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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是不会反对周总理的。他们两个是有友谊的。那时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他们两人在大问题上的意见基本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文革时有临时工，外包工造反，他们的生活待遇很低，处境很困难。而且，确实有不公平的地方。江青看了材料，难过得哭了。就跟总理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呀，为什么不能公平对待他们?总理说，国家财政有困难，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江青听了也没有办法。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像是兄妹一样。江青是经常给总理撒娇。常要总理帮她解决些生活上的小事，总理也很愿意给她出些主意。绝不是像有些人讲的什么总理经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那样的。那都是胡说八道。
一天，周荣鑫的女儿来找中央文革，说她爸爸说的，有件事只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说，别的人一个也不能说。我去请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听听，我说我一个人去不好，总要有个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说，那叫关锋和你一起去吧。周荣鑫女儿把她们红卫兵查到的一张旧报纸拿出给我们看，上面登载了伍豪的启事。我们虽然是第一次听说，但当场就跟她说，这是国民党造谣。关锋讲得比我还具体，说总理是什么时候去的苏区的，还说，如果总理叛变，那他还会领导红军长征?周荣鑫女儿听了很高兴，说她也不相信总理会叛变。但她爸爸说，这是组织原则，这事不能去和总理讲。所以一定要来找江青。我们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她知道这事，那是敌人造谣。主席也知道。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讲，哪个时候总理已经在苏区了，当时苏区的报纸就辟过谣。后来我在监狱的时候，他们来向我问过这事。说是江青怎么利用这事来反总理。我说，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说这是敌人造谣。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也在会上讲了是敌人造谣。我当时还给那些人详细的写了一个材料，说明经过。这份材料的底稿我至今还保存着。
后来出现了一个反总理的所谓的”五一六兵团”。这件事是江青和总理叫我去商量办法。五一六兵团的领头人叫刘令凯，是机械学院的学生，他们认为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是最大的走资派，他们在晚上出来贴反总理的标语和大字报。后来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谢富治批准关押了三个人。我去的时候，总理正和江青在谈这事。总理说，这样做不太好吧，反对我，就要抓人家。这不行。只有反对毛主席，才能抓啊。江青说，那这样，叫我去把这几个人严厉的批评一下。然后以执行总理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我做了个会议记录，就驱车去公安部办理此事。我到了公安部后，与谢富治会了面，向他传达了会议记录。谢富治说，这样处理对。就陪我去审讯室。我跟这几个人训话，我态度很严肃地说，你们反对总理就是反对革命，把个”对”字去掉，也可以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这是很严重的犯罪。革命群众把你们送来，谢富治批准关押，都是非常正确，非常必要的。只是总理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觉得你们年纪小，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告诉我们对你们进行教育后释放。我现在是奉总理的命令放你们。按我们的意见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志也是不放你们的。这几个人表示了对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谢。并说回去以后再也不反总理了。可回去以后他们还是照样反。后来又被扭送进了公安部。
总理也是不反江青的，他和江青的关系挺好。可总理底下的很多人却都反对江青，但不是总理叫他们反的。
邓颖超是很关心总理的。她那时给我写的条子有一大摞。每次开会晚了，她都叫她的秘书(姓赵)给我送条子过来，上面或者说总理今天感冒了，或者说总理昨天没睡好，叫我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每次总理开会，邓颖超虽然不参加会议，但她都要到人民大会堂等着，等总理开完会一起回家。我收到条子，只要是我参加会议主持的，我就会想法尽快把会议结束。有时还有人要提问题，我就说，让总理先走，剩下的问题我来解决。而每次总理离开以后，邓颖超又会让秘书递条子给我，上面写着，非常感谢你。虽然她在生活上很关心总理，但是她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跟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差不了多少。而总理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却比他们要深刻的多了，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他只是在应付主席和江青。有次我跟总理说，你那么忙，应该让邓颖超同志也出来工作，向江青同志那样的多好。总理很认真地给我说，本禹啊，这话我就跟你说，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是不一致的，我们经常有讨论(我记得很清楚，总理是说讨论，而没有说争论)，很多地方她的认识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让她出来工作，不然说错话，影响党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