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9月28日，习近平在第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要结束时，说了3个“我宣布”，涉及内容包括设立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等。事实上，过去几天里，习近平代表中国在联合国表达了一系列意见，也做出了很多的承诺。
按照官媒的报道，这些都得到了国际社会较为普遍的欢迎。然而，挑剔的中国民间舆论关注的则是又一次对国外的大手笔援助和减免外债之举，并且与官媒在是不是“穷大方”的问题上争吵起来。双方在此事上的分歧，反映了当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剧变。
由习近平的诸多表态以及中国近看来的国际表现来看，中国目前所追求的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定位和形象。这本是大国的正确选择，也有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政治的理念要求，以及战略利益的驱动。但在另一方面，这种责任对于已经处于发展困境的中国而言确实是一种负担。
习近平扛起“负责任大国”旗帜
一般而言，如果一国的能力越大，其雄心也越大，其责任也就越大，同时，该国所要承担的责任也会越大。美国是如此。但在中国方面看来，美国在承担责任的同时，过多地把自身的利益与之绑定在了一起。其对自由、民主两项价值观的选择性追求，以及对贫穷、动乱、不平等等理念的漠视，亦使美国对责任的理解和承担出现偏差。而美国所聚焦的重点恰好与中国相反。虽然中国在解决贫穷、教育、医疗等问题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其在人权、自由、民主等方面则还有着明显的不足和问题。
中美两国都会很自然地站在自身的立场和视角看问题，双方的缺点或许也只能从对方那里对比和映照出来。不过，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显著差异，即当下作为追赶者的中国表现出了更强烈的自我调整、适应、修复和进步的努力，而习惯了领跑全球的美国一时之间很难转过身并放下身段来认真审视自己。
中美两国的角色变化，因应于时代大势的变化
与20年前冷战结束时期相比，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仍然处于急剧变动的过程之中。美国缺乏自我调试的动力，而中国似乎是更快地适应了这种新形势。习近平在9月28日联合国大会上以“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题的演讲中，能够发现习近平对新时代新形势的理解、设想和建议，并且做出了自己的承诺。毫无疑问，这些都凸显出了中国顺时应势的敏感性和对时代脉搏的把握。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而习近平此行是一次主动提出和履行责任之旅，集中展示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也正是在这种宏观决策下，才有了中国向外大举援助、减免外债、建设8,000人维和待命部队等的部署。
战略利益驱动 需避免毛泽东时期教训
当然，中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其自身的贫穷、医保和教育不足、环境破坏还未完全解决，又陷入了一场难见起色的经济困境之中。中国此时的大举对外援助有不堪重负之忧。民间的质疑和批评有一定的合理性，应当尊重。事实上，不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而言，履行责任都要考虑到自身的承受能力，需要使两者大体呈现正比才算合适。
中国在这方面有着较为惨痛的历史教训。毛泽东执政时期，中国执政者产生了不切实际的雄心和战略，对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地区的巨额援助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但是却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越南抹去中国无私帮助的历史记忆并利用中国军援与中国交战的案例至今令中国人难以释怀。一直接受中国援助的朝鲜的不安分甚至是要挟、挑衅，也时常令中国难堪。
反对者的质疑不是否认对外援助的不可行，毕竟中共执政的中国正是靠着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支持才进入联合国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要紧的是要注意其方式和尺寸。那些历史错误的发生有时代的局限性因素，执政者需要有所反思，并且已经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调整。而现在，中国又有了对外援助的强烈动机，同时也需避免“悲剧”重演，或者说要让援助最大化地发挥其应有效果。
中国崛起之后，承担国际责任就成为一种必然。不止是因为中国有了更强的能力，还因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延伸到了更大范围，更深刻地与国际局势绑定在一起。更何况，中国和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中的处境并不良好，甚至可以说较为艰难。这有不同国家国家利益层面的较量，也有意识形态层面的敌视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就尤为需要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支持。更多地肩负起责任，因此有着难以物化的战略利益回报。而中国成为“负责任大国”，也是一种共赢的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