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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五中全会除了常规的中央候补委员“递补”中央委员的程序外,习近平能否打破循规蹈矩的用人常规,出现中共许久未用的“增补”调整也成为外界关注的话题。
“增补”不同于递补,是在中共高层对某职位有用人需要时,进行的临时选人的扩充措施。而在历史上,中共经过文革的血雨腥风洗礼后,面对改革开放的难题以及中共元老的相继辞职,新老交替出现断裂带的局面,邓小平就曾引用这一办法填补用人空缺。而现在,虽然中共所处时代不同,但习近平所遭遇的挑战可能堪比邓小平,例如经济改革进入“抉择期”以及反腐造成的人事断层,故动用“增补”这一杀手锏并无不可能。
198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任命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批准了这一任命,并“增补”杨静仁、张爱萍、黄华为国务院副总理。其中,张爱萍还是中央军委委员的身份“增补”。
邓小平文革后的大幅度“增补”,除了灵活地让人才“八仙过海”,培养经济以及国内治理各个领域都需要领班式人物,“增补”还应该是更加强化当时中共政策及确保稳妥实施的一种考虑;另一方面,由于文革刚刚结束,许多人的心中仍然存有权斗之心,为了确保新生的经济发展政策不受到权斗的牵制,邓小平可谓远虑,国务院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各职均有“增补” 的产生,实为着眼全局观的一种体现。反观这次中共五中全会,中共也值实现一百年奋斗目标之际,出于经济转型以及内部治理的考虑,应该也可能会实现“增补”。
五中全会人事动向受瞩目
此外,1985年的十二届五中全会的“增补”幅度更大,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员,进行了局部调整,增选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姚依林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外,其余5人均是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增补”。此后的十三届到十四届五中全会也都有“增补”人选产生,不逐一赘述。
由于十二届五中全会正值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这五年被视为中国命运突变的五年,要经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因此“增补”政治局委员的行为,是当时邓小平的一种审时之举。然而,反观现在中共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慢冲刺”,又逢“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时期,可以说现在堪比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的重要时间节点,且都遭遇的困难和挑战,因此也不排除习近平会在此次五中全会对中央政治局有“增补”贤才的可能性。
回到现在,十八大后,已有100多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军级以上干部被查。其中包括蒋洁敏、李东生、杨金山、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和苏树林7名中央委员,以及李春城、王永春、潘逸阳、万庆良、陈川平、王敏、杨卫泽、朱明国、范长秘、仇和、余远辉11名中央候补委员。如不出意外,令计划的中央委员资格,将由现在排名第一的中央候补委员刘晓凯递补,以此类推。
但是,目前的省级行政“一把手”,有七人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候补中央委员,他们分别是上海市长杨雄、贵州省长孙志刚、四川省长魏宏、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海南省长刘赐贵、云南省长陈豪和安徽省长李锦斌,这七人可能会出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列席区。而以海南省长刘赐贵为例,其常务副省长毛超峰是中央候补委员,省委常委陈志荣是中央委员,如果不改变这一“反差”的局面,势必会在后期的“十三五”规划以及政策实施上遇到困难,而习近平也应该会考虑一些省部级“双非”增补中委或候补委的可能性。另外,作为十八届中央委员的天津代理市委书记黄兴国能否跻身政治局,获得“增补”殊荣也值得外界关注。
由于近年来习近平提倡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原则,不排除今后可能出现中央委员的地方空降或是频繁调职,形成自上而下的“高配”。另一方面,因为十八大后中共反腐力度的加大,在省部级出现诸多职位空缺,一种 “蜂窝式”断层呼之欲出。进行“增补”或许是解除中共燃眉之急的一种办法之一。
除此以外,在军委方面,此前习近平就曾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实现军委副主席的“增补”,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增补”张万年、迟浩田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王克、王瑞林为中央军委委员。另一方面,随着外界关于军改消息的几番热议,如成立军事纪检系统和监察系统,以及国防部增设机构等,无疑届时将需要大量中央军委坐镇,也给军委“增补”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
此番五中全会值军改之际,也应当是中共的用人之际。随着中共反腐的节奏带入军队末根深处,随时有可能触碰一些利益集团的纵深点,出于稳定军心及军改顺利执行的考虑,中共“增补”中央军委的可能性存在。
而“增补”中央军委意味着中央军事委员会将会扩容,现在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由四总部、海陆空七大军区、武警总部、二炮、国防部等机构构成,扩容可能意味着军纪委等部门的正式加入。这样的话,刚刚落地的二炮的军事检察院及军事法院,及外界盛传的四总部合并为的国防部等,将均是出现“增补”人选的热门机构。
京西宾馆还在封藏五中全会的诸多谜题,外界只能从蛛丝马迹中获取些许信息,如果此次五中全会有“增补”情况的出现,大可静待中共十九大的党代会上逐一批准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