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杜润生走了。
这位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102岁老人，10月9日清晨在北京病逝。
30年前，他连续5年主持起草的5个一号文件，不仅让包产到户有了合法身份，更成为农村改革发展的路线图；在视他为“灵魂”和“教父”的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走出了王岐山、陈锡文、林毅夫等一批年轻人。
这位“农民代言人”可能直到生命的最后，仍在思考农村问题。
2008年，他在新京报举办的“日志中国”纪念改革开放30年论坛上，留下了关于解决中国未来农业问题的7个思索：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保持社会稳定；减少农业人口，保证进城农民有尊严的生活；村乡一级直接选举、罢免政权负责人，组织农会；力求社会公共产品的城乡同等权利；争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矛盾不要激化；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性别失衡、少数村庄空壳化等矛盾；人的现代化。
“未来几十年，还需做些什么？已不是我这个老人能预测准确的了。一般看来，未来的问题不会更少，只会更多、更复杂。总之，50年后中国“三农”问题不会全部解决，但农村与农民肯定比现在更富裕、更进步。”
神秘九号院的灵魂
杜润生将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农业
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先后居住过李先念、华国锋、朱荣基、宋平、张劲夫等共和国政要。
1982年，这里立起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取代了两年前刚成立的国家农委。往后七年，九号院就成了农研室的代称。
1979年刚结束审查、上任国家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九号院实际上成为中央和国务院农村工作决策的中枢，引领了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改革漩涡的中心里，年轻人出现了。
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周其仁、林毅夫、陈锡文、温铁军这些人，都曾经在九号院里学习过，当时他们也多是三四十岁。
当年杜润生创造性地在九号院采取了小组制的安排，组是一个局级单位，但是年轻人可以当组长、副组长，局级的老同志可以当组员，各地的这些准备提拔到省级岗位上干部也被安排到组里边跟大家一块搞调查研究，而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间所有人发表意见都是没有任何级别概念的。
对此，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翁永曦曾这样描述：“那时的青年有伤感的、哀叹的、悲愤的、抗争的，也有批判的，杜老引导着一帮批判的年轻人走向建设……他破格培养，委以重任。”
也是在九号院，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杜润生主持起草了著名的关于农村改革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完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就认为，九号院是整个中央国家机关当中最有活力和生气的地方。也有人说九号院是当时中国农村研究和决策参考的“黄埔军校”。
翁永曦曾一语概括：“九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九号院的色彩是生龙活虎的年轻人。”
王岐山的“精神教父”
杜润生95岁生日，王岐山祝寿。
在杜润生90岁寿辰的会上，门生之一，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曾发言说：“大概几年前，像我们这些当年有幸在杜老指导下从事过农村研究的人，好像得过一个称号，据说原话是这样的，无非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不是一个很雅的称号。但是，我今天在这个场合讲，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对我们的一个恭维。我是想不到今生今世会有哪个称号像这个称号，能让我们引以自豪。”
“在我看来很多人都算是杜老的门生，不知道他们认不认，反正我了解的历史是这样。”翁永曦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
周其仁提到的“徒子徒孙”，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的王岐山、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强、张木生、温铁军等自不必说。
1982年，习近平去河北省正定当县委副书记、刘源到河南新乡当副县长、翁永曦到安徽凤阳挂职，都面临着农业、农村、农民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也都得到过杜润生热情耐心的指点和帮助。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鹤，当年到美国留学，也是杜老写的推荐信。
2013年7月18日，杜润生100岁的生日，已经官至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自己开着车来参加的生日会，“我是中午逃出来了，因为实在想见见你们，1点钟必须得走”。
九号院的老同事也都说，王岐山始终保持着九号院的风格：不听套话，有事说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幕后推手
杜润生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幕后推手
早在1950年代，农民家庭出生的杜润生的命运就与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他在邓子恢的领导下，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提出了从农民小生产的特点出发，稳步推进的农村经济意见。但随着农村建立合作社的发展势头的盲目激进，邓子恢、杜润生受到了毛泽东一次又一次严厉的批评。
1955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工部领导“像一个小脚女人”。在之后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和杜润生受到更严厉的批评。
会后，中央解除了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职务，调离农村工作部门。从此20年与农村经济无缘。直至1979年，杜润生再次回到农业系统工作。
那时在中央高层中，包产到户依然是一个很敏感的有争议的话题。华国锋、李先念和农委主任王任重态度鲜明地反对包产到户，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和邓小平对这一问题尚未明确表态。
当时，农村集体经济结果的特点是，大锅饭式的生产方式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限制农民的自由贸易，限制自由择业，从而大面积瓦解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土地生产率大幅度降低，国民经济由此跌入崩溃的边缘。
在简单的生存无以为继的情况下，中国少数农民偷偷进行包产到户试验。阻力是明显的，个别农民甚至做好了坐牢杀头的准备。
杜润生的努力在这个时候开始彰显。他首先支持万里在安徽的改革行动。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构想。
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不过接下来的发展并不顺利。1980年下半年中央召开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很多人对包产到户的提法心存忧虑，不愿意明确支持，甚至还发生了严重争执，会议一时间无法为继。
杜润生、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并且在文件的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文件提出，在那些“三靠”地区，应当允许搞“包产到户”。
历史作证，这个文件对于农村改革的阶段性突破具有重要意义，它肯定了包产到户在贫困地区的重要作用，承认了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极大地鼓舞了基层的农民群众，支持他们放开手脚进行大胆的改革。“包产到户”因此在全国迅速推开。
连续五年一号文件的主持起草者
林毅夫（左一）也是杜润生的门生。
就在75号文件下发一年后，1982年元旦这一天，中国中央发布了1982年1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后来也称为农村改革的第一个1号文件。
文件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文件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取消了包产到户的禁区，尊重群众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条件自由选择，同时宣布长期不变。
杜润生回忆说：“这个文件报送给中央，邓小平看后说‘完全同意’。陈云看后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就这样，“1号文件”结束了围绕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激烈争论。包产到户从此成为中央决策。
此后不久，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说：在农村工作方面，中央每年都要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1号”。
于是此后五年，每年中央的“1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杜润生按照中央的部署，每年年初布置调查题目，秋季总结、酝酿和探讨，冬天起草，次年年初发出。这样，包产到户政策得到了有力落实。
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这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路线图”。
杜润生本人这样总结五个“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再不能向前进一步了。”
杜润生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有个农民听了文件传达后说：“这会儿上级主意说得在理，合乎庄稼人心意。”当天到城里书店要买本“包产到户政策书”。
“三多三少”的一生
杜润生走过了一个世纪，而他也曾经为自己的一生做过总结。
2003年7月18日，为杜润生庆祝九十岁大寿，在北京召开了了“农村改革座谈会”。
杜润生当时有一个答谢辞，他幽默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活了90岁”，“我查了一下祖宗三代，都是四十几、六十几就死了，到我这里90岁了还不死，还得活几年。”全场笑声和掌声不断。
在答谢辞中，杜老还对自己七十年的经历做了总结：“第一条，苦劳多，功劳少；第二条，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