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五中全会前整整一年，中共省级地方高官的调整大多集中在欠发达地区。有分析称，一方面因为中国全面脱贫五年“冲刺期”在即，将精英人才向偏远底层倾斜，有助于巩固执政合法性；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共重用官员的传统政治策略，让一批政坛“潜力股”赴边远地区磨砺锻炼，丰富履历。这种排兵布阵颇有“一箭双雕”之妙。
10月26日中共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据香港大公网10月26日消息，十八大前后，省级地方党政“一把手”曾进行过一轮密集的人事调整。此后虽然省级地方官员人事变动不断，但涉及党政“一把手”的调整并不多。不过，从2014年下半年至今，中共省部级高官调整频次明显加快。
梳理公开资料可见，一年多来，中共省级党委、政府一把手出现人事调整的十个省市区，除了天津之外，其它均属欠发达地区。当中包括，辽宁——近两年中国政坛的“黑马”李希，2014年刚刚由上海市委副书记调任辽宁省长，跻身正部级，一年之后又再升省委书记，执掌GDP位居全国第七的工业大省。陈求发从湖南省政协主席任上调往辽宁，接替李希出任省长。
吉林—曾是自治区外唯一的少数民族省长、又是目前现任省级党委中唯一少数民族书记的巴音朝鲁，去年9月升任吉林省委书记，他也是近些年来为数不多的担任过一省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一把手”的官员。从他手中接过省长一职的是在国有大银行深耕多年的金融专才蒋超良。
河北—十八大后现任省委书记“首虎”周本顺在北戴河会议前被拿下之后，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紧急补位主持河北大局。
贵州—赵克志外调河北之后，履历完整、经验丰富、仕途被看好的陈敏尔快速上位，并且书记、省长“一肩挑”长达3个月，直至最近国家卫计委副主任孙志刚空降至黔出任新科“代省长”。
海南—2014年底，前任省长蒋定之“因身体原因”回老家江苏任职后，曾在福建沿海工作长达38年的国家海洋局局长刘赐贵空降海南接掌省长一职。
山西—山西发生坍塌式腐败后，“负有领导责任”的袁纯清调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王儒林空降山西，担任山西省委书记，被赋予整顿山西吏治、提振山西经济的重任。
安徽—年满65周岁的张宝顺成为2015年第二位离开省级党委书记团队的高级官员，而两年多前从中央“空降”安徽的王学军，则升任安徽省委书记。曾任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的李锦斌接棒出任省长。
云南—2014年底，原省委书记秦光荣调往全国人大任职，李纪恒卸任省长职务升任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陈豪则空降出任省长。
新疆—努尔·白克力罕有地以少数民族高官身份入主国家发改委出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时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雪克来提·扎克尔补位成为自治区政府主席。
在这当中，有不少主官组合都像贵州新班子一样，由来自沿海发达地区的官员和有中央部委工作经验的官员搭档组成。譬如，曾在上海任职的李希及有国防科工系统背景的陈求发；曾在浙江创下不俗政绩的巴音朝鲁和从国有大银行华丽转身的蒋超良等。
尤其是在主抓经济工作的省级政府班子的人事调整中，注重将国家部委官员派往欠发达省市区任职锻炼的趋势非常明显，除了上文提到的陈求发、蒋超良、刘赐贵、陈豪之外，还包括赴任黑龙江省副省长的国防科工局副局长胡亚枫，赴任江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的工信部副部长毛伟明，赴任河南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的公安部交管局局长许甘露，赴任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的商务部部长助理李荣灿，赴任青海省副省长的工信部总工程师王黎明，赴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的农业部党组成员、人事劳动司司长曾一春，以及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唐仁健等。
这批“空降”官员能给这些欠发达地区带来什么，目前尚未见到明显成效。但一般而言，来自沿海发达地区的官员，大多视野开阔、敢想敢干，交流到欠发达省份，能够带来新思路、新方法，弥补内地干部在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上的不足，改变当地官员群体安于现状的“守摊子”思维，促进干部队伍新陈代谢，防止思想老化和僵化。而从中央下派的干部，除了对中央政策精神领悟更透彻、执行更彻底、运用更灵活外，还大多具备干劲足、学历高、专业性强等特点。尤其作为“京官”过去在中央工作中积累的人脉，往往成为地方难得的资源，一些资金、项目也便跟随而来。
例如2009年，三星电子对外宣布，将在中国建立一个以研发生产世界先进的20纳米闪存芯片为主的半导体工厂。消息传出，北京、重庆、苏州等十多座城市都伸出了橄榄枝。2010年7月，工信部副部长娄勤俭出任陕西省常务副省长后，2010年12月，项目花落西安。成为陕西省长后，娄勤俭又推动工信部与陕西省共建西安邮电大学，根据协议，工信部将支持该校承担国家相关科技项目。
支撑合法性基础
要深究这种将实干型人才资源向欠发达地区倾斜的用意，就必须理解这种排兵布阵之外的现实背景。
在官方媒体的报道中，习近平被认为是具有“扶贫情怀”的大国领袖，23年前在福建宁德担任地委书记时，他就写出了人生第一本个人着作——《摆脱贫困》。中共十八大后，他又多次深入贫困地区调研考察，足迹遍及河北阜平、甘肃定西、湖南湘西、山东临沂、新疆喀什、陕西延安、云南昭通、贵州遵义等地，并提出了未来5年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施政目标。
这种“扶贫情怀”很大程度上缘于其年轻时的知青经历。10月16日，他在北京出席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时特别回忆了这段日子，称自己未满16岁便下乡当了7年农民，对那时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以至于在此后40多年里，始终将扶贫作为“花的精力最多”的一个重要内容。
更重要的是，这种“扶贫情怀”也显示其对“载舟覆舟”的千古警思、以及中共执政架构面临的风险和危机具备较为清醒的认识。解决底层民众的温饱问题，带领他们同步进入小康社会，一方面可以淡化“红二代”执掌江山之后客观带来的阶层隔阂，争取最大群体的拥护和支持，另一方面无疑也可为其十年执政周期添上一笔可观的政绩。
前不久，王岐山在会见一些外国政要和知名学者时，首次公开论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称其“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这虽然算是中共话语体系上的重大突破，但同时也表明了，这个话题在中共最高层领导中并非禁忌。
可以说，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已经经历了从以意识形态为主向以领袖魅力为主转变、又由以领袖魅力为主向以统治绩效为主转变的演变历程。当前，中共执政合法性主要来源于统治绩效，以此支撑着整个执政体系的合法性基础。能否让金字塔底层感受到政策甘霖，是体现执政绩效、维护政权稳定的根本保障。这也便是习团队接班以后，始终采用顶层设计、中层限权、底层让利的治理模式的用意所在。
而当下，“十三五”规划出台在即，扶贫开发是其中重要内容。在余下的5年“冲刺期”里，中国能否如期完成扶贫任务令人关注。在此关头，安排一批敢干事、能干事的经济能人向扶贫一线集聚，显然希望通过“精英扶贫”模式释放红利提供“增量”，赢得这些地区的“民心所向”。
提升“后备军”竞争力
当然，这个也并非在五中全会前密集调兵遣将的全部用意。应该看到，这对于丰富“后备军”资历、为下一步乃至十九大铺排布局，无疑也是内涵深远的一着棋。
在连续几年的反腐大浪淘沙之下，各地方原本的政治生态被打破，一些窝案、串案连发的地区，更是暴露了许多大小老虎上下勾结的问题。此时五湖四海启用人才，可以瓦解地方主义下的“山头与圈子”，避免形成新的“帮派”、“团伙”或其它形式的利益共同体，与中央抗衡。
另一方面，地方治理人才匮乏，正是这些后起之秀大显身手之时。倘若能在艰苦地区沉下心静下气，这段基层锻炼的实践经验就将成为其政治履历上的亮点，为其今后在竞争突围中添加砝码。
“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行伍”。中国现行体制下的政治精英选拔模式认为，从政者青年时期有过在最基层从事艰苦工作和劳动的经历，有利于了解社会民生，磨炼意志，砥砺节操，对其一生的成长和进步有着重要作用。事实上，历届国家领导人多有在艰苦地区磨炼的体验。而今将这些有能力有干劲的年轻干部“下放”到欠发达地区，显然是希望以此丰富其工作履历，拓展后备干部培养链和成长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