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对于正在北京紧锣密鼓召开的五中全会，也许在中国的很多地方仍然只是一个政府宣传栏里陌生的名词。庙堂之中的事情，他们并没有那么多闲暇去关注，他们还要为艰难的生计奔忙终日，在他们眼中，乡长、镇长就已经是天大的官。而在中国，即便标准已然放的很低，这样的人也有7,000多万，他们的符号是“贫穷”。
在五中全会召开当天的10月26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具体配置出炉，该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任组长，副组长为国务院副秘书长江泽林、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总政治部副主任贾廷安、中央农办副主任韩俊、发改委副主任何立峰、民政部副部长宫蒲光、财政部副部长胡静林、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成员更是广泛囊括了中组部、外交部、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等37个部门的有关负责人。
习近平曾说自己“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而今配置豪华的扶贫工作小组成立，7,000多万人翘首企盼的小康是否已经指日可待了呢？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使用“小康”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由此开始，“小康社会”就成为中国政府在规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时的战略构想。20世纪末，小康社会基本实现，中共十六大于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共十八大更是将“建设”改成了“建成”，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这个目标的时间点就是2020 年，也即“十三五”的收官之年。
中国贫困人口绝对量仍巨大
中共明确指出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就意味着在未来五年，7,000万人要完全走出贫困。回头再看小康的量化标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元人民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8,000元，恩格尔系数低于40%，每千人医生数2.8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95%以上……要全面建成这样的小康似乎还很遥远。
客观来说，中国在扶贫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无需置疑，但随着社会建设的重点从量到质的逐步转移，5年7,000万，2020年必须实现……类似这样壁垒分明的卡线式表述，是不是能很好的解决当下国情内的问题？
“急功近利”也许在曾经是一个好办法。在十三五之前的十二个五年规划（计划）中，急超猛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从“八五”开始，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遵循市场规律，从而提前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而后“九五”顺利推进了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双转变，再其后“十五”、“十一五”等均基本实现其制定目标。
可以说，五年计划（规划）的整体成功使得中国领导层彻底打消了对于此种发展模式的疑虑，以中国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似乎都可以在五年内完成。
很显然，对于7,000多万的贫困人口，中共继续保持着同样的态度。
但也许，现实并不会那么乐观。中国的贫穷人口不是一两天形成的，也不是西欧北欧那样小面积、小区域的贫穷，更不是单纯靠福利、靠砸钱就能解决的贫穷。脱贫不单是要脱离“贫”的现实，最根本的是要把产生贫穷的原因彻底解决，之于“扶贫”，或许“治贫”更加适当，而既然是“治”，就必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中共的出发点当然是好的，然而部署到地方，部署到乡镇，乃至到具体的贫困个人，其实现的可能性与实施质量又会几何？五年，对于很多官员来说，即意味着一届任期，完成扶贫目标，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顶代表辉煌政绩的金帽子，为了政绩野蛮开发、野蛮建设的例子层出不穷，卡着2020年的“野蛮扶贫”自然也会出现。
中央有政策，下面有对策。地方上投机取巧自需批评，但某些时候一拍脑袋即下决策的中央也应当反思。
急病急药医，慢病慢药医。中国穷了几十年，这7,000万人不是睡了一觉就穷了，而是好几代积累长出来的穷根子，是当时当地的环境、政府、经济、个人等的综合结果，面对这样的情况，短短五年扶贫，这贴膏药或许能够盖住某些惹眼的伤口，但骨肉里面的病痛恐怕远不能减缓。
要消除贫穷，首先就得先正视贫穷。贫穷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天然的事实，随着时间或轻或重，总是在不断变化当中，刻舟求剑只能捞出一捧清水，当贫穷已经变得愈发复杂而深刻跑到了前头，若仍穿着以前的旧鞋来追赶，还能追的上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