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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丈夫周德军近20年的虐待，泸州市合江县团结村的许林芳没有还过手，没有向外界求助，也没有别人帮她。直到去年年底，在唯一一次反抗中，她掐死了周德军。151名村民随后写联名信为许林芳求情，妇联、公安局、司法局和法院通过各种渠道帮助了这个贫困的家庭。但在未出人命前，她难以从外界获得这种支持。不识字的许林芳对自己经受的“家庭暴力”至今仍混混噩噩，她认为“不出血就不算受伤”。“他本应该老死的”，如果一切可以重来，这是许林芳最大的愿望。
在杀死丈夫前，许林芳的一生只是在做一件事——逆来顺受。
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许林芳仍像许多旧时中国女性一样，名字不详，面容模糊。村里人叫不出她的全名，他们一般称她“许二”，她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
2014年12月26日凌晨，不堪打骂的许林芳先是用木棍打破了丈夫周德军的头，然后又在打斗中掐死了他。
这场杀人事件的奇特之处是，死者的父兄不仅谅解了凶手，还组织村民写联名信，为她求情。在比A4纸略小的信纸上，300余字铺了半页，这是第一份提及许林芳20年婚姻生活的文字记录。
151名村民的签名和红手印盖满了两页半信纸。他们认同信里的陈述：“死者周德军性格怪异，喜欢喝酒，经常闹事……”周德军的兄弟和邻居还知道他喝了酒就打老婆孩子。
根据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调查，有24.7%的受访女性在婚姻中遭受过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有7.8%的农村妇女明确表示受过配偶的殴打。这意味着，在中国的3.3亿乡村妇女中，有一个绝对数量十分庞大的群体像许林芳一样生活于恐惧中。她们散落在广袤中国的各个角落，把伤痛掩藏在屋门后。
但还有一些女人——许林芳也是其中之一——甚至无法被反映在这7.8%中，因为她们所处的环境和她们自己，都对“关起门来的暴力”缺乏知觉。在未出人命前，村里大部分人认为周德军打骂妻子没太大不妥，包括许林芳自己。“不出血就不算受伤”，在许林芳的记忆中，被打得“起包”是经常的，但出血的次数，还好，不算太多。
7月17日，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的许林芳回到了家里。家，仍是那座凶案发生的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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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5年嫁到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团结村，许林芳就一直和周德军住在这座土屋里。
父母看中周德军家的原因之一，是这里的地比许林芳家的更平更好。但团结村的土地也不十分平整，这里是四川东南丘陵、山区地带，与贵州省接壤。
土屋是周德军的爹周老头年轻时盖的，现在被三座二层的砖房环绕，其中两座分别是周德军的三哥和五弟的。在周围砖房的映衬下，土屋像一个放错了时代的异类：从公路上俯视，一半的瓦已没了；进入房屋，墙壁上有许多纵向的裂缝，有的可以塞进两三根指头；凹凸不平的墙上有不少洞，晚上写完作业后，许林芳的小女儿“周四”会拿着电筒照进洞里，找老鼠玩。
多年来，自己的土屋一天天破败，而兄弟门的新房陆续将土屋合围，这让周德军心里很不平衡。五弟修房子的时候，周德军因为老五的新房和土屋的间距很小，气得拿着刀赶兄弟，镇上的警察来调解了好几次。
周德军在修房这一农村男性最重要的活动上的无力，有部分身体原因。根据法医鉴定，他常年患有肺气肿。死前，他一直瘦骨嶙峋，否则许林芳也很难掐死他。由于贫穷，他没有好好治过病，他的几个兄弟一直以为他得的是肺结核。他也读过几年书，但具体读到几年级，在他死后，家里上下十五口人便都说不清了。
这样一个身体孱弱，文化知识贫乏的农村男人几乎没什么挣钱的门道。他平日里在镇上跑摩的，但出车并不勤，时常在茶馆里打牌或看黄色录像。
虽然身体虚弱，但他不能停止喝酒。他对许林芳说，喝了酒后，就舒服一些，胸膛没那么痛。
因为不能停止喝酒，他便不能停止“酒后发疯”。喝高了之后，他有各种妄想，其中之一是兄弟要来抢他的房子。两年前的一天，喝了酒的周德军坚持认为老五要来霸占土屋里的石仓。平时瘦弱的他竟然气得把石仓上的隔板砸了下来。周老头过来劝，周德军对着老人的腿一阵乱踢。
当无法通过“修房子”来树立地位和声望后，周德军找到了别的渠道。在大儿子8岁时，他让许林芳摘了环，给他继续生孩子。周德军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没有钱，我有人！”
于是，这座全村最贫穷的土屋里又陆续诞生了周二、周三、周四和周五，他们现在分别11岁、10岁、8岁、7岁。但周五已经不能叫“周五”了，不到1岁时，他被抱给了九支县城的一对夫妇。
然而土屋依旧拥挤，6个人只有两间卧室。周德军和3个儿子睡一间，4人挤一张1米5的床。许林芳和小女儿睡在另一间，这间卧室连着猪圈和厕所，由于没有门板相隔，房间里总有一股猪圈的味道。
就是在这间气味刺鼻的房间里，许林芳杀死了周德军。他死掉时，除了被抱走的老五，所有儿女都站在他的尸体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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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遍土屋，只有许林芳十几年前的两张旧照。照片记录了许林芳难得的笑容：那时她抱着才3岁左右的大儿子，深目高鼻，上翘的嘴角旁有两个酒窝，乌黑的长发向后梳成一个马尾。
在岁月磨掉了年轻时的清秀后，那双粗壮坚实的腿，逐渐超越黑发和酒窝，成了她身上最使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多年来，这双腿承载着一家人二亩地里的农活。丈夫周德军是从来不干农活的。
即便已经年过40，许林芳仍对自己的生活懵懵懂懂。自己到底是在18岁还是19岁遇上周德军的，许林芳说不清楚。因为不识字也不识数，她对很多时间、地点记忆模糊，她不知道自己多高、多重，也不知道年轻的时候辗转的那些工地、塑料花厂、耳机厂、电子厂、手袋厂、皮鞋厂……在哪些城市。
也许正是这种懵懂成就了她对不顺心和痛苦超人的接受能力。
大概19岁的许林芳第一次见到周德军，他很瘦，穿着一件松垮垮的灰色西服，烟不离手，走起路来甩肩摆袖。
婚还没有正式结，周德军就开始威胁她：“你再出去打工必须和我一起去。你要是不跟我一起，我见到你就下你胳膊，下你腿，看不到你就打你妈。”
除了屈服于威胁，许林芳想不出别的办法，在和周德军一起打工的第3年，她怀上了第一个孩子。1995年，她回乡生下了儿子，和周德军领了证。
“话不多，老实。”这是亲戚、邻居对许林芳的印象。在接触过她的人扩大到律师、法官、妇联工作人员后，对她的形容词还多了农民不常使用的“木讷”和“麻木”。
对难以想象的暴力，她没有失声痛哭过。在20年的婚姻中，除了这次致命的反抗，她很少对周德军还嘴、还手。
对值得欣喜的事，她也没有开怀大笑过。在泸州市看守所里，当她被告知合江县公安局给她大儿子打了20000元救助款的时候，律师没有看见她笑。在合江县人民法院，当她听到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的判决结果时——对“故意杀人罪”来说，这是一个较轻的量刑——法官也没有看到她有什么明显的表情。
她被外人看到的最激烈的表情就是那种无声的哭泣。在开庭前见到半年未见的4个儿女时，她就是那样哭。她的孩子们也继承了这种哭法。她站在法庭的隔离带里面，几个孩子在隔离带外，相看无言，只是默默流泪。末了她说了句：你们在家要听话。
许林芳还具备常常和“老实”并列出现的“勤快”。周德军在家就是吃饭、喝酒、睡觉。许林芳承包了所有农活和家务。她一般6点起床，给周德军和几个孩子做好早饭，然后下地干活。有稻子的季节种稻子，不忙稻谷的季节照看地里的蔬菜。不论是怀着孩子时，还是在剪完脐带三天后，许林芳都要干活，给周德军烧火做饭。
看守所里，许林芳也是最勤快的一个。夜里女囚们要轮流值4个班，每班两个半小时。许林芳帮人值班，一次30块钱。这钱也不是想挣就挣，是房里的“大姐”看她老实、勤快，给她的机会。
但许林芳的“老实”和“勤快”却无法从丈夫那里换来怜悯和基本的尊重。只要喝完酒，他就无端打骂她。想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他就跑到许林芳屋里，许林芳说女儿还在这儿，周德军嚷着“你是我婆娘……”又是一阵拳头。
只有在喝到不省人事的时候，周德军不会打人。他烂泥一样瘫在床上，有时会小便失禁。许林芳就给他换裤子、换被褥，帮还没醒的周德军擦拭一把瘦骨。
回忆起过往的生活，许林芳说自己没有哪一个阶段是快乐的。只有在一些瞬间，心里感到稍微的满足：比如孩子好好吃饭或写作业的时候，比如丈夫没喝酒，安静地坐在那儿，甚至帮自己添一把柴火，或给她夹一些瘦肉的时候。
她难得一次向他人也向自己敞开心扉，是在判决以后。一直关注此案的合江县妇联从泸州市请来了一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从下午3点到6点，在妇联的办公室里，许林芳对着这位素未谋面的60多岁老太太吐露了多年的苦楚。咨询师对她说：你要哭就哭出来。这次许林芳不再是默默流泪，而是声泪俱下。
经过一番努力，她勉强回想起了生活里的一点乐趣，自己有两个小小的爱好：织毛衣和唱歌。
靠在土墙上，她有点羞涩地唱起了《新白娘子传奇》里的插曲《渡情》：“西服（湖）美景三月天……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来相会（手难牵）……”她唱的词不太准，脸上第一次流露淡淡的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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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20年的婚姻生活中，这种畅然微笑的时刻太少了。凶案发生前，许林芳和整个村子只是一次次以忍耐，纵容着周德军的暴戾。
作为周德军“怪脾气”的直接受害者，许林芳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反抗，也不知道如何反抗。
在外打工的时候，周德军就经常打许林芳。有天中午，两人正吃着饭，周德军毫无预兆地抬起碗往下一摔，正打到许林芳的膝盖上。当时血就流了一腿，3厘米的伤疤至今可见。
最凶的一次是6年前。一天夜里，周德军喝完酒回来，一进门，就把一条烟重重地甩到桌上。他走进许林芳的卧室，大叫了一声：“今天晚上，杀死她!”同时打开柜子要拿某样东西。许林芳马上反应过来是刀——这把刀，周德军在广东捅过人，工地老板为了息事宁人也没报警。许林芳夺门而出，一下子磕到了门口的米舂上。顾不得摔烂的膝盖，她冒雨拼命往山上跑，逃到了山后的表嫂家。
两个多月后，许林芳的腿刚好，周德军又喝了酒发疯。他穿着皮鞋一次次踹许林芳的腿和胳膊，一手抓着她的头发，一手用巴掌掴她，逮着她往门上和墙上撞。
即便如此，许林芳也没想过报警。最初是不知道有找公安这回事，大概5年前，她才第一次听人说可以去公安局报案，但她连报警电话是多少也不知道。她也没想过离婚，她认为离婚后，自己就见不到孩子了。
在周德军死去半年多后，9月中旬，他的五弟正在准备自己的四十岁生日宴席。10年来，许林芳第一次出现在老五家里，帮忙烧火、洗碗。这本是村子里亲戚和邻居间的基本礼数，但以前老五怕周德军，就干脆不和他来往。“哎，他拿刀追我就好几次，我有什么办法？”在准备宴席的间隙，老五无奈地说。
至于其他亲戚和邻居，就更不会管周德军家里的事。在烧火、酒席和洗碗的空隙中，几个女人围坐起来摆龙门阵，说到许林芳，虽然她们都知道她常年被打，但也做不了什么。“他是关起门打的，外人怎么管？”许林芳的邻居说。
许林芳的妯娌，老五的老婆也和丈夫有过矛盾。两人闹得最凶的时候，用竹竿对着打，腿上、胳膊上都受了伤。
“夫妻矛盾很正常，只要不是要死要活。”许林芳的大嫂说，这也是村里大多数妇女对家庭矛盾的理解。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一项研究，受访农村妇女遭受家庭暴力后，最常见的四类反应是：不理睬丈夫，到没人的地方去，自己躺着不吃不喝，不跟任何人讲。有以上行为的妇女分别占 42.3%、40.2%、35.5%和22.3%，只有0.7%的妇女会选择报警，1%的妇女会去法院，6%的妇女知道找妇联和村委会。可见，在乡村中，遭受家暴后，女性更愿意“一个人忍”，外界一般也不会主动给予帮助。
但在凶杀案发生后，平日不好过问“家事”的亲戚邻居们又展现出了热心肠。周德军的几个兄弟希望许林芳能判得轻一点，她家还有3个未成年的孩子，如果许林芳入狱，养育、照顾这些侄子侄女就会变成兄弟们的共同负担。
合江县公安局给周家出了个主意：写联名信请求缓刑，找村民帮忙签字。过去和周德军矛盾最大的老三从广州回来料理兄弟的后事，负责组织联名信。
本村了解情况的村民纷纷签了名。村委会的李永莲副主任也在联名信后签了名。过去在团结村小学做代课老师的时候，她就听周德军大儿子的班主任说过周德军经常打小孩，那是凶案发生的7年之前。
合江县妇联也对这个案件和许林芳高度关注。在庭审之前，他们专门组织工作人员到团结村走访邻居，形成了一份给法院的建议函，希望能考虑缓刑。
在看到许林芳家里朽坏的木床后，妇联工作人员自己凑钱给他们买了一张床，现在这张2米宽的新床放在堂屋里，孩子们写作业和睡觉都在床上。
最终，合江县法院在考虑到许林芳长期遭受家暴，悔罪态度良好，且死者家人谅解凶手等因素，判处许林芳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执行。
各相关部门的关注和合作，减轻了许林芳的困难。但在凶案发生前，“忍气吞声”的许林芳难以得到外界的注目。
合江县妇联主任鄢录珍介绍，去年一年，主动到妇联反映家庭暴力问题的女性有60多名，而2014年，合江县的妇女总数是43万。像妇联这样的组织，很难发现和统计家暴的发生情况，因为不少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像许林芳一样，不知道“家暴”问题该如何解决，她们的词典里甚至没有“家暴”二字。
2015年是“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被提出的20周年，合江县妇联着重加强了对男女平等意识和家庭暴力问题的宣传。他们在全县的各镇、村，设置了40多块宣传展板。但对于许林芳来说，这种宣传无济于事，反正她看不懂。甚至“妇联”这个组织，许林芳也是在杀夫后才知道的。
“农村的情况就是这样。大家觉得家庭矛盾很正常，没有出人命就很正常。”鄢录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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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年的压抑后，从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许林芳终于在2014年12月26日凌晨爆发。
一个半月前，周德军跑摩的时翻车摔到了田里，断了一根肋骨，所以他那段时间在家休养，不能挣钱，还欠了一堆医药费。
吃完晚饭后，周德军难得的并没有喝酒，而是守着几个小孩写作业。大概8点多，大儿子从镇上打工回来，周德军忍不住，又去附近小卖部打了2斤酒。
许林芳做完了自己的活：洗碗、洗衣服、扫地、喂猪。还给周德军熬了一碗油渣下酒吃。不到11点，她就和小女儿一起睡下了。
但喝了酒的周德军睡不着，开始满屋转悠。他收掉了大儿子的手机，让他赶快睡。然后又来到许林芳和小女儿的卧室。
起初，辱骂的内容是周德军平日酒醉后的那番妄想，指责许林芳生活不检点。这会儿，睡在隔壁的大儿子还醒着，但他懒得去看一眼。
他一边念叨，一边用拳头打许林芳的头，许林芳就用被子把头蒙起来。持续不断的响动中，四个孩子都睡着了，他们的“摇篮曲”常常是这种打骂声。
半夜1点多的时候，周德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性要求，许林芳事后回忆，这是她最想不通，也最生气的地方。在被拒绝后，周德军气急败坏，他一边叫嚷“今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一边用拳头锤打许林芳的头。
一瞬间，许林芳气急了，她掀开被子，抓起靠在床边的堵老鼠洞的木棍，对着周德军的后脑敲了两下。血顺着周德军的头流到被子和地上。周德军伸手要继续打许林芳，她就掐住了他的脖子，回过神来的时候，周德军已经不再挣扎了。
“砰”一声，周德军的身体栽到了床沿上，脸朝下，双膝跪地。小女儿被这个声音吓醒，睁眼时，看到被子上是血，妈妈跪在床上。
“爸爸、爸爸……妈妈、妈妈。”周四的叫声打破了人死后片刻的寂静。
周德军已没了鼻息，意识到自己杀了人的许林芳，吓得头脑空白。片刻后，她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道德意识认定了要“一命偿一命”。她开始翻找家里的农药——这是农村妇女最常见的自杀方式之一。但农药瓶子是空的，她没自杀成。
隔壁的三个儿子随后也跑了过来。二儿子和三儿子吓得忘了哭。大儿子说，看着父亲的尸体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情，只是感到一阵解脱。
在大儿子的帮助下，许林芳给周德军的大哥、三哥和五弟打了电话：“我把周德军打死了。”她对死者的兄弟说。老大和老三都在外打工，住在隔壁的老五则马上赶到了现场。
凌晨2点10分，周德军的大儿子帮母亲拨了110。2点半左右，警察赶到了案发地，拷走了许林芳。孩子们这才开始流泪，以那种无声的哭法。
许林芳进了看守所后，大儿子就成了临时的家长。他白天骑着那辆曾碾断父亲肋骨的摩的在镇上赚钱，晚上回来做家务、捉泥鳅，还要负责给三个弟弟妹妹做饭。这对一个19岁的大孩子来说并不轻松。在某个周末下午走访许林芳家时，该案的代理审判员陈小容法官看到三个小孩并排坐在门槛上，身上脏兮兮的，小女儿周四的头发毛毛糙糙，几个孩子似乎好些天没洗澡了。
和孩子一样缺乏照料的是这间本就破败的土屋。往日里，下大雨的日子，许林芳会一夜不睡，用塑料盆一遍遍地接雨水往外倒。在母亲缺位后，失去对手的雨水肆意腐坏着这间土屋，猪圈外的茅坑旁堆满了新落的墙土。根据镇政府6月的一次检查，这间房极有可能垮塌，大儿子收到了一份危房限期整改通知书，限3日内整改。除了把这张A4纸一半大的小纸条收到一个塑料袋中，他做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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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被判缓刑的许林芳回到了这间土屋，继续和周德军的父亲和兄弟做邻居。
在血迹被时间模糊后，那些多年来同情许林芳的遭遇却难以过问的村民，那些在她被抓后热心地签名并按上红手印的村民，又形成了对许林芳新的期许。
首先，村子再次展现了它的宽容和善良：在为寿宴忙碌的三天里，许林芳和其他亲戚、邻居相处融洽。他们一起杀鸡宰猪、烧火添柴、布置碗筷、在水沟边合力清洗二十桌的盘子碗。在和这位“凶手”一起劳动时，死者的亲戚、邻里毫无异样。
耳朵不好的周老头一直坐在角落看着大家忙碌。他是家里最后一个得知儿子死讯的人。直到事发那天下午，周德军的姑姑赶到周德军家哭，他才知道儿子没了。老人全身颤抖，一激动晕倒在地。此前，老五骗他说，周德军和许林芳因为吵架吵得凶，被镇上警察带走了。
“开始生气啊，但现在好了。”他语气平静地说。饭桌上，他从许林芳手里接过饭。兄弟们对周德军讲不出什么正面评价，但周老头还记着他的一些好：“孝心还是有的，有时候给我夹菜。”
凶案仿佛是别处的故事，欢笑和仇恨一视同仁地被生活和时间消磨。
在宽容之外，村子也为一个贫穷的带孩子的寡妇设定了应有的形象。在失去了“妻子”的身份后，她必须当好“母亲”，把孩子拉扯成人。这是周德军的兄弟、父亲为她求情的重要原因，是许林芳烦恼的源泉，也是她还得以继续活下去的精神支持。
“小孩小孩要读书，房子房子要倒塌。家里开支那么大，你说怎么过啦，这个生活。”她常常觉得活着没意思，不想活了，但想到孩子，她又只能活着。
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房子。她不想让孩子们在这个布满裂缝和地洞的土屋里睡觉、吃饭。在公安局、妇联等的资助下，新房的地基已经平出来了，但她还缺盖房子的钱。
另一个问题是户口。二儿子、三儿子和四女儿还在上小学，由于是超生的，又没钱交罚款，这三个孩子都是“黑户”。她不知道他们以后该如何上中学，如何买火车票，如何出门看外面的世界。
至于“教育”，则是一个更加奢侈的问题。因文盲而羞愧的许林芳希望儿女们能接受更多教育。但在贫穷面前，蒙昧正在被继承。她的大儿子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这在村里的90后一代中极为罕见。
对三个未成年的小孩子，许林芳在努力为他们解决温饱、凑足学费外，也难以提供更细致的照顾。
9月的乡下，天气已经微凉，两个儿子睡的那张新床却仍铺着席子，席子下就是木板。他们睡觉很不老实，一夜辗转后，第二天清早，两个身材矮小的男孩子像旷野上的两只小兽，相互依偎着斜躺在宽阔的床上。
梳洗和早餐后，三个孩子步行去上学，沿乡村公路走到团结村小学大概要30分钟，这是一所民办小学，入学不需要户口。一路上，他们人手一根从旧雨伞上拆下来的铁伞骨，对沿线的草木乱砍，这是上学路上的娱乐。
三个孩子里，二儿子周二特别沉默寡言，但他很想爸爸。“他最喜欢你吗？”周二摇摇头。“他是不是打你最多？”点头。“打哪？”“手。”“用什么？”“棍子。”说到这，周二眼睛湿了,他死死地盯着电视机，并没有泪水滚落。
三儿子也很想爸爸，因为爸爸最喜欢他，经常带他上街。小女儿周四则会大笑着喊道：不想!喝酒，身上臭死了！
三个小孩子从出生到现在，没有拍过照片。去年，镇上的中学来走访贫困户，留下了一张构图怪异的“全家福”。周德军、三个孩子和爷爷都在照片里。周二站在前景，只有半张脸，周三靠墙站着，周四和周德军一起坐在门口的一个土墩上，爷爷蹲在更远处。所有人都没有看镜头，所有人都没有笑。
采访结束的时候，我提议给三个孩子拍个合照。许林芳就屋前屋后喊他们。正巧周德军的姑姑来了，她特别生气地呵斥许林芳：拍什么照，你正儿八经养大几个孩子才是正事！”
许林芳拉着姑姑的胳膊语气平和地说是留个纪念。等走到公路上，离姑姑有段距离了，她才绷不住，哭了：“其实她这么说我很难受……”她没有说下去。过了会，她又为姑姑解释道：“她是看见我们这个房子很着急，看见这几个小孩着急。她怕你们又抓我回去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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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常理难以理解的是，在经过这么多年的羞辱和折磨后，许林芳并不怨恨周德军，她对自己失手杀掉丈夫怀有极深的负罪感。
周德军死后，她在梦里“见过”他三次。第一次是刚进看守所的时候。梦中她也在看守所，正在睡觉，周德军站在她铺位前。第二次是几个月后，还是在看守所，她梦到周德军带着她和几个小孩去走人情，那天他心情很好，似乎笑了。第三次是被判缓刑回家后，她睡在堂屋里的新床上。半睡半醒之间，看见周德军站在她床头，什么话都没有。
这三个梦中，周德军没有怪过许林芳，许林芳也没有怕过周德军，梦里没有打骂。周德军总穿着活着时在正式场合穿的灰色西服。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穿着这种西服，松垮垮的，挂在周德军的瘦骨上，荡荡悠悠。而这个羸弱的男人走起路来，偏喜欢甩肩摆袖，做出一副强势的样子。
现在，她会和周老头一样怀念周德军零星的好处：没有喝酒的时候，他会把饭桌上不多的瘦肉夹给自己，偶尔也会看着几个孩子写作业。
即使这个男人在世时几乎什么活都不干，还打她 ，许林芳觉得那时也比她现在一个人好。至少，她还抱有一个一厢情愿的期盼：“我希望他脾气能改过来，我想的是家里面团团圆圆、和和气气的。”
对她来说，比暴力更可怕的是孤单一人承受家庭的重担，她没有和大儿子一样感到解脱，只感到更加烦闷。一想到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她心头就一阵“毛焦火辣”。
她来不及可怜自己。杀死周德军后，她为他整理衣衫和头发，她想让周德军最后走得体面一点。现在，去地里种菜时，她会偶尔去周德军杂草丛生的坟头看看。“他本应该老死的”，如果一切可以重来，这是许林芳最大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