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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登奎的一生，跌宕起伏，由于毛泽东的赏识，曾一度被列为接班人进行培养，得到重用，可谓平步青云。但他也正是因为刚直不阿，敢说实话，成为文革后期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个人崇拜的人。在遭到排斥后，纪登奎被迫辞去所有职务，从此政治生涯走向低谷，甚或是接近结束。本文摘自《党史博采》，作者霞飞，原题为《纪登奎所经历的人生风浪》。
姚文元（左一）与纪登奎（左二）、华国锋（右一）
纪登奎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原本在地方担任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但他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在党的九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后来长期担任党内领导职务和国务院领导职务，直到1980年才辞去党政领导职务。他的经历很特殊。
建国初期受到毛泽东的赏识
纪登奎长期在河南省工作，但他老家却不是河南省。他于1923年3月17日出生在山西省武乡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年仅15岁的纪登奎就参加了革命，第二年，16岁的纪登奎就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小八路”。建国后，按通常的说法，他算是个“老八路”。纪登奎参加革命工作后，长期做地方工作。他先后担任过晋东青年救国总会委员兼和顺县青年救国会主席、中共鲁西区委青年救国会组织部长、中共冀鲁豫第一地委民运部长、冀鲁豫区委党校组织教育科科长、中共鲁山县委书记。他经历过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也经历过生死决斗的解放战争，但却很少做军事工作。他后来回忆说，他也算是打过仗，但那只是指挥地方武装部队去剿匪，战争的规模并不算大，经他指挥的部队也不算多，顶多算是指挥过一个团的“地方部队”。他从未指挥过正规部队，更没有指挥过正规部队的大兵团作战。因此，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地方干部。“文革”中，毛泽东曾让他担任军职，出任北京军区政委并让他参与军队的重要工作，但那完全是由于毛泽东信任他。他坦然承认：军事上的事，我确实不懂，出任军职，完全是政治性的。
谁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取得政权的，因此，在建国初期担任县以上领导职务的党政高级干部中，大多是有过许多战功的军队干部，另有一些长期从事白区领导工作或者在边区从事领导工作的干部，而纪登奎并没有这些经历，然而，建国初期他的职务却很高，已经是河南省许昌地委书记了。那么，纪登奎这样一个经历的人，凭什么在建国初期就担任了地方党的高级领导职务？凭的是他的领导能力和对革命工作的热情。纪登奎确实是个领导能力很强，在工作中有一定创造性的干部。在战争年代，他做地方工作时，无论承担哪一方面的工作，都能在很短时间内就干出成绩，他的工作作风是稳健扎实又富有创造性，担任领导职务后，总是在自己领导的范围内，干得有声有色。此外，他干工作有一种拼命精神，不干好决不罢休。他自己干工作常常是夜以继日，顾不上休息。和他一起共过事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工作狂”。他的子女们也管他叫“拼命三郎”（因为他在兄弟中排行老三）。正是因为纪登奎领导能力强，有高度的革命工作热情，才赢得了组织上的高度信任，以他这样没有正儿八经带过兵打过仗，也不是中共早期党员，没有担任过白区工作或者边区高级领导职务的经历，却在建国初期就担任了河南省一个比较大的地区党委书记――河南省许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后来，纪登奎又先后担任河南省洛阳矿山机械厂厂长、中共洛阳地委第一书记。
纪登奎的经历和特点，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那还是在解放初期，毛泽东得知有这样一个年轻又能干的地委书记，便破例单独召见当时还是河南省许昌地委书记的纪登奎，听他汇报工作。那是纪登奎人生重大转折的一个关键点。那次，毛泽东听他汇报工作后，对他的印象非常好，十分欣赏他的才干和工作作风，还风趣地称年纪比自己小30岁、属于他的晚辈的纪登奎为“我的老朋友”。
从那次毛泽东单独召见纪登奎并听他汇报工作后，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他。从建国后到“文革”前，毛泽东到河南视察有十多次，每次去，毛泽东都要把纪登奎找来，听他的汇报。可见毛泽东对纪登奎是十分赏识和信任的。
正由于毛泽东的赏识和信任，也由于纪登奎在任上干得很出色，他在“文革”前的职务就不断地往上提。到“文革”开始时，纪登奎的职务已经是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了。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纪登奎同当时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一样，也受到了冲击。“文革”刚刚开始时，纪登奎也同许多干部一样，认可毛泽东关于通过“文化大革命”这种自下而上的群众斗争的形式，能够达到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目的，因此，他对“文化大革命”是拥护的。正由于他是年纪较轻的领导干部，又拥护“文化大革命”，因此，省委在考虑成立“河南省委文化革命小组”（简称“省委文革”）时，安排他担任“省委文革”副组长。此时，他一身三任：担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省委秘书长、“省委文革”副组长。
这三个职务中，要数最后一个最为重要。因为“文革”中，省委、省政府领导人都是被打倒的对象，省委也被搞瘫痪了，不能正常工作了，而“省委文革”则是领导全省“文化大革命”的机构，事实上也主持省委的日常工作。纪登奎担任“省委文革”副组长，实际上等于是行使省委副书记的职权了。
但是，纪登奎却对怎么样搞“文化大革命”并不清楚，对“文革”初期的一些做法和现象，他很不理解。对一些重大问题，他的一些看法也很独特。例如，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发生严重意见分歧，毛泽东严厉批评刘少奇派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是镇压群众的，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此情况下，纪登奎却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组，并不都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种看法，在当时是要被归入刘少奇一伙、十分顽固和反动的一类人，但奇怪的是，纪登奎在“文革”初期却没有被打倒，他还在“省委文革”当副组长。
这是一个特殊的职位。要从职位上说，这是因为拥护“文化大革命”才能担任此职的，是受到信任的。但从纪登奎本人来说，他又不是造反派出身，而是属于老干部行列，河南省的造反派和“中央文革”的江青等人也不信任他。加上他在心里边还是同情“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那些老干部们的，因此，他两边都不靠，只是按中央精神努力维持局面。
那是一个非常不好当的差使，实际上是处于风口浪尖上。造反派们要造反，要夺权，要揪斗老干部，纪登奎作为“省委文革”副组长，不能不表示支持，但他又不愿意看到造反派夺权，不愿意看到老干部被批斗，就出面做工作，尽力保护干部，但造反派们并不听他的。老干部们被冲击，被揪斗后，心中不服，也来找他求助。他既要帮助他们，又不能被造反派们认为是包庇，因此，他处处小心翼翼，在工作中，生怕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有时一不小心，惹着了造反派，他就要被揪来揪去，到处挨批判，作检讨。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每天都要接待大量造反派，也要接待一些受到冲击而不理解的干部。同时，他还尽力维持全省的工作秩序。这样既辛苦劳累又胆战心惊地维持到1966年底。
没有想到，1967年1月，上海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风暴”，全国开始了大夺权的风潮，纪登奎也被打倒、揪斗了，而且斗得很厉害，被造反派强迫“坐直升飞机”一百多次。
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到1967年1月，在上海所谓‘一月风暴’的影响下，河南省委在‘夺权’浪潮中瘫痪了，父亲也被打倒了，而且被‘造反组织’关押起来，音信完全断绝，家里人只有在开大会批斗他的时候，才知道他还活着。这一段时间，有近半年。”纪登奎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呛了个半死，甚至还差点丢掉了性命”。
党的九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
但是，纪登奎在被打倒和批判半年后，却奇迹般地“解放”了。这是在1967年六七月间中央解决河南省两派问题的八次汇报会后宣布的。纪登奎被“解放”的原因，不好用一句话来表述，或许是毛泽东过去称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这句话帮助了他，或许是因为纪登奎在“文革”初期没有说过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话，或许是因为纪登奎尽力维持河南省的工作秩序有一定效果，或许是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总之，纪登奎仅仅被打倒半年，就重新工作了。重新工作的纪登奎被委以重任，中央决定让他担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当时，无论是中央文革小组还是河南省的各种造反组织都承认他是“革命领导干部”，算是“三结合”的一个方面的代表。1968年春，河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纪登奎当上了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实际主持河南省的全面工作。这一段时间，纪登奎既要按照中央的指示，继续开始“文化大革命”，又要努力稳定局势，保证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不被打乱。为此，他费了不少心血。
1968年底，中央准备召开党的九大，在拟定九大中央委员名单时，纪登奎被列为候选人。1969年4月，中央召开九大前，他作为九大代表到北京参加大会。
纪登奎刚到北京住下，九大主席团就派人来找他谈话，主要意思是让他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纪登奎却推辞说：我发言不合适。我不是革命干部的代表，只能算是个解放干部。九大主席团派来的人问，那么你认为谁是革命干部的代表呢？纪登奎说，刘格平、王效禹应该算，我只是毛主席解放出来的干部。这时，来谈话的人只好亮出底牌说：你知道吗？这是毛主席让我来找你谈话，是毛主席让你作为革命干部代表在大会上发言的，你应该服从。但纪登奎还是拒绝发言。来找他谈话的人很为难，说：我怎么向毛主席汇报呢？纪登奎说，你就把我的原话向毛主席汇报。
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这一情况。他表示：我就是要他这个“解放干部”在大会上发言。九大主席团的人又来到纪登奎的住处，向他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这一下，纪登奎再也不好推辞了，只好临时准备在九大上的发言稿。
九大召开时，除了作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外，还有几个人在大会上发言。其中：周恩来、康生代表中央领导人，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代表工农兵，尉凤英代表妇女，纪登奎代表革命干部。九大的报道在讲纪登奎发言的代表性时也是这样写的，这多少有点出乎纪登奎的意料。
九大上，纪登奎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他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更在纪登奎的意料之外。
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非同小可，这表明，纪登奎已经进入中央高层了，是中央领导人之一了。他不会留在河南省工作了，肯定会到中央来任职。果然，在九大之后的两个月，即1969年6月，纪登奎奉调进京，到中央工作。他也属于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之一了。尽管他还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可以参与中央重大问题的讨论了，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主席了，也和中央高层各位领导人熟悉了。中央每搞重大活动，在报道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领导人名字时，总能听到“纪登奎”三个字。纪登奎到中央工作后，最初一段时间，主要是解决各省、各部、大型企业的两派问题，也协助周恩来管一些政府方面的事情。1970年，纪登奎出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国务院业务组成员。此时，他已经作为中央高级领导人，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了。
出任军职
前文已有叙述，纪登奎没有做过军队工作，他自己也坦然承认自己不懂军事。但在“文革”中，他却出任了重要军职。这是发生在毛泽东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时的事情。
党的九大之后，林彪集团开始竭力扩张权力，在1970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林彪和毛泽东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陈伯达跳出来为林彪鼓噪。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决定在全党开展批陈整风。此时，毛泽东对林彪的阴谋已经有所察觉，特别是对林彪控制军队十分警觉。1970年12月，毛泽东决定由纪登奎、李德生二人代表他去参加华北“批陈整风”会议，二人直接对毛泽东负责，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这就是“挖墙角”。之后，毛泽东又特别委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为北京军区第二政委、中共北京军区党委第三书记。目的是派他最信任的两个干部守住北京这个十分重要的阵地，以便同林彪集团斗争。接着，毛泽东又让纪登奎出任中央军委领导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毛泽东不隐讳派纪登奎担任如此高级的军职是他的意见，更不隐瞒自己这样做是“掺沙子”。毛泽东在纪登奎上任之前，把军委办事组成员都召集来，当面对他们说：“你们这个军委办事组啊，像粘土一样，板结了，不透气了，需要掺沙子。已经掺了一个李德生，看来还不够。我给你们再派个文官，我的老朋友，纪登奎。怎么样啊，你们欢迎不欢迎啊。”林彪在军委办事组的亲信也不得不当面向毛泽东表示，欢迎纪登奎来军委办事组工作。
可是，纪登奎参加军委办事组工作后，林彪的亲信们却对他处处小心。一方面，在表面上十分尊重他的意见，另一方面，也时时处处警戒他，对待他是精神高度紧张的。纪登奎生前回忆说：“主席生怕黄、吴、叶、李、邱他们搞鬼，叫我去那里，就是看着他们。有时候我提点意见，仅仅是文件上的文字修改的事，也把他们搞得精神很紧张。”
林彪对纪登奎出任高级军职，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对纪登奎也很警惕。在纪登奎找他汇报工作时，他基本不表态。中央和军委讨论战略、训练、科研、军工、政治工作时，林彪都不发表意见。1971年夏天，周恩来带着黄永胜、张春桥、纪登奎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纪登奎在汇报时向林彪提出：军队冗员太多，一个司令，七八个副司令，一个政委，七八个副政委，军师、团、营，一直到基层，也都是一个正职，好几个副职。林总，你是打过仗的人，军队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有了战争，还能打仗吗？林彪听后，只是说：是啊，那怎么办呢？接下来，林彪便闭了口，连第二句话都不说。
纪登奎出任高级军职后，除了承担“挖墙角”、“掺沙子”等任务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准备打仗。那时，中苏关系仍然处于紧张状态。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一旦他们发动侵略战争，以苏联军队的高度机械化，是会很快开到北京城下的。纪登奎当时牢记毛泽东关于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指示，对此头脑高度紧张，内心极为担忧。他认为，如果苏联军队真的发动突然袭击，开到北京城下，自己就要掉脑袋，至少是民族的罪人。因此，他尽管不懂军事，对国家的军事安全还是很用心的。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懂军事，也知道，李德生虽然比他强，懂得一些，但也只是指挥过军和师一级的军队作战，没有指挥过大兵团作战，没有国家全面防务经验。于是，他在请示毛泽东同意后，把善于打仗，指挥过三野大兵团作战，在军队享有善战盛名的粟裕请了出来。粟裕对党十分忠诚，对国家安危十分挂心，接受任务后，来了精神。纪登奎给他配备了几名最好的参谋，由粟裕带着，坐上吉普车，在边境线上转了好几个月，回来后搞出了一个防御的作战方案。交给军事学院和军队内的老帅们、军事行家看后，都认为可以，纪登奎才比较放心。
纪登奎以一个长期做地方工作的领导干部而出任高级军职，是不得已的事情，但也使他自己获得了许多军队方面和军事上的知识。他也先后参与了军队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如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文件，就是毛泽东决定后让他起草的。他先后和李德生、陈锡联共事过，后来又与叶剑英共事过。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和军队的老总们一起混了七八年。”
由于纪登奎在同林彪集团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毛泽东对他更加信任了。1971年，纪登奎除了在中央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外，还兼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但他主要还是在中央工作，只不过河南省重大决策和人事安排，要经过他同意。1973年召开党的十大时，纪登奎除了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外，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75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与“四人帮”存在矛盾
纪登奎到中央工作后，只有一个信念，就是紧跟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凡是毛主席说的，他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他调到中央工作后，能够站住脚，也全凭毛泽东主席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平时，纪登奎工作中也十分小心谨慎，处事三思后行，遇到分歧问题，表态也很讲究方法。尽管如此，由于纪登奎与“四人帮”不是一路人，在“四人帮”在党内结成帮派时，他自然并不支持“四人帮”的活动，这使纪登奎与“四人帮”发生了一些矛盾。
这一点也可以从两件事情上看出来。一件事是，在1974年，当时紧跟“四人帮”的迟群和谢敬宜在清华大学与刘冰矛盾很大，迟、谢二人在“批林批孔”大会上讲话时，除了讲了“批林批孔”的内容外，也强调批“走后门”，实际上，他们搞的是后来毛泽东批评的“三箭齐发”。刘冰不赞成这个讲话，也对迟、谢二人的一些不良作风不满。正好纪登奎的一个女儿在清华大学上学，她很关心政治，觉得迟、谢二人的讲话与中央的8号文件有所不同，回家后就把迟群、谢敬宜的讲话内容向纪登奎说了，还问纪登奎：迟群、谢敬宜的讲话和中央8号文件，哪个对？纪登奎立即明确表态：迟群、谢敬宜的讲话是错误的。他还告诉女儿：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毛主席已经批评。当时中央政治局开会要求将毛主席的批示下发，但江青、张春桥提出要保护青年干部，文件不下发，只在别的文件上点一下这个事。中央8号文件就是点这个事的文件。纪登奎的女儿回学校后，把纪登奎说的话告诉了刘冰。刘冰心中有底，与迟、谢二人的矛盾更大了。后来，刘冰还提出要和纪登奎谈谈。纪登奎不知刘冰要谈什么，遇见吴德时，向吴德询问。吴德把刘冰写给他的信给纪登奎看了，纪登奎心中才有了数。他一直是支持刘冰，不赞成迟、谢二人的说法和做法的。但后来毛泽东批了刘冰，并由此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纪登奎虽然没有挨批，但也算经历了一次风险。从这件事情上看，纪登奎与“四人帮”是有矛盾的。
另一件事是，1976年4月4日，当天安门广场发生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时，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讨论如何处理。“四人帮”坚决主张镇压。江青更是大哭大闹。后来决定派吴德组织人在晚间把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拿走。纪登奎在会上没有发言。散会后，纪登奎特意提醒吴德：把花圈拿走后，要注意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纪登奎的这个话虽然说得含糊，但也表明了他与“四人帮”的看法不同，表明他很注意群众情绪。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江青曾经要对纪登奎下手，将其置于死地，而纪登奎恰恰知道了这一情况。
这一史实是吴德后来从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在1993年回忆时讲的。吴德的原话是这样的：
“有一件事情可以讲一讲。1975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从那以后，毛主席就很少见江青了。为了摸毛主席的情况，江青就不惜屈尊拉拢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给张玉凤送礼，把张玉凤请到钓鱼台吃饭。席间，动不动就对人兴师问罪的江青，竟忘乎所以地议论起政治局的同志，她对张玉凤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是个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张玉凤回来就把江青的这些话向汪东兴汇报了，她请示是否把江青的话上报毛主席。汪东兴说这个事情不要汇报，有关中央负责同志的情况，不要听江青乱讲。”“对于这件事，汪东兴曾经向我谈过，提醒我注意。”
从吴德的回忆中可以断定：江青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这个事，汪东兴也肯定向纪登奎讲过，因为汪东兴能把这件事情对同是政治局委员的吴德讲，也就会对纪登奎讲，因为二人当时地位相当，而且江青的话涉及到了汪东兴。
要知道，江青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这个话，是相当厉害的，因为这等于把纪登奎推向了敌我矛盾，是重大叛党者，而且，话是有特殊身份的江青讲的，又是对当时毛泽东最信任的秘书张玉凤说的，这实际上是要把纪登奎置于死地的。对此，纪登奎心中的震怒，是可想而知的。
纪登奎听到这个情况后，并不显露于色，而是藏在心中。但是，从此之后，纪登奎与江青的矛盾可以说是已经解不开了，他在心中肯定是十分忿恨“四人帮”的，他无疑也盼望着早日解决“四人帮”。
以特殊方式向河南省打招呼
976年7月，毛泽东的病情加重，“四人帮”却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这时，纪登奎也看出了“四人帮”的野心。当时他并不能够站出来与“四人帮”进行正面斗争，但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他长期工作的河南省委领导干部打招呼。
因为纪登奎一直担任河南省领导职务，到中央后，一段时间仍然兼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因此，他与河南省委的干部是常来常往的，河南省委的领导同志到北京来办事、开会，都要到纪登奎家里去看望他，顺便向他请示一些工作，了解中央的精神。纪登奎就是利用这个方便条件，通过他的儿子，向河南省委的领导干部打招呼，让他们注意“四人帮”，与“四人帮”划清界限的。没有想到，纪登奎向河南省委领导干部打招呼的情况，却被人告了密，告到了姚文元那里。这使纪登奎经受了一次极大的政治风险。庆幸的是，姚文元没有把这封告密信交给江青或者张春桥。
最早提出解决“文革”中的问题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纪登奎是在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已经把“四人帮”抓捕之后，得到中央通知，到玉泉山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才得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的。他知道这个消息后，心里是高兴的。10月6日晚10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开会。会议开始时，华国锋、叶剑英通报了抓捕“四人帮”的情况。大家发言时，纪登奎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这个决定。会议做出由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的决定，通过了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通报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的中央16号文件。纪登奎对此都表示拥护。
在讨论16号文件时，纪登奎还提出，毛主席曾讲过，对“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文件中应该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这是中央高层领导中，提出对“文化大革命”怀疑或者否定意见的第一人。由此也可以看出纪登奎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态度。
反对个人崇拜而辞职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纪登奎仍然在中央担任领导职务。他的职务没有提也没有降。他是拥护华国锋的，工作中也是努力的。
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华国锋任主席后，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开始搞个人崇拜，尤于编写歌颂华国锋的歌曲：“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县出了个华政委”，个人崇拜达到极点。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曲，交由纪登奎审核时，一席话决定了其政治命运，纪登奎对这首歌的看法是：交城县十八个人的游击队政委，歌就不要唱了，健在的老帅们那个带的兵不比华主席多？他们心里能平衡吗？要以干好工作树立威信，今后个人崇拜就不要搞了。此后不久，就将其分管的宣传、组织工作先后交由他人管理。没多长时间，纪登奎自己很知趣的辞去了所有职务。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决定纪登奎辞去他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职务，但没有公开。到了1980年春天，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纪登奎正式辞去了他担任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
纪登奎辞去他担任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后，邓小平找他谈过一次话，鼓励他还要继续做一些工作，又征询了他的意见。后来，中央安排纪登奎主管了一段时间的旅游工作。在工作中，他向中央提出旅游也是一个重要产业，也会给国家带来较大收入的意见，他用“无烟工业”一词形容旅游业，还提出了发展旅游业的一些具体意见。他的意见很受中央重视。后来中央按他的意见，加强了对旅游产业的投入，此后数年，旅游业发展迅速，这与纪登奎的意见和工作是分不开的。
1982年，中央安排纪登奎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做农村政策调查研究工作。给他定的职务是“部级研究员”。这在当时是职务级别最高的研究员了。
纪登奎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当“部级研究员”后，对研究工作也很努力。他到一些地方搞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也根据自己多年工作经验和新的情况，向中央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1988年7月13日，纪登奎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