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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毛泽东在摄影灯下的眼睛不适问题，江青找了中南海御用摄影师杜修贤，她还让杜修贤参考了她在钓鱼台十七号楼的秘密工作间的灯光布局。本文摘自《红镜头中的毛泽东》，作者顾保孜，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接见尼克松女儿时照片上以能很明显看出其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1973年春季，毛泽东患白内障多年的眼睛，视力急剧下降，愈发讨厌耀眼的摄影灯在他书房里闪来闪去。因此，中央办公厅的领导给红墙摄影师们打了个招呼，可能在主席那儿拍摄还要做些新的规定。
从20世纪70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有个急切要求：我们要拜会毛泽东，并以一睹“东方巨人”为荣。
毛泽东身体状况日衰，而外宾求见的要求日盛。八旬老人面临的是纷至沓来的友谊之手，这能拒绝吗？
这天下午，杜修贤刚在人民大会堂拍摄了总理会见外宾的场景，照片和电影胶片也刚冲洗剪辑好，就等总理见缝插针审看。
杜修贤等了一会儿不见大会堂来电话，估计总理正忙，没有时间审看片子。他想见缝插针洗个澡，没料这“针”还没插进“缝”，总理那边来了电话。
“老杜老杜，快，快，主席见客！”
杜修贤慌忙跳出浴缸，也来不及擦干身子，湿漉漉套上衣裤，抓起相机，就水淋淋往门外跑。跑出门才想清楚，刚才总理电话说主席晚上11点见客人，现在是叫他们去大会堂。
怎么这样紧张？是不是总理要审片？
杜修贤等人一进大会堂就径直往总理常看片子的西大厅走，到门口一看，总理不在。服务员告诉他，总理在东大厅。去了东大厅，总理见他到了，看了看表，做了个手势叫他坐下。
借着灯光杜修贤观察总理的神情，好像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最近主席的视力下降厉害，你们知道吧？”
杜修贤点点头，但他已意识到不妙。
“医生建议主席少用摄影灯，要避免强烈光线的照射。我找你们来，是给你们下道命令，从今天开始，只给你们三分钟的拍摄时间，多一分也不行。时间一到立即关灯。”说到这儿，总理将严肃的目光投向杜修贤，“老杜，你负责指挥好。”
三分钟？！杜修贤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惊讶地交换了一下目光。
“谁要违反规定，我不找别人，就找你这个头儿！”总理不容置疑的口气把杜修贤想放宽时间的请求全堵在嗓子眼里了。
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如此。
宴会后，总理在西大厅看了电影电视片，他没提什么意见。
放映完，他们收拾好东西，就驱车去“海里”。“海里”是工作人员对中南海的简称。
毛泽东的住宅外很静，微风徐徐。这恬静的夜晚，杜修贤心里却无法平静，老想那“三分钟”。
杜修贤踏上极为熟悉却又陌生的台阶时，发现失去了以往的镇静和从容，汗老是密集地渗出来，本来就潮湿的内衣，显得更加闷气、黏糊，很不舒服。
毛泽东的书房里没有人，他们赶快放线架机子。
“三分钟够吗？新闻片放一次还要五六分钟。”
“主席的神态要慢慢等，三分钟光拍也来不及，别说等了。”
拍电影拍电视的记者在一边嘟嘟囔囔的。杜修贤的心情更烦躁，他勉强压住阵阵攻心的虚火，说：“今天，咱们光试试，万事只有开头难。你们还比我强点，机子可以转足三分钟，回去可以剪辑，多少有个余地。我呢，只能一张一张地按，每张都要成功才行。你们说三分钟我能按几张？我心里比你们还急。可这是总理的指示，咱们得听呀！千难万难，咱们不能再给总理添难了。主席的眼睛不到这么严重程度，也不会这么限制我们的。再说咱们到底还有三分钟时间，抓紧点，估计还是够用的。”
大家这才不吭声了，埋头整理手里的机器。他们谁都清楚，为了毛主席的健康，周总理操心最多。他今天只给三分钟也是无奈之举啊！
第一次他们终于闯了过来。
握手一分钟，关掉摄影灯。他们微微地松了一口气，等客人就座，开始会谈，他们又进去拍一分钟会谈的镜头。最后，毛主席站起来送客人，他们再拍一分钟。
开始，他们不太掌握毛主席的病情规律。会谈刚进行时，毛主席的精神面貌不佳，头无力地倚在沙发上，照出的照片显得无精打采。后来他们渐渐发现，稍晚一点儿，毛主席的情绪要好一些。有了经验，他们便掌握了分配三分钟摄影的最佳时间，冲洗出来的效果也要比刚开始好一些。
路是人走出来的。几个月后，三分钟的摄影时间好像也不那么紧张可怕了，不说绰绰有余，倒也能从容自如。
可是“好景不长”，刚摸到了三分钟的最佳分配规律，领导又对他们说：“要尽量减少开灯次数，只拍一次握手的镜头，告别握手就不要再拍了。电影电视放映告别镜头时可重复使用见面时的握手镜头。少开灯，对主席的眼睛刺激也少一点。”
这样显然对杜修贤不利。主席和客人见面时，精神有时没提上来，留在镜头里的表情往往是平淡、漠然甚至是呆滞的。
会见活动当事人能有两次握手的机会，而属于杜修贤拍摄的瞬间只有一次。
他走出书房，左想右想，总觉得对主席握手的镜头没把握。
和以前一样写请示条递给里面的总理！可递出来的条子，不像以前指示明确，只有三个字——“视情况”。
杜修贤想总理可能也为难，叫他们自己灵活掌握情况。
可他们不怕“死”，就怕“活”。一灵活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视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叫行，什么情况叫不行，是个什么样的标准。总理为难，他们更为难啊！
没有办法，他们几人只好轮着将眼睛贴在书房的门缝边，费劲地往里瞅。这三分像记者七分倒像小偷的滑稽举止，让站在门外的卫士掩嘴窃笑。但他们也管不了那么多，而是目不转睛地望着主席，只要见主席情绪好，只要见客人要告辞，就拿着机子往里跑，迅速抢拍。如果偷看到最后，主席仍情绪不好，他们只好偃旗息鼓，悄悄收兵。
在江青的提议下，毛泽东的书房第一次安装了摄影固定灯，解决了刺眼的问题。没有想到，第一次使用就开错了两组灯
1973年2月，基辛格又一次飞越太平洋，来到中国。
也不知是老友相逢还是病情好转，毛泽东这次和基辛格会谈，精神出乎意外地好。审片时，江青也出乎意外地叫好。看得出来，江青当时的高兴情绪是由衷的。
“这个镜头拍得好，带劲。主席谈话时津津有味，人民看见会多高兴！”江青倚在高背沙发上，嗓音吊得很高。
钓鱼台十七号楼，是江青活动的地方。她的放映厅也在这幢楼里。每次从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为总理放片后再赶到江青的放映厅，杜修贤就有一种很不平衡的感觉。总理没有自己的放映厅，不是不能配备，而是他从不肯要。所以他在哪儿工作或活动，他们就要将放映机和卷帘幕布带到哪儿，等他利用空隙时间审片。
“主席的眼睛怎么啦？刚睡醒？”一直叫好的江青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话。工作人员赶紧倒片重看这段似乎没什么问题的画面，果真毛泽东闪过一个不易察觉的眯眼表情。
“可能是怕灯光。”杜修贤回答说。
江青朝后一靠，一手托住腮，好像在想什么心事，直到片子结束，她没有再说话。
杜修贤和江青平时接触较多，知道她的性格特点，喜怒无常，患得患失。说好听点，是搞文艺出身的人的性格特点；说不好听，这性格让人觉得神经兮兮的。
嘴碎爱唠叨是女人的天性。
他们不怕江青话多，倒怕她阴沉着脸不说话。沉默之后，往往是一场劈头盖脸的“暴风骤雨”。这几年杜修贤已基本学会和江青近距离打交道的“艺术”——“敬而远之”。
江青不等杜修贤他们出门先开了口：“你们等一下子再走。我们谈谈主席眼睛的预防问题……主席看书多，光强了，他的眼睛受不了啊！”
江青这番话和这种带感情的语调，使得杜修贤有点儿感动。“是的，主席上次会见黎德寿后讲‘我最怕这个灯’。我们听了都很着急，可是拍摄时又不能不打摄影灯，也不知想什么办法好。”
江青望望杜修贤，站起身，打着大幅度的手势，用慷慨激昂的语气说：“可不可以在主席的书房里安固定灯，安在高处。主席座位后面安侧光灯，作为主灯。把开关安在书房外面，这样不会惊动主席。光不直射眼睛，效果也能出来。这既是替主席着想也是替你们拍摄着想。和办公厅主任说一下，要解决这个问题。”
杜修贤心里一亮：这是一条路子。以前他们也想到过这个办法，但技术上没有把握，加上考虑不成熟，没有敢提出来。这次不妨借助江青的积极性把主席那里的老大难问题彻底解决好。
“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江青高兴了，她喜欢有人响应她的建议。“我替你们出主意想办法，给你们创造这个条件。两边暗的地方都可以达到，你们能做得到吗？”
她说的“两边暗”是指主席书房里两侧光线很暗。
“这事你们要报告总理，也要给主席打个招呼。”江青愈谈愈兴奋，“光太强了，受不了，很刺眼。我有个小工作间，里面装了几个灯，光从上面打下来，高一米五，前面补助一点，弱一点，有立体感。这样不刺眼，你们拍彩色的，光还可以再强一些。”江青一直有摄影的爱好，她拍照片特别爱在光上做文章。但谁也不知道她已在自己的工作间里安了固定灯。
杜修贤小心翼翼地问：“能带我去您的工作间看看吗？”
她愣一下，这个要求可能有一点唐突。但是她很快就同意了：“可以去看看，你们几个除老杜认识，都面熟，就叫不上名。老杜，你把他们的名字写给我。”
杜修贤和拍电影的老牟一同去江青的工作间看灯光。走上楼，江青大书房旁边一间就是安灯的工作间，江青常在这间屋里搞摄影。
一进门，江青指着临窗的办公桌对杜修贤说：“老杜，你坐到我的椅子上。”
杜修贤稀里糊涂坐到她那张柔软的椅子上，她自己转身去开灯。霎时，房子里像照相馆的拍摄间一样一片通亮。她一边叫老牟看灯光效果，一边来回推动可以移动的落地灯，晃得杜修贤目眩眼花的。他从没见过江青这般殷勤，心里有些惶恐，连忙起身想离开不该他坐的椅子。江青却叫住他：“老杜，你看，这灯光刺不刺眼？”他看不清站在暗处的江青脸上是个什么表情，但听得出她是很得意的。
这时杜修贤才镇静下来，仔细地体验灯光的感觉，是不错，和摄影灯相比，这光要柔和得多。
江青听说灯光不刺眼，格外高兴，不住地比比画画介绍固定灯种种不可比拟的优秀效果，什么侧光，什么轮廓光，什么层次、立体的，絮絮叨叨说了好一会儿。
最后他们出门时，她又说：“主席那里位子是固定的，你们把灯光也固定了，就好照了。你们好好设计一下，打个报告来。这不是件难事嘛！”
趁热打铁，杜修贤他们回去就搞了一个在主席书房安装固定灯的报告。报告最后又附了一张安装灯位的平面图，第二天就送给江青，趁她还在兴头上，抓紧把灯安起来。
江青当天就在他们送去的报告上用铅笔密密地写道：“东兴同志，如主席不反对，则应先在别处安装试拍，力求安全，要测量座位准确。试好后，再设法安装到主席处，不要临时办，容易出毛病。”
过了两天这份报告回到杜修贤手里时，上面已签满了字。他奇怪地发现，江青用黑铅笔（其他人的批示均是钢笔和红笔）在报告中“主席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下面画了一道粗粗的波浪线，杜修贤琢磨了半天也没领会出个意思。
1973年3月，固定灯正式安装在毛泽东的书房里。神情忧郁的毛泽东陷在沙发里，只是抬头看了看高处几个并不起眼的灯座。目光没有闪过惊讶，也没有过多地在那里停留。很快就将视线投在用放大镜扩大出来的字体上。
固定灯安装好后，第一次使用是在4月，毛泽东会见墨西哥总统。
那天，拍摄人员在四号楼待命，警卫局来电话，说主席今天会见客人。两小时前外宾已去参观长城，两小时后毛泽东突然要见客。警卫局一边通知杜修贤他们，一边电话追参观长城的外宾。杜修贤将固定灯试拍的程序在脑海里过了一遍，以防还有什么细节被遗漏。
有了固定灯，他们手里轻松许多，至少省去一大团拖拖拉拉的电线和几个怕碰怕摔的摄影灯。半小时，他们就到了“海里”。
外宾还没从长城赶回来。那个已由游泳池改成大厅的休息室里空空荡荡放着沙发，这里是专门为司机、警卫、随从准备的休息场所。
第一次使用固定灯，尽管已经试拍过，效果还不错，但杜修贤心里还是不踏实。又去试了试开关，这开关安在书房外间，而固定灯在里边，里面看不见外面，外面又看不见里面。这合理吗？这个感觉在他的脑海里只是一闪而过，并没有意识到会出什么差错。
毛泽东已在书房里等了一会儿了，客人才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
杜修贤等人在外面见客人走进书房，就赶紧打开主席身后的两组灯，光从侧面约三米高的地方对射而来。光影交叠投在毛泽东和几张相邻的沙发上，光很明亮却不直射人的脸部。层次、背景都出来了。总理也几次抬头观察侧面的灯座。
杜修贤他们挺高兴，觉得光线还不错。只用两分钟很顺利地拍摄完了。退出书房，杜修贤将开关关了，里面顿时暗了许多，不过沙发旁边立着落地灯，毛泽东和客人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只有总理朝门口看了一眼。
门外留了一个记者负责开门口的两组灯，杜修贤等人先进去等会谈结束，拍摄主席送客人的镜头。门外的这位记者从门缝里看见主席站起了身，以为会谈结束了，就赶紧将门口的灯打开，没想到开错了，开成主席身后的两组灯，一慌，又忙把门口的两组灯也给打开了。屋里四组十盏八百瓦的灯都开了，一片雪亮。拍电影和拍电视的人员也没注意光线强弱，以开灯为拍摄信号，打开机子拍起来。杜修贤定睛一看，主席不是往门口走而是朝书架方向走去，可能是给外宾取书，这时灯亮了正合他老人家的意，他立在书架前从容不迫地选书……
杜修贤急得一步奔到门外想关掉两组灯，手触到开关又缩了回来，正在灯下取书的主席，眼睛怎能经得起这一明一暗的刺激？再看看里面的人，吓得他魂都飞了，个个脸被强光照得发白，在这种情况下，摄影和摄像肯定要曝光过度……主席咋还不离开书架？咋还不快送客人？
他的脊背冷汗涔涔。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他却像挨了一个世纪，主席这才出现在书房的门口。
这次拍摄八成要砸了，杜修贤心里直嘀咕。
照片画面发白，毫无疑问，曝光过了。只好在放大时加以校正。还算好，照片补救过来了。总理没有看出破绽，签发了。照片这一关过了，可电影电视呢？电影记者回了话，说光线基本调过来了。电视可苦了，片基小，光过了就无法调过来，画面发白。
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放完电视片，总理就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杜修贤。杜修贤心虚，不敢正视总理的目光，嗫嚅道：“电视光过了。主席那灯打过了……多开了两组灯……”
“这怪你没指挥好。你是组长，电视没拍好，你也有责任！看电影片。”
灯灭。小银幕上出现了晃动的人影，解说员轻柔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总理看见毛主席和客人坐下谈话时，说：“两个人谈话，这样比较好。”
画面出现主席送客人的场景时，杜修贤心里突突地跳。当时他们已将灯开错了。黑暗中，他看总理微微地点了点头，他心想电影片可能要好一些。画面上的车队出中南海的南门，拍摄了街道上的建筑。
“这是新角度，拍大街。后面是电报大楼吗？”总理问。
“是的。”
“电影比电视好一些，但光还是有些过了。”
“原来规定好的，到时没想多开了两组灯，不然光不会过的。我们试片时，片子效果还是不错的。”杜修贤本想解释光过了不是固定灯的问题。
“规定归规定，到时就乱了。这是谁的手……”画面上闪过手的动作。杜修贤一看差点没笑出声，这不是他的手吗？他在打手势叫门外的人关灯，怎么上了镜头？片子倒回头重放了有手的镜头。“去掉，不能乱。以后要指挥好。”总理说。
“嗯！”杜修贤赶紧应了一声。
总理看完片子，说：“片子送钓鱼台。”
钓鱼台指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个人。
杜修贤看了看表，已近凌晨。
到钓鱼台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没睡。杜修贤将放映工作安排好，头好像要裂开一样，算算快一天一夜没有睡上完整的觉了。一会儿，张春桥和姚文元脚前脚后来了，刚坐下，江青穿着风衣也来了，她坐下很舒服地朝后一靠，双腿搁在一张软垫凳上。不知为什么王洪文没有来。杜修贤暗暗观察了一下，来的三位似乎已进入审片状态，于是就没等，便开始放映电影。
下午他们几位在大会堂里看过电视机里放的样片，就不准备再放电视了。
“比电视好一些嘛。”看完电影片，江青首先打破沉默。
“电影比电视片基大，可以调光。”杜修贤介绍电影胶片的性能，没想到引起江青的注意。“主席这次精神还可以，脸上的光怎么平了？”江青的
镜片在黑暗中闪动着反光。“多开灯啦？”她很敏感也很在行，杜修贤知道这事瞒不了她，就直说：“多开了两组灯。”
“开错了？”
“是的。”
她不吭气了，头一扭，像和谁赌气似的。
张春桥冷不丁说了一句：“这个片子是比电视好一些，但光也过了，主席像穿着旧衣服，灰白灰白的。”
见他们这个态度，杜修贤就问姚文元：“这个片子还送不送外宾？”
“嗯。”姚文元含混不清地应了声。过了一会儿好像才反应过来，“噢，当然送客人，他们来当然要这个纪念意义的礼品。你拍照片，每个客人和主席握手的都照了吗？”
“都照了。”
“几个人？”
“七八个人吧。”
“他们外国人都想要和主席合影的照片，少一张他们就不走。”姚文元对旁边的张春桥说。
“可不是，时间紧，客人多，个个都要和主席握手留念……”杜修贤想趁机诉几声苦。
姚文元毫不同情地打断他的诉苦：“人家外宾千里迢迢来中国，不就是想见毛主席吗？握上手没有照片，当然有意见。你们无论如何要拍好主席，
拍不好全国人民骂死了。”听着这话，杜修贤想，他们拍摄的种种艰辛和苦衷，有谁能理解？杜修贤真感到窝火也感到窝囊。
江青这时插了进来：“你能不能负责开灯啊？”
“我？我还要照相。”杜修贤不由口气生硬起来。“对呀，这是个矛盾。”江青没听出他口气冲，仍沉浸在她的灯光问题里。
姚文元突然莫名其妙地说：“下次要改。”可杜修贤却觉得他一语双关。改什么？灯光，片子，还是脾气？
他不挑明，杜修贤也不说什么。可江青老在灯光上纠缠不休，听得人心烦，既不能发作，又不能躲开，憋得人难受。
姚文元不想再在灯光上停留，站起身，边走边说：“试验不紧张，正式拍摄就紧张。拍了那么多次还紧张？”
杜修贤嗓门又直了：“能不紧张？一家一个，都怕机子出毛病。再说，开灯的人也看不见里面……”
张春桥看了他一眼，眼光很深。杜修贤禁不住打个寒战，煞住话头。
走到门外，江青叫住他们，要他们专门研究固定灯的使用，好好总结经验。
回到四号楼，离天亮还有三个小时。
第二天，电影电视又处理了一遍，请示总理是否再看，秘书回话：改了就行，不看了。
姚文元也回了话：写个检查。
按照经验，这个检查非杜修贤这个组长写不可了，而且还不能轻描淡写。
没有想到，辛辛苦苦写出来的长篇检查如石沉大海，送上去就不再见回音。
毛泽东的书房里安了固定灯，大家都以为这就是最先进的摄影灯具了，就在大家心满意足的时候，没想到有一天，警卫局局长杨德中打电话给杜修贤，说总理最近看见一份外国资料，那上面说我们中国用的摄影灯，是含紫外线较多的强光灯，对人的身体有害。总理指示要他负责这项工作，查一查你们协作组用的灯光和闪光灯，做个技术鉴定，看含不含有害光线和有害程度，尽快写个书面报告。”
后来，由新华社副社长兼摄影部主任石少华亲自到上海检测，数据出来后，杜修贤几天落魄的心终于着了地。
原以为这场红外线、紫外线风波可以拉上帷幕了，哪知这场风波的高潮还在后面呢！
7月底，总理的秘书打电话叫杜修贤立即去总理的办公室，有事找他。原来是固定灯的问题。“那种灯含有较强的有害光线，立即停止使用！”
第二天，毛泽东书房里的固定灯停止使用。从3月装上使用到7月停止，一共使用过四次，幸好发现早，还没酿成不可挽回的灾祸。
杜修贤一边等上海制造新型灯具，一边用手灯在主席书房里拍摄。杜修贤三分钟的拍摄时间，也变成了一分钟。
直到新型灯具重新安装到位，历时半年之久的红外线和紫外线风波才终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