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布里坦
在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辩论最激烈的时候,一个常见的手段是做这样一个计算:如果所有的收入都平等,那么大多数人也只能多分到那么一点。这没有把激励手段的影响考虑进去。因此,对普通的工薪族而言,与其把希望放在国家的再分配上,还不如把希望放在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上更好。 这场辩论现在进行到哪了?今天,最有趣的收入分配分析来自美国。许多美国人说,国家的梦想就是每代人会过上比前辈更好的生活,但他们担心,自己儿孙的生活不再是一代好过一代。美国中左期刊上充斥着这样一些计算,它们都在证明,如今中等收入者要获得基本的现代生活必需品,则必须比5年、10年甚至25年前工作更长时间。
共和党惯用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实际收入的提高作为回答,因为在这两个方面,美国超过了大多数其它领先的西方国家。但就平均而言属实的情况,对中位数(即处于中游的人)而言则未必如此。在多如丛林般的经济学家中,我最信任的美国经济学家之一就是罗伯特•J•戈登(Robert J. Gordon)。他估计,美国每小时的实际收入中位数几乎根本没有增长,不仅在可恶的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时期是如此,在此前的1966至2001年亦然。*
问题是:谁在从美国每小时产出每年约2%的趋势增长中受益?戈登教授指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劳动者在美国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几乎没有长期变化。
那么,收入分配不公加剧的根源是什么?戈登教授对常规解释持怀疑态度,而且理由充分。常规解释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基于技能的技术改变,对技能最少的工人造成的压力――收入中位数与最低的10%收入之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他推断,并非是利润或其它非劳务收入的增长挤压了美国中等阶层公民,而是因为10%的最高收入者所占份额的上升。过去40年,这些人攫取了几乎一半总收入增量。而其中收入最高的那1%所占的份额出现了大幅增长,他们的收入比最后的50%的人加起来还多。
造成这种两极分化的原因是什么?戈登教授指出的一个原因是“超级明星溢价”,一种让“超级明星”的产出让每个人都能享用的技术。体育、媒体与电影明星的大众化,压低了大多数演员的收入。有人反驳说,美国没那么多名人,戈登教授则回应说,除了引人注目的娱乐业,这些现象在许多行业都普遍存在。
他对企业最高官员“节节上升的薪酬”不那么有把握。他认为,这并不代表对人力资本的更高回报。他指出,从1989到1997年,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上升了100%,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工作人员的薪酬上升了不到5%。他不得不把原因归为“唯我独尊的首席执行官阶层”做出的“投桃报李”互惠薪酬决策。
无论如何,我们也无法再像以前那么有信心地认为,再分配会收效甚微。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曾说过,降低足球明星戴维•贝克汉姆(David Beckham)的收入不是当务之急。但如果企业界的“贝克汉姆”在全国的收入中占了一大块,问题就不一样了。
这是否意味着另一场“洗劫富人”战役呢?在美国,这确实很有可能。共和党人不能永远把注意力转移到宗教或“道德”问题上。但将收入的最高边际税率提得太高仍是不明智的。戈登教授提醒我们,收入分配存在极长的周期,到1970年的半个世纪和最近几十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前一时期的收入分配没有增长,而后一阶段则差距扩大。
不冒险坚持将针对纳税最多阶层的减税政策成为永久政策,对共和党人是明智的。对于不会抑制经济表现的收入再分配形式,民主党则应认真对待。而英国在1979年之前,最高收入边际税率超过90%时就抑制了经济表现。土地和财产税,以及更多股东维权行动是更保险的做法。
收入再分配会使最优秀的人前往美国的说法,是无法用来搪塞美国改革者的,因为最优秀的人已经在美国了!总有一天,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竞争,会解决膨胀的高层工资问题。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劳动生产率增长到哪里去了?》,作者:I•杜-贝克(I. • Dew-Becker)、R•J•戈登(R. J. Gordon),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作者:塞缪尔•布里坦(Samuel Brittan) 译者/张征(英国金融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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