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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昌武 ：邓小平胞弟邓蜀平的悲剧人生
邓小平一句话，他的亲弟弟邓蜀平便背井离乡，来到了偏远的贵州。于是，一代伟人胞弟人生悲剧的大幕，也就徐徐拉开了。
引言
在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里，作者写道：“我的三叔邓蜀平，解放前是个小地主，人没什么本事，还抽点鸦片烟。解放后父亲把他送去戒了烟，让他受了一点革命的教育，然后一直在贵州省六枝特区做点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本人的地主成分和他兄长的倒台受到牵连，被迫害致死。”
短短几句话，便交待了其三叔的全部人生。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其三叔流露了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思想感情。但是，由于作者对其三叔并不十分了解，他们之间甚至根本没有晤过面，因此作者的有些提法不免有失客观。比如，说邓蜀平一直是在六枝工作，就不够准确。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与邓蜀平共过事的人都将难以完全揭开那段尘封的往事，别说邓蜀平到贵州时才半岁的毛毛。
邓蜀平及其妻谢全碧（现在成都安度晚年）是从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结业后分配到贵州来的。最初是在普安县青山镇（曾出土过西汉以前的空首一字格青铜宝剑等具有显著的夜郎风格的文物千余件），担任共和国第一任镇长，接着调到县财政科（局）当科（局）长；谢全碧则先后出任过县卫生局副局长、盘水区副区长等职，直到十年后调离普安。之后，邓蜀平曾是安顺市财政局局长、六枝市副市长、贵阳市南明区副区长（未到任）等。“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揪斗饮恨而死。“文革”结束后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据说曾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一篇抒情言志的手稿，里面有“倾巢之下，岂有完卵”的语句。当时，其兄长邓小平被当作党内的第二大走资派打倒，从而使他在感到大厦将倾的恐怖中发出了近乎绝望的慨叹。邓蜀平现葬于六枝特区桃花公园。
毛毛不知道，许多中国人也不清楚，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世纪伟人邓小平的胞弟，曾在被国务院确定为贫困县的普安这个偏远闭塞、贫穷落后的地方工作和生活了近十年。
现在，就让我们沿着邓蜀平当年的足迹，去领略一下一个特殊的普通人业已尘封的历史。
2．邓氏家族
要较为全面的了解邓蜀平，不能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
常言说：时势造英雄。任何一个非常人物的诞生和成长，都与他所置身的那个时代紧密地联系着。如果不是中国近现代那段特殊的历史，如果不是因为邓蜀平的父亲当县团练局长时，与土匪头子郑某结下冤仇，后来郑某接受招降并当了师长，迫使其父亲逃到重庆避难，从而知道了有留法勤工俭学这回事，并把邓小平从乡下找来送进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那么，恐怕邓小平所走的将是另外的人生之路，人们也就不会看到，在人类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天空，有一颗璀璨的星星，闪射出耀眼的光芒。
邓蜀平共有兄弟四人，即大哥邓小平，二哥邓垦，四弟邓先清。他和两个哥哥系一母所生，只有四弟是继母萧氏所生。邓小平在15岁左右离开协兴，先在重庆，后去法国，此后一直没有回过家。不久，邓垦也到外地读书求学，继而投身革命。邓蜀平年纪稍长，因受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影响，也坐不住了，一心要出门闯天下。但是却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在父亲的安排里，他是邓家房屋财产的继承人和家族势力的支撑者。然而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各种新生事物和革新思潮不断地在向年轻一代发出召唤。在一个春天的夜里，邓蜀平瞒着家人不辞而别，他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打算与旧体制决裂。气愤的父亲为了找回他，导致病情恶化客死异乡。辗转得到消息的邓蜀平不得不在悲痛和失望中回家吊丧并安埋父亲。这时，父母和继母萧氏都已不在人世，家里只有第二个继母夏伯根和一群年幼的弟妹，已经成年的他成了家里惟一可以执掌家事的男丁，诺大的家业和一家老小的衣食温饱责无旁贷地落到他的头上。他万般无奈之际，只好丢掉所有的幻想，安守本分。
在家乡，邓蜀平凭藉自己的影响和威望，曾经当过广安县的国民党参议院参议长等职。但是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倒行逆施，心里随时在萌动着鼎新革故的思想，并因此冒着生命危险，暗中给当地的热血青年写介绍信，推荐到延安找其兄长邓小平，使不少人得以投身革命。解放前夕，大势已去的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搜捕共产党的家属，邓蜀平也未能幸免。为了避难，他躲到奉节一带，改名邓徐初。解放后，他被划为地主，但因他不逼租债，不放高利贷和不杀人越货，相反，还设身处地为穷苦农民着想，遇到灾年歉收，还给租佃户减免赋税。因此在肃反、反右、四清运动中，他都没有受到任何牵连。普安县审干办肃反前受县委委派到广安调查，得到的结论是：邓蜀平是地主出身，但是属于开明地主。
3．背井离乡
新中国成立后，刘邓大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奉命从南京出发，向盘踞着国民党残余势力的西南挺进。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挡，不久，便以风卷残云之势解放了大西南。
坐镇重庆指挥千军万马、日理万机的邓小平，忙中偷闲捎信叫来了阔别多年的三弟邓蜀平，看着三弟一脸的沧桑，邓小平心里很不是滋味。而邓蜀平见到自己的大哥，则感到一种陌生的亲切和久别的温馨。邓小平用严肃的不容置疑的语气吩咐邓蜀平：立即回协兴去，把全部家产分给穷苦农民，一样不留。邓蜀平不敢怠慢，立即付诸行动。他知道，一个全新的社会已经来临，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开始。
回到重庆后，邓小平对邓蜀平夫妇说：鸦片烟不能再吸了，必须马上戒掉；然后抓紧时间学习新的革命知识。随着形势的发展，新生的人民政权需要吸纳大批干部去参与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工作，为了向地方培养和输送建设及管理人才，西南人民革命大学面向社会公开招生。这样，邓蜀平夫妇得以进入革大，学习社会发展史等课程。
半年后，即1950年10月，学习期满。按照计划，他们将被分配到川东北和川西北地区工作。这时，刚刚和平解放的贵州省兴仁专署（后改为兴义专区，现为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由兴仁迁往兴义）向西南局发去函电，说该地区因是和平解放，干部太少，且缺乏工作经验，请求派员支持。这样，分配计划只得作出调整。消息传出，许多人哭了。那可是地老天荒的地方啊!但是严明的纪律，又让他们不敢违抗。豁出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便成了许多人共同的心愿。在两千多人的队伍中，邓蜀平夫妇虽然没有哭，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未能幸免，好歹邓小平还是自己的大哥啊!临行前的那天晚上，邓小平设宴为弟弟饯行，邓蜀平才发现大哥没有向他伸出那只伟人的巨手，他突然有些失落。在场陪同的刘伯承对邓小平说：“把老三（邓蜀平）留在身边吧，反正还需要人。”但是邓小平坚决说：“不!他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没有经过革命和战争的考验，让他们到贵州去，对他们的成长有好处。”继而他又嘱咐弟弟和弟媳：“在工作中，你们恐怕会有许多不适应，不过别怕，慢慢会习惯的。到贵州后，要好好锻练，努力工作，特别要有扎根边区一辈子的思想准备。”简短的一席话，就决定了邓蜀平一生的命运，勾勒出了其生命的轨迹。
对此安排，邓蜀平是有想法的。他虽然不指望留在大哥身边，但也不想到边远的贵州去。不过他又想：也许大哥会在适当的时候把他调回四川或换一个更好的环境。
步履蹒跚的老牌汽车，排着长长的队伍，离开山城重庆，在黔北的万山丛中艰难行驶。途中，在贵阳短暂停留后，继续向西进发，经黔中重镇安顺，过黄果树大瀑布，越北盘江天堑，半月后抵达兴仁。
但是对于邓蜀平夫妇来说，兴仁并不就是目的地。刚刚解放的盘江八属一切都得从零重新开始。革大来的学生和当地驻军被混合分编成若干个工作队，分别由一位专署领导带队，赴各县的重点乡镇开展土地改革试点工作。邓蜀平夫妇被编在第二工作队，由宣传部长甘东带队，前往普安县青山镇执行任务。
青山离兴仁仅40公里，没有公路。戒掉鸦片烟不久的邓蜀平夫妇身体十分虚弱，又很少吃苦，一路上总是掉队。途中，有知情人告诉甘东和队长史杰山，说那个小个子叫邓蜀平，是邓小平的三弟。他们先是有些震惊，继而慢慢与邓蜀平接近。通过短暂的接触，他们发现，邓蜀平思维敏捷，头脑灵活，具有相当的知识功底；这在当时那批干部中，虽说不上出类拔萃，但也算是比较优秀的。到青山后，他们住进了位于街中心的城隍庙。从那以后，名不见经传、偏荒僻远的普安，便与时代伟人邓小平有了一层特别的缘分。
4.青山之约
解放前，盘江八属有三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集镇，这便是普安的青山，贞丰的者相，安龙的龙广。而青山又属佼佼者，排行第一，号称“头青山”（以下顺次为“二者相三龙广”）。因此专署把青山作为全专署土地改革的试点乡镇，不是没有道理的。
进驻青山以后，工作队着手要办的头件事情，就是新的人民政府镇长人事安排，这是整个土改工作的基础。此前，因为是和平解放，县人民政府也刚刚成立，还没有腾出时间和精力来安排乡镇的工作，因此镇长职务仍是国民党末代镇长张福忠担任。那么，谁来接替张福忠担此大任呢?经过县、区领导和工作队集体研究，认为邓蜀平具有较为丰富的工作经验，决定让他出任共和国第一任青山镇长。这既是对他的信任，更是对他的考验。
由于已有不少人知悉邓蜀平的身份，考虑到周边还潜伏着尚未完全肃清的土匪和国民党残余，为了对他的安全负责，以防不测，在组织的安排下，邓蜀平把曾经使用过的名字邓徐初去掉邓字，改为徐初。
邓蜀平身材矮小、精悍，长相个头酷似其长兄邓小平；性格随和，言谈风趣。上任伊始，他便对整个镇情进行了调查摸底。由于经济相对较为发达，斗争也显得特别复杂。此前不久，地方土匪头目于起佑、马金柱等曾勾结国民党残兵败将两次攻打青山，受到驻军21团的迎头痛击。虽然敌人基本上被消灭了，但是苦大仇深的广大贫苦农民由于对新政权和全国形势缺乏了解，许多人还在担心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反动势力会伺机反扑，因此在发动群众参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划分成份和土地改革工作中，难度还相当大。一街的农会主席和街长等人出于对旧统治的留恋和对新政权的仇视，出于维护其个人的既得利益的目的，聚集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地富反动分子数十人，召开秘密会议，密谋反叛，并在附近一座关帝庙里跪拜天地，喝生鸡血酒，起誓为盟，图谋杀掉镇长、工作队员和积极分子等。但在强大的宣传攻势面前，两名胆小的知情者见势头不对，为了立功赎罪保全自己，供出了全部事件真相。企图以卵击石的九名主犯在群众的声讨中被处以极刑。这件事情使广大群众深受教育，也让邓蜀平深为震惊，但他却风趣的说：“我这个镇长职务虽然不高，目标却还不小。”
根据分工，邓蜀平白天带人到各片区检查指导工作进展，处理新的情况和问题，晚上便分别到各街去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讲政策，做思想工作，引导群众诉苦并检举揭发恶霸和地方官吏的罪行。他工作有方，实事求是，处理问题深入细致。他反复要求全体干部，要认真学习和领会上级精神，吃透“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用以指导自己的实践。原本为小手工业者的张顺国，被错划成手工业资本家，已发布了两次公告，但是邓蜀平发觉情况有误，因为张顺国既没有足够的资本，也没有雇佣工人，是自己织布出卖，怎能划成资本家。在重新评定认定时，及时给予了纠正。贫农出身的张质清，对成分划分的政策不了解，他找到邓蜀平：“镇长，我家祖辈都是帮人卖工，这回翻身了，求你开恩给我把成分定高些，让我当回地主吧!”邓蜀平哭笑不得。在后来的复查中，作为试点的青山不论是成分划分还是土地改革，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不仅没有出任何问题，其经验还得以在全地区推广。
末代镇长张福忠由于作恶多端，终被推上了断头台。那天，公判大会由区长马伯群主持，因为他是国民党投诚将领，与张福忠共过事，因此他在宣布张福忠的罪状时，受到了张福忠的严辞顶撞，会场秩序立即骚乱起来。这时邓蜀平从座位上豁地站起来，推开马伯群，大声吼道：“胆敢放肆!”接着把判决宣读完毕，命令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给我押下去，执行枪决。”人心大快，马伯群这才惊魂稍定。
普安县原副县长张兴琼回忆说：谢全碧和邓蜀平就住在我家对面，每天晚上都抽空拿鸡蛋到我家煮。谢全碧多次动员我母亲让我出来和他们一起工作，我就是在他们手把手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当时和我一起得到培养的地方干部共有六人，其中有四名妇女。
据当时的邮政代办员马礼先回忆：邓蜀平在青山收到的信件全是邓小平从重庆寄来的，有一次还寄来一件大衣。而曾经当过普安县商业局长的张文华则说：有一次，他与邓蜀平正在研究工作，通讯员送来一封信，落款是西南局，显然又是邓小平寄来的。但是他匆匆看完以后，立马就撕了。张文华劝诫他不能这样做，但是邓蜀平却很生气地说：“大哥左一遍右一遍要我好好锻练，我难道还是孩子？”从他的表情中，人们读出了他心里的某种不愉快。
5．当家理财
邓蜀平在青山担任镇长约15个月，于土改接近尾声的1952年2月奉调到县财政科（局）担任科（局）长，直到1959年12月离开普安。谢全碧则调到县卫生局，后又到盘水区。
在财政局，邓蜀平性格因素中比较优秀的成分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为县里当好家理好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共和国历史上，五十年代应该是工作节奏最为紧张、态度最为严谨、作风最为深入、效率也是最高的年代。和当时县里所有的干部一样，邓蜀平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到了工作上。由于人手紧缺，任务繁重，头绪复杂，因此邓蜀平常常既是领导，又是工作人员。从参加和组织召开会议到落实会议精神，从起草刻印文件到下基层检查指导工作开展调研活动，从税收的组织征收管理到资金的划拨使用，他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动手。特别是全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以后，县财委会只是开了个会，进行了安排部署，剩下的工作便全部落到了他这个财政局长兼财委会秘书身上。由于许多政府机构尚不健全，粮食、供销、商业、计划等所有经济方面的工作全部由财政局操办，邓蜀平可谓身兼多职任务繁重。他翻开文件，逐条逐款地学习、领会，然后再深入实际，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进行综合分析，最后才理论联系实际草拟出实施方案去组织实施。尽管上面有统一的政策和要求，但是在具体操作中，因为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因此像粮改这些工作，完全是创造性的。再就是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名义上是县财委会负责，实际上是邓蜀平在办理。仍然是从实施方案的起草，到工作队员的抽调，从具体问题的处理，到材料的搜集、汇总上报，全是邓蜀平在忙。这段时间，他不分上班下班，也不管白天黑夜，从办公室到生产车间，从城里到乡下，忙个不停。由于他的认真和一丝不苟，仔细周到，方法措施切实可行，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邓蜀平的原则性很强，他始终坚持“收入打足，支出节约，预算节余”的财政工作方针，不论对任何人，只要违反了原则，他都会铁面无私地指出和纠正。县委书记郭云舟和他的个人关系很好，相互之间比较理解信任，但在工作问题上，界限却很分明。有一次开大会，郭云舟提出要增加一笔开支，但他认为不合理，更不符合县财政十分拮据的实际，便提出了反对意见，公开据理力争，他说：每一笔支出都是年初预算通过后定下来的，临时增加开支，资金从何而来?该开支的遇有特殊情况自然也不能死搬硬套，但不该开支的就绝不能开口子。寅年如果吃卯年粮，以后就会恶性循环越陷越深。我不把牢这个关，就不配当财政局长，就是对全县人民不负责任。他的意见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从而使郭云舟不得不作出让步。
出色的表现，优秀的成绩，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群众的认可。在1956年12月21—23日和1958年4月26—29日召开的县第二届和第三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邓蜀平连续两届被选举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在工作中，邓蜀平经常会被一些棘手的事情纠缠得坐卧不安，愁眉不展。这时，他双手反剪着，头低垂着，双眼盯着地板，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地绕圈子，而且不允许任何人打扰，直到把问题思考成熟以后，脸色才会好看起来。
建国初期，各类人才都非常缺乏。从在青山当镇长时开始，邓蜀平就非常重视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后来担任过县人民法院院长的娄忠赤，参加工作时还不满15岁；调到县财委时也才16岁，工作上的许多东西都是陌生的，但是却十分机灵聪敏，接受能力很强。邓蜀平便耐心地从盖公章、填报表、写文件等基本的东西教起；同时还在生活上给娄忠赤以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从而使娄忠赤很快成长起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年轻干部。在当时的县财政局，每一个人都得到过邓蜀平的帮助和培养，健在的人一回忆起来，都说他既是一位好领导，也是一位好同志。
这是邓蜀平1953年写的全年工作总结的“存在问题”部分：（1）干部分工和职权尚不明确，闲忙不均；（2）各单位财务人员大都不安心本职工作，消极怠工，有人公开提出不愿干；（3）调动频繁，工作不能衔接；（4）县区之间的财务关系没有明确和理顺，收入上放弃不管，支出上嫌少争多，区依赖县，应尽快完善财政收支的分级负责制。在这里，邓蜀平对全县财政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其态度的鲜明，立场的坚定，语气的严肃，可谓一针见血，不留余地；比起现在有的领导干部谈问题时那种遮遮掩掩，躲躲藏藏，避重就轻的态度，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哪怕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邓蜀平当时所指出的这些问题，现在有的也并未完全得到解决。
6.弟兄情结
邓蜀平和邓小平虽然是弟兄俩，但是在一起相处的机会却少得可怜，相互之间的关照也不多。在邓小平没有离开家中之前，邓蜀平年龄尚幼，不谙世事。成人以后，天各一方，加上邓小平特殊的身份和工作，颇有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味道。
有一种说法认为，邓蜀平的情绪一直比较低沉，经常闷闷不乐，似乎是有什么不遂心的事情。原因是他一直在生邓小平的气，因为邓小平 把他安排到贵州以后，除了不断的叮嘱他加强自我锻练，认真改造自己之外，几乎是不管不问，就像他没有这个兄弟一样。要不然，邓蜀平恐怕不会长期呆在偏荒闭塞的贵州，起码不会在贫穷落后、条件恶劣的普安长达十年。
然而，许多事实又证明，邓小平是时刻牵挂和惦念着邓蜀平的。他经常让妻子卓琳给邓蜀平写信，还把他们的孩子的照片寄给邓蜀平。邓垦也让其妻丁华不时给邓蜀平写信，互报平安。邓蜀平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干部，他从来不在别人面前谈起邓小平，更不会炫耀自己有一个当国务院副总理的大哥。当别人谈及的时候，他也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他恐怕不曾料想到，大难不死的邓小平，后来会成为本世纪最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之一，成为人类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天空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星星。
邓蜀平于1971年3月25日在六枝被迫害致死后，谢全碧曾于邓小平第三次下台期间到过北京，一进邓小平家门，谢全碧就哭了。没有上班的邓小平全身心投入到栽花种草和养鸟上。他对谢全碧说：“哭有什么用!你看这只小鸟，你以为它想呆在笼子里吗?身不由己啊!不过你看，它还是满自由的呢。”只字不提自己的事，也不问兄弟死去的情况。
来到贵州以后，邓蜀平和邓小平仅仅见过一次面。那是1955年底，全省国民经济计划会议在省城贵阳召开，邓蜀平作为县财政局长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邓蜀平得到消息，邓小平将到西南三省视察工作，并打算见他一面。在省委办公厅的安排下，谢全碧被从普安接到贵阳，等着见邓小平。但是原来计划在贵阳磊庄机场降落的专机，由于贵州雾大能见度低，临时改在昆明降落。这样，邓蜀平便把会议上需要完成的任务交给了娄忠赤，向大会请了假，然后和省委书记周林一起乘专机抵达昆明。那天，邓小平在云南省委有关领导的陪同下，去路南石林参观去了。第二天上午，他才在邓小平下榻的宾馆里见到自己的大哥。互报平安以后，邓小平只是简单的问邓蜀平，工作怎么样，存在什么问题，生活是否习惯等等，邓蜀平一一回答，例行公事似的。最后，邓小平要求他：不论环境多么艰苦，都要好好工作，争取多为党和人民贡献力量。不到一个小时，邓小平便丢下他们去接见别的领导去了。此后，他们便再也没有单独和邓小平在一起，只是到了吃饭的时候，才共同进餐。但是每次吃饭，他们都感到很拘束，很不自在；因为邓小平与在座的领导之间总要互相敬酒，他们要是埋头大吃又觉得不礼貌，要不吃又感到难为情，自己的身份地位与那种场合的气氛总是无法融洽。尽管邓小平叫他们大胆的吃菜喝酒，在场的领导们也热情相劝，但是他们都觉得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束缚着，放不开吃，也吃不香。
在昆明呆了一个星期，邓蜀平夫妇提出要回普安，被邓小平打住了。在云南视察结束后，邓小平又把邓蜀平和谢全碧带到了成都、重庆，然后在重庆才分手，邓小平回北京，邓蜀平夫妇经贵阳回普安，前后共花了四十天时间。回来时邓蜀平带来了邓小平送给他的一件皮大衣，一块手表，一支钢笔，以及与邓小平的合影照片；还有几瓶“泸州老窖”酒，几条“金堂”牌雪茄烟，雪茄烟用塑料纸包着，大家见了，说：“还是亮纸包的呢!”
当人们问起见到邓小平的感觉和印象时，邓蜀平说：“我们见到了邓副总理，但是没有见到我的老大（大哥）。”他说和邓小平在一起，想吃不敢吃，想说不敢说，一点都不自在，还是做平民百姓洒脱。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谢全碧作为家属，被治丧委员会邀请到北京，参加了追悼大会。
7．热爱孩子
邓蜀平夫妇没有孩子。早年在老家协兴时，他们曾经生过一个儿子，但是不久便夭折了，此后便再也没有生育。
孩子是父母的寄托和希望，没有孩子，人生便显出了几分悲凉。
在普安，邓蜀平夫妇一直孤单清影，寂然相伴。邓蜀平的思想包袱较重的一个原因，是不是因为没有孩子，这已经成了永远解不开的千古之谜。
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没有而拒绝和讨厌孩子，相反却十分关心和热爱孩子。
与他们从西南革大来的同学，有一对夫妇，男的叫王矩桥，女的叫王前益，生有一个女儿，先天痴呆，长到四五岁还不会说话走路，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靠大人料理。王家夫妇很伤脑筋，并常因此闹得不可开交，关系很僵，倾注在孩子身上的关爱也就非常有限；加上他们经常出外开会学习和下乡工作，因此这个孩子的很多时间是与邓蜀平夫妇在一起。
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一样，邓蜀平和谢全碧不怕脏、臭，不怕那孩子没有表情和感情，每当王家夫妇闹矛盾或临出门时，他们就去把孩子抱过来，给洗衣服洗身子，给揩屎擦尿，做好吃的，扶走路，教说话，关怀得无微不至。邓蜀平每次出差回来，总要带一些吃的穿的和玩的，送给那孩子。但是尽管他们付出了许多感情，那孩子还是只长到8岁便夭折了。
住在邓蜀平夫妇外间的娄忠赤，实际上也还是个孩子。每天下午下班后，娄忠赤都要去打篮球，不到天黑不会回来。等他回来时，食堂早已打烊关门了。不过，邓蜀平夫妇会给他把饭打来，开水提来。累得满头大汗的娄忠赤一进屋便去舀冷水洗澡，邓蜀平见了，制止说：不能这样，不然会生病的，要么先歇歇，要么用热水，以后千万要记住。遇到食堂里没有饭的时候，他们便用自制的煤油炉煮面条给娄忠赤吃。娄忠赤说：“当时我年龄幼小，懵懂无知，离父母又远，全仗了他们的关照和教导。”
没有孩子的日子真的很寂寞。邓蜀平夫妇曾经动过接养孩子的念头。他们通过明察暗访，首先看中了一丁姓人家的儿子，但是当他们向对方提出要求后，却遭到拒绝。接着又打起了张文华的二女儿的主意，遗憾的是张家也不同意。
邓小平不时叫卓琳给他们写信，寄孩子的照片。邓蜀平把照片压在娄忠赤的办公桌玻璃板下，那时的普安尚没有人搞摄影，因此每一张照片都显得十分难得和珍贵。偶尔有人来闲坐，邓蜀平也会很自豪地向人介绍：“这是老大从北京寄来的，”他指着邓小平的全家福说，“这是毛毛，这是灰灰……”当时，邓小平曾提出拿一个孩子给他抚养，目的是让他们心里充实和愉快，但是他没有接受。他对别人说：“老大要给我一个孩子，我怎么能要?普安的环境条件差，孩子在北京和普安都是我的侄儿侄女。让他们来这里受苦，我对不起老大。”
不过，虽然没有孩子，邓蜀平和谢全碧的关系始终很好。他们在工作上互相支持帮助，在生活上互相照顾关心，在感情上互相理解体贴。在所有接受采访的人中，都说没有看到他们之间红过脸拌过嘴；却经常看到他们谈笑风生，关系十分亲密和融洽。
离开普安，他们接养孩子的愿望也没有实现。孤单伴随了邓蜀平整整一生。谢全碧回到成都后，与自己的侄女一家一起生活，直到现在。
8．烟酒之恋
邓蜀平和谢全碧都酷爱抽烟喝酒，尤其忘不了家乡的“金堂”雪茄烟和“泸州老窖”。因此那次跟邓小平到四川转了一圈回来，不管路途多么遥远，都要带上一些。这也难怪，从小在家乡生活惯了，谁的心里不装着一点特别让人依恋的东西呢?
抽烟不分时间和场合，无论是在寝室里，还是在下乡途中，邓蜀平的手里随时夹着香烟，吞云吐雾成了他最大的乐趣。其烟瘾之大，每天至少需要两包。当时，贵州出产的香烟只有“兰雁”和“朝阳桥”，而且是按计划供应，邓蜀平把自己的那份抽完了，便向不抽烟的同事要指标，许多人也自觉地把份额送给他买。
他说，烟能解闷，一吸一吐之间，所有的忧愁、烦恼和苦闷便袅袅娜娜地烟消云散了。
喝酒则要讲究气氛和场合。节假日，没有事情的晚上，几个同事或朋友凑在一起，谈天吹牛，无聊了，邓蜀平便叫娄忠赤到街上去，炒一盘牛肉或别的小菜，买半斤白酒拿回来，慢慢的细嚼慢品。邓蜀平爱喝，但从不喝醉。
有时，他会和前任财政科长陈英，盘腿坐在垫着草席的地板上，各端了一杯酒一边品尝一边下棋；无事时，谢全碧便在旁边擂鼓助兴。
酒能浇愁。那火一样的液体，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用来消疲解乏、驱散愁苦的工具；酒酣耳热之际，什么事都可以忘却，可以不去过问和思考。
除了喜欢象棋，邓蜀平也随时参与一些诸如乒乓球、篮球、书法之类的文体活动。有一次，县委机关举行了一次篮球比赛，邓蜀平也参加了。比赛的两个队一个叫“288队”，这个队的队员全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之所以取这样的一个名字，因为他们的年龄加起来，恰好是这个数。当时邓蜀平的背心上印的号码是“39”，那年他刚好39岁。另一个队叫“星火队”，队员全是年轻人，毫无疑问，“288队”败给了“星火队”。但是他们不服输，便和女同志打，结果自然争回了一点面子。邓蜀平的个头小，球也打得差，因此他说自己是演“配角”的，还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年轻还是好。
邓蜀平是一个无拘无束、不受羁绊、生活习惯非常随便的人。给人的感觉是不修边幅，不讲究形象。下班回家，便趿上谢全碧亲手做的拖鞋，“吧嗒吧嗒”的在屋里走动；如果天气热，他还把衣服脱了，坦胸露怀，嘴上叼着烟斗，一副大大咧咧，随随便便的神态。难怪那次从昆明见邓小平回来，他说和他在一起不自在，一点人身自由都没有；对他的这种不良习惯，谢全碧从来不过问，许多人开始也觉得有损领导形象，但慢慢了解了他的个性后，也就见怪不怪了。当然，在办公室、会议室等严肃的场合，他是会检点的。据说，陈英的习惯比他还糟糕，难怪他们能够情趣相投，经常在一起守着棋盘对酌对饮。
有时，邓蜀平也会和谢全碧一起去同事家串串门子，到街上走走看看，不过这样的机会很少。
9.客死六枝
从西南革大来到普安，十年后才调离，这是许多人至今仍然无法解开的谜。
在共和国历史上最困难的那段时期，普安的许多干部积极响应号召，纷纷调往外地去支持工业生产，邓蜀平也是这个时候，得以离开普安的。那是1959年12月，组织上把他调到安顺市财政局担任局长；当时，兴义地区已经撤销，并入了安顺地区，因此也属于内部调整。其妻谢全碧也随之调到安顺市卫生局，担任副局长。
没有热烈隆重的欢送仪式，没有大车小车的家具财产，他们把一些简单的用具送给了身边的同志，只带走书籍和被盖衣物，和来时一样清风两袖，一无所有。临行前，他们站在寝室的窗前，静静的把普安端详了许久：那是一个没有一幢楼房，没有一条长街、仅有两三千人口的县城，座落在大山的怀抱之中，尽管国道320线从城中穿过，但是掩盖不住它的沉寂和冷清。直到现在，这个县城里也仅有万余人口，仅有几幢零星的五层楼房，四十年前的面貌也就不难想像。
和其他调走的同志一道，他们与县里的领导握完手，便登上敞篷卡车，以一种非常纯朴和简单的方式，来作别他们曾经生活和工作过十年的地方。
在安顺市财政局，邓蜀平仅呆了15个月。1961年5月，郎岱县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后改为六枝特区至今，隶属六盘水市），治所从郎岱迁往六枝，成立县级六枝市，邓蜀平奉命到六枝担任副市长，谢全碧依旧到卫生局，任副局长。
在安顺，由于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应该生活得比普安更好。但是到六枝以后，由于那里是新建的县城，人烟稀少，各项准备尚未就绪，尤其是基础设备建设的落后，给生活和工作都带来了许多困难，邓蜀平虽然在职务上有了提高，但那实际上是责任和义务的加重。当时，国家在那一带发现了大型煤矿，建立六枝市的目的，是为大规模开发煤炭作前期准备。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邓蜀平被调往贵阳市南明区当副区长。然而，这一天来得太晚，来得太让人遗憾。他还没有到新的岗位上任，邓小平已被当作党内第二大走资派揪出来了。得到消息，邓蜀平长叹一声，“完了”。接着，那场席卷全国的大劫难迅速波及城乡角落，身为非党人士的邓蜀平，也未能幸免。他被革了职，赶出办公室，天天被揪到大庭广众之中交待问题。无情的折磨使他身心憔悴，无端的屈辱使他大失所望。恐惧、愤怒、冤屈伴随着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1971年3月15日，年仅58岁的邓蜀平被迫害致死。
被下放到乡下劳动锻炼的谢全碧，得到消息回来后，面对邓蜀平的死，她没有掉一滴眼泪，这是她预料之中的，眼泪挽救不了他的生命。此后，她没有再下乡，却被安排在医院的停尸房里一住就是八年，直到1978年调到成都杜甫草堂管理区为止。
邓蜀平虽然有一个做了伟人的大哥，但他却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从他平凡的一生里，我们却感到了伟人为什么伟大，为什么崇高。其实，邓小平当时如果把他留在重庆也没有什么不可，或者他们在昆明晤面时随便和在场的有关领导招呼一下，邓蜀平的人生或许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和结局。但邓小平没有这样做，这恐怕是伟人的原则性吧。现在，我们是多么需要这种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不论亲疏的精神和风格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