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评：怠慢北京大阅兵 西方被胜者光环囚困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出席北京9月3日大阅兵的49个外国领导人名单已经公布，派出领导人参加的30个国家中，亚洲国家占14个，欧洲国家占6个，非洲国家占6个，美洲国家占3个，大洋洲国家占1个。除了英法德并没有派出领导人参加，美日甚至连部长级特使出席都没有。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欧洲出席的领导人数量仅有6个显然与欧洲顶起西方战场的体量不符。
捧场大阅兵的6个欧洲国家领导人当中，除了俄罗斯是二战时期中国的盟友，其余的白俄罗斯、波黑、捷克、波兰、塞尔维亚在二战中和中国的联系并不大，不过是冷战后关系密切的盟友。东方战场的首次纪念显然未能得到西方的完全支持。
当西方以战胜国的身份纪念属于自己的那场胜利，却独独对东方战场迟来的纪念嗤之以鼻，这或许只是一种遗憾，但对于真心纪念二战的人们而言，美欧曾作为与中国并肩作战的二战重要盟国，这对他们也不啻为一种讽刺。
战后70年之际，人们都在强调反思历史铭记历史，但是真正要反思的不只是战败国。当东西方战场被放在失衡的天平两头，战后的安排则早已偏离了它应在的轨道。面对此种现实，较之进一步推动战败者反省历史，西方或许更应当反思自我：是什么导致了他们对东方的二战持有偏颇的看法，是什么导致了他们对东方的纪念精心回避，是什么让他们“缺席”了东方的纪念还自认理所应当？
捷克总统成为出席北京阅兵的最高西方元首令人大跌眼镜
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世界大战
西方对于东方战场的忽视除了照顾美国情绪等现实考量，最根本的还要来源于他们傲慢、偏见以及以自我视角对历史的想当然概括。
相关资料显示，“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专有名词是由德国哲学家海克尔（E. Hackel）于1914年9月20日首先提出。海克尔认为：毫无疑问，从这场令人恐怖的“欧战”特点和进程来看，它必将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于二战，真正将其发扬光大的则是美国人。继1939年9月《时代周刊》前瞻性地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概念后，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Franklin D. Roosevelt）1941年公开为反法西斯战争贴上“二战”标签，引来其追随者的迅速仿效。然而，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英国都仍在以“这场战争” （the War）代之。
长久以来，世界近代史的叙事模式基本沿用了一个模子，即以西方的视角来划分以及概述所有国家的历史。在诸多史学著作中，世界近代史更被描述成为一部资本主义在西方上升、发展、向全世界扩张并由之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和反响的历史。
由于西方主导了整个近代史，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世界。马克思曾指出,世界史不是从来就有的，资本主义时代才开创了世界史。中国著名世界史学家齐世荣曾解释说：世界史不是中国历史，印度历史，欧洲历史，非洲历史等等的相加。当资本主义时代使全世界变成了一个各个部分相互密切关联的有机的经济政治体系时，世界史才产生。
然而，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历史真的就是世界史的全部吗？答案显然是不。在相当意义上，就连深入人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称呼，其实无不流露出浓厚的西方本位色彩。
从严格意义来看，一战与二战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战争。一战主战场在欧洲，仅零星发生在殖民地，更多的是一场欧洲列强间的势力范围与殖民地的争夺战。第二次世界爆发之前，就连欧洲人自身也更多的是以一场 “大战”（The great war），而非“世界大战”（The world war）来为之做注。国际学术界更是早有不少学者对一战的世界性问题提出质疑，颇有影响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十二卷中的第一章和第六章都一再提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名称使用不当。
之于二战，尽管其在空间范围上远远超过一战，欧亚几乎是同一时间段内爆发了大规模战争，但反法西斯战争东西战场的差别却也着实明显。虽然东西方战场因共同抗击法西斯势力，被人为地置于一个框架下来论，但在承认二战拥有两个策源地（欧洲是德国，亚洲为日本）的同时，亦不应无视二战至少具有两个起点、乃至于两个不同的胜利结局。东西方战场的战事从一开始便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而双方对于发生在彼此领土上的战事参与甚少，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这样一场宏大战事的东西两个组成部分是彼此分离的。
除此之外，针对于哪场战争才是真正世界性大战开端，以及如何界定所谓“世界大战”，国际社会也是争议颇多。英国前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表态，“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才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另有其它分析强调，13世纪的“蒙古战争”或许才是，这样一场战争一改以往欧亚隔绝状况，在加速东西方的文化、技术交流，促进多民族的文化及商业的交流当中所起的融合作用，不但第一次世界大战难望其项背，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相形见绌。
在漫长历史进程当中，跨洲际的战事此起彼伏，直至20 世纪，才有两场“世界大战”闯入人们的视野。整个20世纪正是“西方/欧洲中心论”开始称霸世界历史学，享尽傲慢与风光。这才是整个问题的根源。西方对东方纪念的选择性不重视根本原因在于这本就是两场不同的纪念，是西方站在自己的历史视角将东方纳入了西方的视野。而即便是纳入了视野，西方对弱于自己东方也是不会关注的。西方习惯了被人仰视的姿态，还没学会弯下腰低下头看世界。
站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年后的今天，当人们提出战败国应当反省历史的同时，西方或许更应当反思这样一种以自己为本位扭曲世界历史的行动。只不过，尚不知道其能否如西方史学大师汤因比晚年忏悔的那般透彻， “我是西方人，与西方命运休戚与共。我推崇西方文明而不忍视其衰颓。……近300年来，西方超越世界其它地区崛起，使西方人得以把人类历史完全归功于西方。我以为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是主观臆想的典型：这种看法并非实事求是，乃至因扭曲了历史而使之不可思议”。
成王败寇的逻辑几时能休
此外，不仅一战、二战的名字被深深刻上了西方本位的烙印，战后国际秩序、制度的设定实际上均出于战胜国尤其是西方的意志。虽然二者在形式上有着极大的不同，但从本质来看，这样一举同一战后战胜国对于世界的瓜分或许并无二致。
鉴于德日意法西斯势力对于欧亚各国的侵略罪行，二战的正义性及盟军所取得的成绩毋庸置疑。不过在战后问题处理上，无论是主张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抑或美国选择片面对日媾和，甚至扶持日本成为撬动其地缘战略的亚洲支点，美欧均留有一定私心。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内的诸多国际机构的成立，无不出于同样目的。
但观二战结束70年后的今天，世界仍不太平，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民族矛盾、大国对抗、地区冲突等问题依然在破坏国际稳定。特别是个别国家企图篡改和否认二战历史，为军国主义扬幡招魂。但在要求战败国反省历史的同时，西方不仅亟须重新认识真正的世界历史，亦应当反思自己之于战后的这样安排，成王败寇的历史逻辑沿用至今已遗祸颇多。
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欧洲各国顺应战后非殖民化的历史大趋势，同时也掣肘于自身实力在战时遭遇重挫，开始从殖民地抽手。但观在英国甩手不再“委任统治”巴勒斯坦后，1947年 11月联合国通过有关巴勒斯坦分治的第181号决议，在2.7万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耶路撒冷国际化，这项决议因偏袒以色列而遭到阿拉伯方面的强烈反对，直接点燃了巴以问题的导火索。还是同年依照“蒙巴顿方案”安排所实施的印巴分治，遗留给印度以及巴基斯坦两国的问题至今难解。乃至于同盟国战后对朝鲜半岛进行分区占领，最终造成半岛的撕裂。种种举动背后，西方的真实目的并非真的从这些地区脱身，他们更多的是在考虑如何以一种更为的方式，将自身在这些地区的存在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持久维持下去，从而达到持续获利的目的。
从开罗到雅尔塔，同盟国为战后世界描绘了一幅壮阔蓝图，不过仅仅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做出的这样一种安排，带来的后果并非全部都是向善的。二战结束后，迎接人们的是“正义和平”，但这并非一种“持久和平”。当前国际诸多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在相当程度上仍属于二战遗产，或者战后安排的直接产物，着实值得人们深思。
如果说，殖民主义因其自身的劣根性曾饱受人们诟病，当二战战后安排越发难以适应国际现实，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进一步向前发展，这样一种安排的制定者与最大获利者却仍固执己见、不肯思改。在诞生之初曾起到正面作用的二战战后制度安排，则极有可能演变成为一种比殖民主义更要恶劣的“罪”。正如纳粹德国军官派普（Joachim Peiper）战后在为自己申辩时曾说道的那样，“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不去评价派普个人的功过得失，当历史果然再次成为胜利者的历史，且一切国际制度安排都仅服务于强者，这只能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具灾难性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