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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外国学者评论说：万里上过师范学校，还有过短暂的教书经历，因此他喜欢与知识分子来往，甚至和一些持异见的知识分子也交情不错。在高层领导人中，他属于赞成给予知识分子较多自由的一位。不过，80年代的历史中，有一个悖论贯穿其中。这就是：在庙堂之高履职却声播江湖乏远的人，往往结局不是太妙。胡耀邦等自不必说，仅就万里而言，因为讲政治体制改革太多了，因此被民间视为改革派的代表，所以，始终进入不了权力的最高层——政治局常委。本文选自2015年第9期《炎黄春秋》，作者徐庆全、杜明明，原题为《万里的政治担当》。
万里在中共宦海沉浮七十多载，曾是中共八老之一
2015年7月15日12时55分，中共中央原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9岁。
悼念这位老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那句耳熟能详的“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这是在80年代耳熟能详的民谣，然而今天，我们却应该重新审视这位政治家。
超越农村改革看万里
70年代末，经过1955年“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以来的折腾，加上文革十年全民族更大的折腾，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吃不上饭，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保障。
安徽是折腾得比较厉害的省份。1977年，万里到这个省担任第一书记，农民的贫网让他吃惊。万里曾回忆说：“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
万里去山区看望农民，可老百姓不出来见书记，因为没裤子，家里孩子藏在地锅里头取暖。万里调研路上遇见一个挑着担子的农民，他停下车问这个农民，你觉得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这个农民也不认识他，就拍着肚子说，只要少一点山芋(红薯)干就行了。万里跟身边的人说，你说我佃的农民要求高吗？！就这么一点要求，为什么不能满足他们呢！
要满足农民的要求，其实不难；让农民吃饱饭，其实也不难，只要有担当就好。当时，安徽小岗村农民已经开始自发地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只一年，不但让自己吃饱了肚子，而且还有余粮支援国家。
现成的例子在这儿摆着，能不能支持？敢不敢推广？当年，大锅饭式的社会主义观念还在；一大二公的农村榜样大寨的旗帜还在高扬。支持土地承包责任制，推广包产到户，实际上就处于“社会主义”对立面。
作为一名政治家，万里选择了担当。
1977年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农村六条》，“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联产计酬”，是这个文件的关键内容。
由此，万里在安徽省所主导的包产到户政策，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开始。“要吃米，找万里”的话语开始流行。
怎么看万里这种担当？在准备写这篇悼念万里的文章时，这个问题一直萦绕着我。
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叙事话语体系中，万里在安徽的农村改革，常常被无端地拔高。当然，这也不仅对万里是这样，对其他有历史贡献的人的叙事，也是如此。
我们惯常的叙事方式足，要突出一个人的贡献，首先要确立一个对立面。把对立面写得越顽固，或者说越强大，越能突出我们要宣传的人的形象。这种叙事方式，说到底还是浸润在我们脑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思维模式的表现——尽管我们不提两条路线斗争已经多年了。
说万里在安徽的改革，面临着众多阻力，违宪，与中央农业学大寨的方针相违背，当然没有人反对；说他对中国农村改革的贡献巨大，当然也实事求是。但是，万里支持农民，让农民吃饱肚子，是否存在着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险？是不是
说他的贡献越巨大，他承担的政治风险也就那么“巨大”？
同时代的人的作为，或可作为一种参照。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的观点，与中央政治局批准的调子相悖，直接与时任中央第一把手相对抗。此时，邓小平还没有复出，他这样做，是否存在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再说胡耀邦。他在中央党校副校长任上，开始平反毛泽东时代酿成的冤假错案，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在中组部部长任上，继续平反冤假错案不遗余力。真理标准讨论针对着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这是从理论上纠正毛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则是从实践上否定毛1949年后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胡耀邦这样做，有人阻挠，甚至有来自高层的阻挠，但要说他承担着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险，也不是事实。
再说与“要吃米，找万里”连在一起的赵紫阳。万里在安徽进行农村改革的时候，赵紫阳在四川也在做着这样的探索，所以才有“要吃粮，找紫阳”的说法。还有，比万里和赵紫阳稍微晚一点进行这种探索的，像内蒙古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甘肃的宋平，等等，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是否存在着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险？
答案是否定昀。至少在邓小平和胡耀邦那么做的时候，没有想到存在这种危险；在赵紫阳、周惠、池必卿、宋平这样做的时候——虽然他们比万里晚一些起步探索，但他们与万里面临着同样的形势，也没有想到存在这种危险。
为什么他们没有想到存在这种危险？因为到了70年代中期，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是好是坏，在像邓小平、万里、胡耀邦、赵紫阳等多数老干部心中，已经明镜似的；在全国多数民众心中，也明镜似的。在这种情势下，毛泽东去世后，尽管华国锋担任党政军一把手，而且加上了“英明领袖”的称号，但在中国，威权政治已经逝去了，人为加上的“英明领袖”，无法让中国再回到威权政治的阴霾下。
结束了威权政治，干部也就不再有被迫害的恐惧感，就给各路诸侯，如万里和赵紫阳等，留下了自我发挥权力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高级干部中，对文革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有反思的人，觉得顺应民意比一切都重要。
于是，万里顺应老百姓吃饱肚子的要求，率先开启农村改革；胡耀邦顺应思想解放的潮流，发动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他们能够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推行与当时的现行中央政策相抵触的政策，本身就说明他们有了一种行使自己权力的空间。
1992年10月，万里在与吴象谈话时说：“现茌都说改革从农村开始，这未尝不可，但实际上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开始的，只是由于城市中旧体制束缚力太强，扩来扩去企业仍然没有多少自主权，改革打不开局面。而农村中，广大农民在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自发地悄悄地搞包产到户，得到党的政策的支持后迅速发展为全国性的不可阻挡的大浪潮。因此，更准确地说，改革并不是从农村开始的，而是首先从农村中突破的。”(见吴象整理：《万里同志纵谈邓小平南方谈话》)联系到当年中国的现实状况，万里这个说法，既不拔高，也不自谦，符合当年农村改革的实际。
因此，万里的贡献值得铭记，但反复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对他拔高，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况且，这种拔高，还会产生另一种效果：过分地渲染万里在农村改革的贡献，掩盖了他在其他领域改革的贡献。
譬如，相比万里在农村改革的作为，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思考，倒更值得大书特书。
万里对政治体制的思考
1980年4月，万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9月又担任书记处书记。他在中央的具体分工，是主管农业。他和胡耀邦紧密配合，制定了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五个“一号文件”，这是载人史册的。
不过，看《万里文选》，看有关万里的传记及同时代人的回忆文章，人们会发现，在国务院分管农业、在书记处参与经济决策的万里，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也有很多的思考，发表过不少言论。把这些言论做一梳理，可以追寻出他对政治体制改革思考的轨迹。
1979年12月25日，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在安徽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政治民主化”的概念。他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同时实现政治民主化”，“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一个省委书记，提出这样有关全局政治体制改革的命题，在当时很少见。
1986年2月2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万里，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做了《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是一项根本建设》的讲话，阐述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他说：“不讲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不是文明的社会，也不会是安定的社会。”“缺乏民主与法制，往往与愚昧落后连在一起”。吉简意赅，一语中的。他又说：“建国后，我们对民主与法制问题缺乏自觉性，不重视法制建设，许多事情是党政领导人说了算。从上到下形成了一种习惯，按领导人说的办，有问题不习惯用法律来解决。”这样，“我们往往只有‘人治’的经验，缺乏‘法治’的观念”。他强调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努力做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万里文选》表明，从这一年开始，并不分管政治体制改革的万里，较多地思考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可以说成为他思考的重点。
1986年7月31日，万里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田纪云说，这篇讲话不啻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
田纪云说得非常到位。万里这篇讲话发表后，在当年的思想界引起很大的震动，甚至让人们看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曙光。
在讲话中，万里先从科学与民主的辩证关系来阐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的关系。他说：“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的。没有民主，谈不到真正发展科学。没有科学，也无从建立真正的民主。同祥，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不可分。所谓决策科学化，首先就要民主化。”
他认为，在我国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有传统价值观方面的障碍，同时也反映出我国政治体制的致命弊病：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这个讲话最精彩的地方，是指出为保障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对政策研究、决策研究也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万里说，“双百”方针不能得到贯彻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理解为“反
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的概念带来很大的副作用。事实上，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是很难分开的。“所以，关键不在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该进行研究的，在没有做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在领导部门就政策问题做出决定之后，大家都应当执行。”万里把这个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重要标志，认为：“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怎能诙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
万里接着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堂堂10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领导路线正确，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是不会被几句逆耳之言或别有用心的人借某些问题的煽动搞垮的。”万里还说：“领导人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
万里提出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这个重要课题，在后来的中共十三大报告和十四大报告中，都被确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加以解决的课题。而且，这个课题，至今需要继续研究和解决。
更可圈可点的是，万里在阐述发展民主、健全法制的重要性，致力于推动“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同时，对影响中国的封建遗毒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和封建主义残余的结合，可是个大祸害。”“教条主义如果与个人封建专制结合，可以说是一个大灾难。”简简单单的概括，击中了中国政治体制不能改、难以改下去的要害。
1986年11月18日，万里在与中央国家机关党委负责人谈话中说：“中国经历过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包袱背得太重了，我们是在封建残余比较多的国家里搞社会主义，要特别注意清除封建遗毒。”他列出了当下“封建遗毒”的种种表现：“权力过于集中，不讲民主，甚至搞‘家长制’，不让人家讲话，不发挥大家的作用；袒护违法乱纪的但与自己关系好的干部；还有拍马逢迎，八面玲珑，行贿送礼，这些都与封建意识有关，危害裉大。”
讲话中，万里谈到了执政党害怕民主的问题。他说：“执政党怕民主可了不得。哪有共产党怕民主的道理？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不满意的事情，应该赶快知道，赶快改进。改得了的就赶快办，改不了的可以向人民解释，讲清我们的情况。”“执政的共产党里，有人怕民主怕得要命，怕人民，怕人民提意见，这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风格，这也是不正之风，从根本上妨碍实现现代化。”(参见张广友、丁龙嘉：《万里》，283-284页)
在80年代，在知识分子中，万里被认为是改革派的代表，是在政治上有担当的人，多半不是因为他在农村改革做的贡献，更多的是他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万里式的语言表述，甚至被有些人作为例证来阐述语言的力量。的确，“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是一项根本建设”，“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样的题目，不需要多说什么，就可以深入人心。
有外国学者评论说：万里上过师范学校，还有过短暂的教书经历，因此他喜欢与知识分子来往，甚至和一些持异见的知识分子也交情不错。在高层领导人中，他属于赞成给予知识分子较多自由的一位。
不过，80年代的历史中，有一个悖论贯穿其中。这就是：在庙堂之高履职却声播江湖乏远的人，往往结局不是太妙。胡耀邦等就不要说了，但就万里而言，因为讲政治体制改革太多了，因为被民间目为改革派的代表，所以，始终进入不了权力的最高层——政治局常委。
万里与邓小平
与万里同在国务院担任副总理的田纪云，在回忆万里的文章中说：“万里同志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他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
一个总设计师，一个高级工程师，万里和邓小平的命运常常连在一起。田纪云说：“80年代，万里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他与邓小平、胡耀邦大思路一致，工作配合默契，在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做出了杰出贡献。许多重大改革措施都是由他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的。”
其实，万里与邓小平很早就在一起工作，而且配合都很默契。
万里，山东东平县人，1936年加人中共，他比邓小平小12岁。几年后他成为运西地区党委副书记和军分区政委。在内战期间，万里为刘伯承和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提供后勤服务，得到了邓小平的赏识。万里曾经表示：“跟邓小平一起工作学到很多东西——果断、坚定、看事物的尖锐、处理事务的水平，一生教益无穷。”
1950年，邓小平担任西南局书记时，万里担任西南地区工业部副部长，负责发展当地的工业生产，是邓小平的直接部下。1952年11月，万里进京担任建设部副部长，1956年他又同时兼任北京市副市长和市委副书记，负责北京市的重大建设项目和天安门广场周围最著名的建筑项目，包括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他完成这些项目时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1954年，邓小平进京，到中央任职。万里与邓小平不在一个系统，但两人共同的爱好则把他们拴在了一起：打桥牌。
邓小平对万里组织和完成重大项目的能力有很深的了解。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时，他即任命万里为铁道部部长。万里在邓小平指挥下，冲锋陷阵，稍后两人一起从政坛上沉寂。1977年夏，邓小平向中央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本来被分配去湖北工作的万里就转而去了安徽。
万里在安徽搞农村改革时，社会思想还禁锢得很厉害，曾有人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万里是这么说的，“反正光着腚没有裤子穿不是社会主义，反正没有饭吃饿肚子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也有类似的表达，不过万里的说法更直白。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万里站出来支持讲话。他有时候甚至是逐字逐句地阐发邓小平的谈话。如，谈到邓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时，他说：“这不是就局部问题、某段时间说的，而是全局性、长时间的。甚至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应当作为一个长期的方针，坚定地坚持下去，才能不断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针对邓小平谈话中指出的以姓资姓社的争论阻碍改革开放的情况，万里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有深刻的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需要做专门的分析研究。但无论如何，不能把原因简单地归结于外部的和平演变或出了什么个别的人物。有些理论家、政治家却借此引出教训，认为当前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矛盾，比任何时候更‘鲜朗、激烈、尖锐’，企图把反和平演变提到最突出的地位，取代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不仅仅是对基本路线的干扰，而是要改变这条路线了。这当然绝不能允许。邓小平同志这次所以如此讲话，我想不会是无的放矢。”(吴象整理：《万里同志纵谈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
万里不仅在讲话中支持邓小平，而且在行动上积极配合。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关于市场与计划关系的激烈争论随之结束。万里随即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主张把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载人宪法。他亲自主持宪法修改小组工作，领导起草宪法修正案草案，并于1993年3月由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对宪法做出第二次修改，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提出“国家加强经济立法”。
作为改革“高级工程师”，万里在农村的改革仅仅是他在中国改革系统工程中的一小部分，而他主持国务院工作和全国人大工作的作为，则是大部。而且，农村改革，只要顺应民意有担当即可，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则没有现成的路子可走，需要踏踏实实的勇气和探索。万里在这方面的贡献更值得人们去挖掘。
可是，很多媒体在怀念这位老人时，都把“要吃米，找万里”当成了万里贡献的大部。当然，此前出版界也有这样的误导，出版的有美万里的书大都是讲他在农村改革作为的，这样就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万里作为改革的“高级工程师”在其他方面的更重要的贡献。
如今，万里魂归道山，要更好地追念他，传承他的改革思想，超越农村改革全面梳理他在改革过程中的贡献，才是当下应该做的事情。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吴象老及其家人的大力协助，谨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