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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去世后，张春桥说：“毛主席的身体是被邓小平搞坏的。邓小平欺骗主席，大搞翻案，被主席察觉，只好带病领导和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硬是把身体累垮了。光凭这一点，邓小平的罪也就够重的了。”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叶永烈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1976年9月12日，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从左至右）手挽手在毛泽东遗体前
张春桥在覆灭前夕，频繁地通过萧木发出对上海的指示。
1980年9月10日，张春桥的机要秘书严忠实在“证言”中这样写道：
我叫严忠实，1971年以前在中办机要局工作，1971年12月至1976年10月6日由组织指派张春桥的机要秘书。现在中办机要局工作。
1976年9月10日晚，张春桥让我打电话找萧木（王洪文处工作人员）到钓鱼台住，大约谈了三个来钟头。1976年9月27日晚饭后，萧木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回上海，问张春桥有没有什么要交待的。我当即报告张春桥。张对我说：“叫萧木来吧。”我下楼后，又给萧去电话，大约是晚上八点多钟，萧木到张春桥住处（钓鱼台九号楼）办公室，一直谈到十一点多钟，后回王洪文处。
两次谈话（我）均不在场，谈话内容我不清楚。 1976年12月14日，被隔离审查中的王知常作了如下揭发交待：
“四人帮”覆灭前，我是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之一。1976年9月23日，萧木派机要员从北京送来一封密信，信中写的主要是张春桥9月18日晚同他谈话的内容。因原件已被烧毁，现根据当时的笔记和回忆，恢复原状如下：
朱、王、王、陈、顾、章：
9月18日晚，春桥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我对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后，处处都感到毛主席不在了，有一种失落感。春桥同志说：毛主席处处不在又处处在，毛主席虽然逝世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路线、制度、政策都留下来了。春桥同志又说：毛主席的身体是被邓小平搞坏的。邓小平欺骗主席，大搞翻案，被主席察觉，只好带病领导和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硬是把身体累垮了。光凭这一点，邓小平的罪也就够重的了。
二、我劝春桥同志要为人民多保重自己的身体。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我心中难受得受不了，胸中时常感到气闷，守灵时用手摸了一下胸口，啊呀！谁知被电视台的记者拍摄进镜头里了，引起好多人的不安。第二天，我看见春桥同志在院子里散步了。
三、我对春桥同志表示担心目前的形势，特别是军队不在这边。春桥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能同马克思逝世时比，也比列宁逝世时的形势好得多，当年托洛茨基是红军总司令，威信比斯大林高得多。邓小平虽被打倒了，但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在于谁挂帅。目前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集结起来，缺少挂帅的人物。
四、我问春桥同志：中央今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春桥说：主席不在了，看来今后中央只可能是靠集体领导了。如果今后要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在中央，在党内的资产阶级。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苏联现在变修了，将来还是会出列宁的。中国即使修正主义上台，将来也还会出列宁。
五、我讲到主席逝世后，外地有些坏人关门饮酒，引起群众气愤，上门惩罚。春桥同志说：我倒担心这方面搞得太过分了，当然群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人民是好的。有这样好的八亿人民，一定会涌现出自己的领袖。目前最困难的就是现在这一段时期，只要把这一段时期度过去就好了。现在要出邓小平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人民一定会起来反对的。
张春桥说需要一个秘书
一、朱、王、王、陈、顾、章：朱永嘉、王知常、王绍玺、陈冀德、顾澄海、章树焜。这六个人都看了此信。徐景贤也看了，是朱永嘉给他送去的。章树焜是最后一个看的，他看后我就将此信烧毁了。
二、此信的要害是第三点和第六点。这暴露了“四人帮”想通过抱成一团控制中央，来篡党夺权。同时，他们想在毛主席逝世后的这段时间里，加快篡党夺权活动的步伐，还企图利用出《毛选》五卷单篇来配合他们进行这一阴谋活动。
三、章树焜在看信时将原文抄录在笔记本上。这次我说要到北京揭发“四人帮”的罪行，章树焜将笔记本上的抄页撕下来交我。所以，萧木来信的恢复件是准确的。
王知常
1976年12月14日 在如此紧锣密鼓的时刻，张春桥还给徐景贤挂了长途电话，居然说是需要一个秘书。
张春桥早已配有秘书。接到电话，徐景贤以为，一定是张春桥在北京的事情太多，忙不过来，要增加一名秘书。
徐景贤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然“拎不清”。他从复旦大学物色了一位男教师，以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准备推荐给张春桥当秘书。徐景贤把此人的档案寄往北京。
几天之后，张春桥便把档案退回，附有一信给徐景贤。徐景贤看信之后，方知自己实在糊涂，怎么不知张春桥的用意。
张春桥的信，寥寥数语，说自己在北京太寂寞，想找一个伴……信中还叮嘱，阅毕即烧掉，不要保存此信。
徐景贤恍然大悟：张春桥要的是女秘书，为的是“做个伴”！
文静，已成为张春桥的累赘：每一回“炮打”，文静的历史问题都成了攻击张春桥的炮弹。
张春桥几次打算提出与文静离婚。可是，细细一想，又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因为张春桥已是“大人物”了，一旦“休”了糟糠之妻，又会成为“炮打”的“炮弹”……唉，真叫张春桥左右为难。
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张春桥独自住在北京。即便回到上海，也不回家，不与文静见面。他不再给文静去信，去电话，一切信息通过儿女“中转”。
这样若即若离的夫妻关系，不时折磨着张春桥的心。他口中念叨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无奈，他的心也是肉长的。
在庆祝《“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亦即“文革”十周年的那些日子里，五十九岁的张春桥常常感叹不已：十年前，他节节上升，欢天喜地；眼下，总理梦一次又一次化为幻影，已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风雨飘摇之际，独居钓鱼台。偌大的房间，反而使张春桥觉得空虚、寂静。这时，他强烈地产生了一个念头：需要一个伴！
“徐老三”明白了张春桥的意图之后，便悄然在上海张罗起来。自然，张春桥的这 个“伴”，必须政治历史干净，不可再有任何把柄落到别人手中。此外，还要年轻、漂亮、有文化、有政治头脑，而且女方要愿意做这个“伴”。
徐景贤毕竟头脑灵活，派人在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借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贴身护士。
“对象”总算找到了。照片、档案送往北京，张春桥也满意了。
就在这个护士打算动身去北京的前几天，任凭徐景贤一次次给张春桥挂电话，一直没有人接电话。
后来，1978年7月24日，徐景贤在证词中这样说：
过了几天，就是9月28日，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认为这是张春桥听了我9月21日的当面汇报后，经过进一步思考，给我们作出的交底的指令。
张春桥给我们指出：有人要搞“四人帮”，要搞上海，这样的时候，大考验就到来了。
张春桥在这里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萧木从北京到上海，一下飞机就直接从机场赶到康平路市委常委学习室。把在家的六名市委常委全找来，详细传达了张春桥9月27日晚同他的谈话。当时，我把张春桥的这些指令在笔记本上作了记录。到了75年10月8日，当我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我就认为张春桥的预言应验了，大考验的时刻到来了。
我们根据张春桥9月27日关于要打仗的指令，在上海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注：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页。）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发出通知，1976年10月6日晚八时，说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会议。
当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步入怀仁堂，等待着他们的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
坐镇现场指挥的，是叶剑英、华国锋和汪东兴。
江青在中南海就擒时，狂喊乱叫了一番，提出了一连串的“抗议”。
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对形势分析了一番，托萧木向上海传话：“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样有威望的领袖是不可能了……现在比列宁去世时好，那时斯大林威信不高，托洛茨基做过红军总司令，威望比斯大林高……”
张春桥的话，需要“翻译”方能明白：他，自比斯大林，而把华国锋比做托洛茨基。他以为自己的威信比华国锋要高，因此取华国锋而代之仍大有希望。
张春桥仍把上海视为“基地”。在徐景贤的笔记本上，亲笔记下了1976年9月28日张春桥派萧木传达的口信：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这段话，同样需要“翻译”。他警告徐景贤，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要打仗”。
在10月初，在张春桥亲笔写下的提纲中，有着这样的句子：“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上海在准备着“打仗”、“杀人”。
箭在弦，弹上膛，剑出鞘。
风闻，10月7、8、9日，北京将有“特大喜讯”。王洪文一口气拍了一百多张照片，以供登台时用。上海的红纸头被抢购一空，准备庆贺“大喜之日”。
毛泽东在病重之际，曾说过：“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之中交班了，我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只有上帝才能知道。”
已经蒙受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怎么还受得了新的一场“腥风血雨”？
10月6日晚，不费一弹、不开一枪，“狄克”和他的伙伴，“和平”地进入了监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