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确实是一次值得认可的巨大进步。这是从政治制度的视角来看。其实如果从另一个视角来看，这也是对中共过去历史的一种回归。正如李君如在透露此一消息时说，“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就是工人阶级、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决不允许侵犯人民的利益”。
已经见惯了当下官员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行为现象的批评者可能认为，这不过是中共历来的习惯性宣传，不必当真。但是对于习近平一代领导人来说，这些可能正是他们所坚持的信条，对当时历史的记忆和设想，并且有意将其挖掘出来，使现今的执政党向当时纯朴、干净、坚定、理想主义、与人民鱼水情关系的中共进行学习、靠拢。
如果再回到当时历史环境中来看中共，尤其是执政之前和之初的中共，一方面存在很多显而易见的问题，另一方面确实是当时民心所向。该党所宣称代表和服务的工农阶级，是当时最穷苦弱小也是最能激发出顽强战斗力的社会群体，这种声张和代表性即使是在西方国家也应该得到正面的评价。该党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在看到苏联突然崛起和强大的刺激之下，为求国家和民族的统一、独立与强大而选择的工具和道路。该党的执政则是缘于当时包括先进知识青年群体在内的社会不同阶层的广泛支持。该党所在执政前后所宣传和实践的自由民主联合执政，或许也是中共领导集体中大多数人的真实理想和动机。该党在执政之初所开创的国家建设局面，同样值得认可。
毛泽东在中共革命战争和执政初期，都有过正面的作用
然而，这些都在毛泽东晚年被改变、被异化。或许，这种改变和异化也可以理解为被压制、被推迟，因为在邓小平等与毛泽东同时代的领导群体集体执政之后，这些积极因素又都被挖掘、重现和发扬起来。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毛本人的绝对领导地位，他的意志会被理解为中共集体的意志，他的功过也会被归结到中共组织集体身上。但是在严格意义上，二者之间或许并不能划上等号。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即使是毛泽东过错也是视野的局限和方式的错误，其追求国家独立和强大的目标并没有错。对于这些历史中的是非功过目前还不太清晰，还需要时间来客观公正地厘清和认识。
对于习近平一代领导集体而言，毛泽东时代的过错绝不可重复，而在毛泽东所具有的，尤其是中共近百年来的优点、经验和教训，都是历史的财富。习近平提出“两个不能否定”，对毛泽东的客观而有节制的肯定，王岐山频繁拜访具有中共革命政治色彩的地旧，中纪委向中监委的学习等等表现，都说明了这种重新回归、承载和框定的趋势。那么，未来的中共和中国将会呈现出的存在方式，或许已经比较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