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澳大利亚执政党自由党9月14日晚发生党内政变，前通讯部长、60岁的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在党魁投票中击败原党魁阿博特，将取代阿博特成为新一任澳大利亚总理。
这一消息在澳大利亚国内——或者至少是政界——似乎引起了一场狂欢，从澳国内舆论的反应来看，自由党党内的这次投票完全反映了澳大利亚民意：澳大利亚疲软的经济已经耗尽了选民对阿博特的耐心，而特恩布尔正是此前澳大利亚民调当中得票最高的总理人选。
虽然名为“自由党”，自由党在澳大利亚实际上属于保守党，但即使如此，阿博特也是自由党党内少有的激进保守派。比起自上台之初就以激进保守言论惊诧澳大利亚西方盟友，同时又因盛赞二战日本军人“荣誉感”得罪东亚大半国家的阿博特，本次上台的特恩布尔的印象分显然要高得多：西方媒体赞许他更加开放和温和的姿态，中国则高度评价他担任通讯部长期间表现出的对中国历史以及中国地位的尊重。目前看来，澳大利亚迎来的是一位广受期待的领导人。
中澳关系是澳大利亚的助推器还是绊脚石？
中国放倒阿博特？
毫无疑问，特恩布尔的首要议题将是经济。在号召党内投票罢免阿博特之前，他表示，“这已经足够清楚了，本届政府未能成功地提供我们所需要的经济领导。”在胜选后的演讲当中，他则承诺将告知他的国家“经济真相”。他表示，他将带来新的一种领导方式，“会尊重人们的智识，这将是一些支持手段，而非口号。”
而这正是“放倒”前总理阿博特的主要问题。28个月以来，澳大利亚总理已经四易其人，而经济的放缓乃至停滞始终都是澳大利亚总理们面对的难以绕过的难题。而阿博特面对的问题远比他前任们更为严峻：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导致澳大利亚铁矿等出口矿石项目利润大减，对本就深陷国内需求疲软的澳大利亚经济造成严重挫伤。另一方面，2015年起中国开始实施的《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抬高中国煤炭进口门槛，直接造成中国进口煤炭量大跌，而澳大利亚身为重要煤炭出口国和中国煤炭的主要供应商，不可避免地受到沉重打击。最后，2015年6月中国股市的波动以及人民币的贬值波及整个亚太地区，终于成了降临在阿博特头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尽管初上台时期阿博特对中国颇有微词，也一度引发中澳关系紧张，但在其任期的中后段，必须承认阿博特仍然在权衡过后选择了务实路线。在他任期内，澳大利亚与中国签署中澳自贸协定，同时也与日本和韩国分别达成贸易协定，公平地说“经济牌”上阿博特并非没下功夫。在政治上，阿博特显然更偏向于美国，在阿博特任期内，美澳军事合作步步推进，更进一步扩展了参与美国主导的联合军演的范围。另一方面，以激进保守著称的阿博特经常被怀疑带有民粹主义倾向，其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怀疑立场和在同性婚姻等问题上的激烈意见都取悦了国内保守派民众，但是，这一切都未能挽救他的总理仕途。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会令任何处在澳大利亚总理位置上的人不堪一击，而阿博特依靠在社会议题等方面煽动起来的有限的民粹主义远远不足以挽救他被经济问题严重伤害了的支持率。
目前，澳大利亚经济增长已经放缓到每年2%左右，远低于3.25%的预期值，而由于近期来自中国的一系列打击，许多人担心澳大利亚可能走向24年以来的首次经济衰退。传统上，自由党政府乐于声称自己比工党更擅长管理经济，但是，严峻的经济形势让特恩布尔已经成为自由党的最后一次机会。特恩布尔本人非常清楚这一点。在号召党内罢免阿博特的演讲当中他已经指出，如果继续支持阿博特担任总理，那么下一届澳大利亚总理将来自工党。
但澳大利亚经济的糟糕处境并未出现转机。西方媒体不无讽刺地指出，尽管特恩布尔成功地推翻了阿博特，但是，澳大利亚的问题并不完全是国内管理不善的问题，而特恩布尔面对这一困局同样难以拿出解决方案。美国《时代》周刊刊文指出，中国比预期放缓更为严重的经济是造成阿博特下台的主要原因，“中国经济放缓幅度显著超过预期，澳大利亚已经感觉疼痛”。
澳大利亚需要重新定位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密切贸易联系成了今天澳大利亚经济困局的导火索，然而，西方媒体没有指出的是，如果不能依靠中国、不能依靠在亚太地区的进一步整合，那么澳大利亚又该走向何方？
特恩布尔对中国的深刻认识以及充分重视或许会为这个难题提供一种新的解读。在自由党党内政变爆发以后，不少中国媒体已经注意到了今年8月特恩布尔以通讯部长身份发表的有关承认中国二战盟友地位重要性的讲话，但事实上，与其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认识对比起来，中国角色在特恩布尔的政治视野中承担的作用才最值得注意。在过去几年里，特恩布尔不止一次地阐述过他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构想，而只需稍加注意即可发现，其中最为核心的角色显然是中国。
早在2011年，特恩布尔就曾提出，华盛顿对于中国的崛起似乎“全然狼狈不堪”，他也曾多次指出，目前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已经转移，而这给澳大利亚所习惯的全球秩序造成了严重挑战。特恩布尔重视亚洲经济崛起带来的政治和战略意义，将之称之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的地缘政治变革”。与澳大利亚的绝大多数政客不同的是，特恩布尔并不满足于以华盛顿政策为支点确定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的回应策略，他始终强调，澳大利亚需要在“亚洲世纪”当中发展自己应对地缘政治挑战的更加复杂和微妙的外交方针。
与日本等亚太盟友不同的是，澳大利亚在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当中地位远为独立自主，外交上也因此表现出更大的自主性。考虑到澳大利亚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立场，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的基本策略可以预测并不会因为某一任首相的个人偏好而发生改变，但是，特恩布尔的上台可能将给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带向全新的方向。
不应期待特恩布尔将成为澳大利亚的“亲华派”总理，毕竟，曾经被中国国内普遍期待为“亲华派”的陆克文在其任期后半对中国发表的一系列强硬言论也曾引发北京的不快。特恩布尔也曾强硬批评中国，认为中国在南海“需要更加透明地公开其地区目标”，并且指摘中国在争议岛礁上的强硬路线“显然适得其反”。但是，以澳大利亚稳定的国家利益作为支点，特恩布尔重新定位澳大利亚在亚洲角色的外交构想将形成新的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