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近日陆媒热议湖南省溆浦县水利局局长宋达勇被查。宋达勇只是一个县的水利局局长，真正吸引媒体目光的是他另一个身份，宋达勇是7月24日落马的原河北省省委书记周本顺的侄女婿。近来每当大老虎落马，他们的亲人或者身边人往往难逃被查的命运。而当大老虎在位时，这些人一直安然无恙。这也许并不是个案，一查查一窝已经成为反腐的常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落马全家牵连，这反映出中共官场用人的弊端。
大老虎落马往往“祸及家人”
周本顺妻弟宋达勇落马引起外界关注。其实不仅是宋达勇，周本顺妻子段雁秋是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她也在7月24日被查。周本顺之子周靖在7月24日被公安部从长沙保时捷中心带走。周本顺的妻弟，垄断邓州建筑市场的商人刘延涛也于7月被查。周本顺落马，全家被牵连，这让外界在叫好的同时也唏嘘不已。
王岐山强势反腐
周本顺不是个案。周永康被查时，其三弟周元青，原无锡惠山区国土局副局长被中纪委带走。周永康之子，著名“白手套”周斌被查。令计划被查后，令计划的二哥，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被查。令计划妻子，中国青少年宫协会秘书长谷丽萍被带走。令计划的姐夫，山西运城市副市长王健康被查。大老虎落马往往是窝案，这已然成为常态。
一人落马，全家被查，这并不是中纪委“祸及家人”，而是他们确实犯了法。像周永康之子周斌游走官商之间，通过代理人获取大量利益。令计划之妻谷丽萍，兼任多家上市公司的执行董事、顾问，暗中进行大量的利益交换。令计划二哥令政策，收受大量贿赂，甚至卖官敛财。
为什么大老虎的亲属犯法是常态？其原因有二：一是这些人往往不是因为自身能力获得提升，而是靠裙带关系。他们的人品与能力没有经过中共官员评价体系的考验，轻易的身居高位带来了傲慢情绪；二是他们依靠“大老虎”掌握大量隐形的权力，能给行贿者带来回报，自然成为行贿者争相奉承的对象。
非要等到大老虎落马，其亲属非法行为才能被查，这是中国的体制之殇。像周斌、谷丽萍、令政策等人，其贪腐绝非一朝一夕，但周永康、令计划身居高位时，这些人一直没有被查。他们没有被查，不是因为没人发现他们的贪腐，而是大老虎身居高位，即便退了也余威犹在，外界不敢查，不能查。
拔出萝卜带出泥是制度之殇
一查查一窝，这是中国反腐的尴尬。首先窝案给外界以中国腐败情况极端严重的印象，其次老虎亲人们只有等老虎落马后才能被查，影响中共反腐力量的权威性。反腐难以做到逢腐必反，官场中腐败庇护伞事实上的存在，是因为中共内部“一言堂”现象普遍，反腐力量难以形成对“一把手”的有效制约。
习近平多次强调，反对任何干部搞“一言堂”。但是党管干部、人事权归党委的规定，在很多时候异化为，党委书记管干部、人事权归党委书记。在周永康任职政法委书记的时候，其掌握着政法委的人事任命权，想要获得职位晋升的政法委官员，谁能监督周永康？令计划任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时候，中央书记处内部谁能监督令计划？对主要当为干部监督的缺乏，是中共官僚制度的体制之殇。
如何改变“大老虎”在位时，其亲属违法难以追究的状况？有人建议中共学习西方，将一把手掌握的权力分散，实现司法和舆论的独立。最高法在数月前召开会议，宣称“划清与西方司法独立的界限”，“中国决不搞三权分立”。这意味着中国不会照搬西方的监督制度，而是要建立适合中国自身的监督制度。
2013年中共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其中有一条规定“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人事无小事，这一条规定字数虽少，但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政局。中国政府中各级纪委书记，以往都是同级党委推荐，上级党委任命。而这次规定纪委书记由上级纪委书记考察任命，实际上是在中共内部建立半独立的纪检体系。
当党委书记失去了对党委内部的纪委书记的提名、任命权，纪委书记就成为独立于党委其他成员之外的第三方存在，自然能够监督包括地方或部门党委书记在内的任何成员。纪委书记由上级纪委任命，可能造就全国纪委系统形成以中纪委为领导的独立的监督体系。十八大后全国多位省级纪委书记换人，便是纪委保持独立性的具体实践。
让纪委书记独立于同级党委之外，这是中共监督制度改革的釜底抽薪之策。如此以来中共即保持了一党政治的权威性，又形成了对各级主要官员的监督。王岐山说“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沿是反腐的治本之策”，有观点认为，各级纪委成为半独立的机构，这可能才是中共反腐的治本之策。
纪委半独立，可以有效监督同级党委，那么如何保证各级纪委本身不会腐化变质？2014年，中纪委成立了纪检干部监督室，专门负责监督纪委内部人员。王岐山频提加强队伍建设，打铁还需自身硬，其实质是纪委监督自身。外界认为，在保持纪委独立性还未完全实践，纪委监督自身刚刚开始实施的情况下，中国反腐制度改革还处于摸索之中，成效有待时间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