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老李要走。当他听说爆炸现场要封堵入海口时，就想过带着5岁的外孙离开天津。
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爆炸后数日，天津下了雨，马路上雨水泛起泡沫，有淋过雨的人出现皮肤红痒。一时间，“天津雨水有毒，不要淋雨”的消息迅速传播。
天津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包景岭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态，危化品爆炸产生的环境影响都在可控范围，请市民放心。
老李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还是带着外孙走了，他觉得“不放心”。
爆炸给天津港留下一个直径100米、深6米的大坑，上千吨溶解了未知化学物的废水从这里运走，污染土壤的修复方案仍在研究。
这个被形容为“流脓疮口”的爆炸点，在两个月后或将开建公园。滨海新区计划用24公顷土地建造海港生态公园，以修复环境。
9月11日，官方公布了165名在这次爆炸中遇难者的名单，另有8位失联者被确认已无生存可能，法院将启动宣告死亡的法律程序。
爆炸后一月，震荡渐渐平息，受损的环境正在修复，但对像老李一样的部分天津居民，特别是在爆炸中受损小区的居民们，恢复可能才刚刚开始。
爆炸的烙印依旧清晰。曾在这里生活的人，有人离开，有人沉默，有人反目，有人等待。
离开
8月19日，天津运管部门退休干部老李开车载着外孙，驶向京沪高速，他打算离开天津，去北京的女儿家里住上一阵。
8月13日，他在新闻里听到关闭爆炸现场三个入海口的消息，心想着，“孩子怎么也比大海要脆弱吧”。
直到雨天来临，“泡沫雨”和“神经毒气”传言又起，老李下定决心要走。
在天津开发区康师傅公司上班的河南人陈姐也走了，她窝在出租屋里看了几天电视，发现老乡都回家了，“小区里和小吃街上摆摊的老乡全走了，我就也走了”，她带着孩子回了安阳。到9月7日，陈姐又回到天津上班，“我想着就算有毒也该散没了”。
不少在滨海新区务工的外地人接到了放假通知，餐饮店在爆炸后也关门歇业，只有网络外卖提供送餐服务。
跟老李同一天离开天津的，还有和他一起退休的老伙计，“（他们中）家里有小孩、在外有亲戚的，都走亲戚去了，光在北京的就有3个。”
一些年轻人则携家带口，到更偏远些的天津蓟县度假，在农家院里躲避“不受信任”的空气。“直到开学后，我们这里的房间供应才不紧张了。”蓟县一位农家乐老板说。
爆炸发生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事故核心区周边停满了各种环境监测车辆，移动监测点位的数据随时发回指挥部。
频繁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天津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包景岭在发布会上说：“雨水让爆炸核心区还未清理的地面残留氰化物转为溶水的氰化氢，在酸性条件下可能逸散，影响周边环境。但这些情况都在我们的严密监控之中……请大家放心。”
一些动物也在悄然离开这座城市。
天津滨海新区湿地保护志愿者协会秘书长王建民发现，爆炸点东北方向约6公里的一处候鸟栖息地，原本要在11月飞往南方过冬的两万只水鸟，爆炸后踪影全无。他想不出所以然。
“这个季节应该是鸟类最多的时候。”8月14日，王建民像往常一样驱车来到栖息地，自3月下旬就从江浙一带迁至此地繁衍的反嘴鹬、黑翅长脚鹬等十几种水鸟，几乎都不见了。他咨询一些鸟类专家，大家都感到不解。
连续数日，王建民每天沿着海岸线寻找水鸟，最远到了120公里外的唐山乐亭，都没有发现踪迹。“动物对环境的感知最敏锐，这些海湾地区的生态究竟受到什么影响，还需要专业人士进一步考察研究。”
王建民告诉澎湃新闻，更让他担忧的是栖息地再往东3公里外的海滩，那是一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遗鸥的栖息地，“聚集了差不多来自全世界的12000多只遗鸥”。
9月正是遗鸥迁徙至此的时间，王建民几乎每天都要去记录飞来栖息地的遗鸥数量，试图分析这个区域生态环境是否已发生变化。
婚房
万科海港城的业主曹阳，在天津市区的出租屋里度过了爆炸后的第一个月，原本计划10月结婚的婚房，也在爆炸中被毁。
8月12日晚，曹阳邀了朋友在家中小聚，聊着婚礼的安排。当晚11点半左右，“轰”的一声巨响，婚房的玻璃窗带着金属框架往屋里冲，朋友本能地伸手去挡，“骨折了，玻璃划破头，缝了十几针”。
7月份，曹阳和未婚妻刚搬进新家，原定于10月24日举办婚礼，请柬都已给亲友送了个遍。突如其来的爆炸，毁掉了他的新婚计划。
2012年，他从东北到天津打拼已近十个年头，在滨海新区万科海港城买下一套9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定居下来。一百万元的购房款几乎花掉了这个27岁年轻人的所有积蓄。
30岁的邻居李文君2011年在万科海港城买下房子，生活稳定后，“终于可以要个孩子了”。
2015年8月，李文君已是一个全职孕妇。为了迎接新生命的降临，怀孕后她就没再上班，坚持早睡早起，还接了父母过来同住，方便照顾即将出生的孩子。
12日晚，李文君早睡如常，被第一声爆炸惊醒时，她以为地震了，全家人慌张地准备逃生。第二次爆炸在30秒后冲击了他们的房子，“玻璃碎片像雨一样砸在床上”。
28楼往下的电梯已经扭曲变形，李文君挺着大肚子从消防楼梯一步一步往下走，直到连夜逃至天津市区后，她才感觉身上有划破的伤口，痛。
滨海新区政府与开发商协调，最初计划以购房款1.3倍的价格回购损毁房屋，给予业主赔偿，但很多业主不愿意，“现在这个钱很难在附近买到质量一样的房”。
曹阳拿着政府补贴的6000块钱，在天津市里租房住着，“合同一年一签，租房押一付四”，忽然多出一大笔日常开支，让他有点“消受不起”。就在几个月前，他刚花十几万元为新房添置了家具。
李文君变得很敏感，“打雷或动静大点儿的声音就害怕，睡不着”。爆炸带来的阴影积郁在她心里，几天前去做孕检时，医生说她有点妊娠高血压，“胎儿的发育出现迟缓”。她很担心，尤其是这几天从新闻里听说美国“9·11事件”参与救援的许多人患上癌症后，她只希望孩子能健康出生。
房产开发商答应以市场价1.3倍的价格回购受损房屋，曹阳在回购协议上签了字，但他还在等市场评估结果。“我们没时间打官司，更不可能上访，一天不工作就一天没收入。”曹阳说，现在的生活让他无可奈何。
李文君坚持没签字，她不认为这个价格能弥补爆炸带来的破坏，“有些损失是金钱买不回来的。”
仓皇逃离的爆炸夜，她和丈夫忘记带走结婚戒指，再回家取东西时，发现戒指已经不见了，连同一些洋酒和自行车被盗，只剩下开裂的墙壁和乱成一团的家具。
沉默
爆炸波及的不止周边居民，还有离事故地较近的部分企业。
距离爆炸点3公里外的一间冻品仓库，千吨冷冻肉品在爆炸后腐烂，50米开外就能闻见刺鼻的臭味。
“爆炸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发现了氨泄漏。”这家冷链物流公司的员工葛文强回忆，8月12日当晚，爆炸冲击波损坏了冷库的制冷设备，用于制冷剂的氨气发生泄漏。他们打了119求救，但爆炸现场“让消防力量根本无暇顾及我们公司的氨泄漏”。
近一个月过去，仓库中大约3000吨肉品已腐烂发臭。穿白色防化服的员工在仓库中进出，冷冻肉还裹着塑料膜，堆在库房外的空地上，“员工冒险抢运了一批出来，可能只有十分之一”。
“因为我们货物的损失，导致下游加工业的客户没有货源，损失的远远不止摆在这里的货值。”上海某外贸公司的运营总监郝娜说。
郝娜已六次往返天津，一直没能解决公司价值2700多万元冻品损失的赔偿问题，“新西兰、澳大利亚进口的牛羊肉，几乎都腐烂了”。
葛文强认为，公司也是爆炸事故受害者，货物损失的后果不应由公司独自承担。
滨海新区有关管理部门已介入协调处理，并书面承诺，先对腐烂冻品无害化处理，再协调保险公司进行理赔；暂无法理清责任的货物，则由政府代偿直接经济损失。
监管部门和肇事企业瑞海公司的人员也受到事故波及。
天津市安监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内部人士介绍，副局长高怀友被控制后，单位成为事故的直接责任方，“内部气氛很紧张”。尽管正常工作未受影响，但“上班都很沉默，同事之间也不敢乱说话，怕被打小报告”。
肇事企业瑞海公司副总经理尚庆森的父母，已在家中闭门半个多月，8月19日尚庆森出院回家后，同样再没出过门。尚家邻居说，以前尚父每天都会去自己家的修理厂上班，“爆炸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们”。
在爆炸中丧生的瑞海公司员工陈贞则给家里留下一个大难题——他与现任妻子是二婚，尽管育有一子，但没有领过结婚证，陈妻与陈父陈母为了赔偿款的分配，“成了仇人”。
“把孙子留在陈家，或者她带着孩子在陈家生活，可以考虑均分；如果带着孩子改嫁，就再协商。”陈贞的舅舅说。
“危化品业”的变化
爆炸事故第三天，8月15日，天津市曾紧急召开安全生产大会，要求对危化品、易燃易爆物品生产、经营、仓储、运输企业和单位，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安全生产条件、主体责任落实、港口危险货物生产经营资质等。
石家庄司机王成比原定计划在天津多待了十几天，他在天津港等着提货。爆炸后，港内限制提取所有危化品仓储货物，直到9月5日才开始放货。王成说，延期存放的费用“承受不起”。
危化品仓储行业或许已开始新一轮“洗牌”，安琪明显感受到，“检查力度在加大”。
安琪在天津厂库房信息平台工作，爆炸发生后，没有资质的小仓库将之前存储的危化品货物，转移到有资质的仓库，“小仓库不敢接单，几乎所有正规的仓库都爆满了。”
在滨海新区经营一间危化品仓库的章赛听说，港口有七八家比较大的仓储企业都被责令关停，“小的就更数不清了”。
南开大学严天鹏等人曾在2010年考察过天津市危化品仓储物流情况，并撰写文章《天津市危险化学品仓储物流现状考察》。其中指出：天津市许多危化品以老企业居多，经营特点是品种多、储量大、批量小、批次多；许多库房建于上世纪70年，已不能适应现代危化品存储的等级要求。
章赛经营的各类级别仓库共一万多平米，近期已全部储满危化品货物，尤其是甲级资质的仓库，“现在全天津都找不到一家空的”。
供不应求的危化品仓库推高了货物存储价格。原汉沽区一名仓储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公司2000平方米的仓库已存满货物，级别最低的丙类仓库价格从原来的1元／平米／天翻了一倍，“以前最高也不会超过一块三”。
章赛介绍，现阶段乙类仓库可能需要3.5元／平方米·天，价格翻了一番，而且一库难求，不少客户只能将货物转运到临近的青岛港去。他说，以前还能打点擦边球，把乙类的货放到丙类库，“现在找遍天津也没人敢乱放”。
但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变了。
老李曾长期在运管部门工作，在北京待了一个月后，爆炸事故仍让他对危化品运输管理领域的现状忧心仲仲。他说，天津有那么多危化品运输车，如果有检查不认真的，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流动炸弹”。
“只要交费，全部合格。”老李说，运管所下面的二级维护验车点大多“没认真审验过车辆”。放在爆炸前，他没觉得“形式化检查”是个事儿，但现在就害怕了。
（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