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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底，有三个人曾经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的人数进行过调查，他们是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这三个人现在周伯萍还在。20世纪80年代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作报告时讲了一个事情，说他们三个人让各省填一个表，到底饿死多少人，说是几千万。周恩来总理看了这个统计报告后下令让他们赶紧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后，周恩来还不放心，再次致电询问他们你们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甚至连脑子里的记忆都销毁了。本文摘自田俊武的个人博客，原题为《周恩来为何下令销毁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死亡人数统计数字？》。
周恩来工作照
最近看了冯小刚拍摄的电影《1942》，使我对1942年发生在河南的大饥荒有了深刻的了解。那一年，河南发生百年不遇的大饥荒，有3,000万灾民饿死，甚至发生了母亲煮食自己亲生婴儿的惨象。面对这一人道灾难，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却置若罔闻，其对人民生死的关怀甚至不如一个美国记者白修德。在 1959年-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饿死的人数，比起1942的那次河南大饥荒，更是多得难以计数。甚至直到30多年后的今天，一提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亲历过的中国人都会不寒而栗。
但是，对于在这一“自然灾害”中到底死亡了多少人，人们却知道得甚少，因为这一数字从未正式如实公布过。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了《“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承认中国长期以来都将“大饥荒”时期的人口统计视为绝密，严防外泄。他写道：“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特别是由于这些数字中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 1959年净减1,000万，所以当时把它作为绝密资料。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经国务院批准，才将这些数字纳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也曾经提到：“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
为什么中国有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期饿死的人数准确统计而没有3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的人数准确统计？这是因为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的周恩来曾下令销毁这一数字。1961年底，有三个人曾经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的人数进行过调查，他们是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这三个人现在周伯萍还在。20世纪80年代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作报告时讲了一个事情，说他们三个人让各省填一个表，到底饿死多少人，说是几千万。周恩来总理看了这个统计报告后下令让他们赶紧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后，周恩来还不放心，再次致电询问他们你们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甚至连脑子里的记忆都销毁了。
由于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评判，共产党内出现了极不正常的情况。省委书记们在毛泽东面前讲假话，但是在实际部门上却讲真话。比如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在毛泽东那里大包大揽，说四川省形势大好，他们那里有粮食；但是在主抓粮食生产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粮食部长陈国栋那里却讨价还价，说中央征购粮食多了，要李先念和陈国栋少向四川征粮。不仅省委书记说假话，就连周恩来也向毛泽东隐瞒“大饥荒”的真相。中共党史专家丁抒说，周恩来“大跃进”初期曾主张制止冒进，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为了自保立即转向支持“大跃进”。就在“庐山会议”期间，国务院内务部向中共中央报告，14个省发生夏荒，其中9个省夏荒缺粮人口达3亿8,000多万人。所以在批判彭德怀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其实心里知道彭德怀是有道理的，他其实头脑是清醒的。但他就是心有余悸，小心翼翼，绝对不对‘大跃进’提出任何负面意见。他对这些坏消息从来不向毛泽东报告的。
官方一些史料说，作为周恩来的副手，李先念在“大饥荒”期间曾经提出减少粮食征购。但是，中共中央1959年3月底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把粮食征购率从1958年的29%猛升到40%。面对中央的决定，李先念也坚决执行，把毛泽东要全国学习河南省强行征购粮食的讲话越级向全国传达，加剧了各地的饥荒。《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一书的作者、曾任解放军成都军区《战旗报》编辑的王东渝指出，中共中央“先下手为强”的政策严重加剧了四川的饥荒。王东渝对川西地区的饥荒进行过深入调查和研究。他说，仅温江地区1959年11月到1960年就饿死了50多万人。王东渝说：“李先念在全国粮食会议上把毛泽东‘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讲话传达下去了。后来河南省委财贸书记宋致和在传达会议精神时说，‘李先念同志讲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如果不抓征购粮食，庐山会议精神贯彻后，群众就把粮食吃光了。征不到粮食，城市生活怎样安排。要求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同时，两手一起抓，一手抓征粮食，一手抓精神贯彻，早秋下来群众边收割边征购。’这个边收割，边征购就在全国许多省份执行。这就是造成1959年11月开始全国普遍饿死人的关键原因。”
王东渝还说：“那个冬春饿死人是断粮的问题，是完全没有粮食的问题，完全把粮食给农民搜光了。中央下的命令就是‘先下手为强’，把粮食统统搜光。他们自始至终认为农民在瞒产私分。你既然要瞒产私分，你反正都要瞒产，老子干脆给你搜光。搜光了以后你还是饿不死。为什么饿不死？你粮食是藏起来的。从上到下都是这个观点。”时任河南省信阳地委书记的路宪文1993年8月在回忆文章中透露：“1960年夏天副总理李先念到（信阳地区）光山县调查，车被满路的饿殍挡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要求‘提前强行征购粮食’逼死了信阳农民。”因为这个政策，信阳饿死100万人，史称“信阳事件”。
按说，李先念管这个事情，他就应该知道下面很困难了，粮食已经是不多了，已经收不上来了。但是，李先念为什么还是坚持要强行进行粮食征购呢？这里就涉及当时邓小平的一个讨论：说在四川山村饿死一个人，和在北京街头饿死一个人，影响哪个大？这个讨论后来演变为“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的观点。邓小平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有了邓小平这句话，当时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就积极宣扬“丢卒保车”的重要性，四川百姓的身家性命就这样被丢掉了。王东渝在《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一书中说，1960年底，四川省委在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农村按每人每天半斤留粮，这是 1959年底定下的标准。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说：1959年底实施这个标准后，一个冬春已经饿死了那么多人，再出乱子怎么办？李井泉反问宋文彬：“乱子已经出了，是先保京、津、沪，先保成都，还是先保你温江？”据当时担任巴中县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周永开回忆：当时从上到下贯彻的指示是：“京、津、沪缺粮，如果出问题，影响国际形象，不得了。”然而就是这个每人每天半斤的留粮，其实也是政府虚夸的结果，温江的百姓实际上连这点粮食也没有。
王东渝说：“根本就没有，因为它是浮夸的。这个账是怎么算的啊？我们的产量是由领导算、是由各级政府算的，不是农民的实际产量啊。比如说粮食一亩地只打了 500斤，他给你算成1,000斤。算成1,000斤，他说我收你400斤，收你500斤，你还有500斤嘛。实际上他只有500斤的产量，收完就没有了。很多地方是一粒粮食都没有，全部吃野菜，全部断粮，全部公共食堂停伙。”
对于四川省委书记李井全的欺上瞒下以及四川饿死人的灾难，邓小平是知道的。在1962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写了封匿名信给中央，控告李井泉，说四川饿死了很多人，李井泉有责任。这封匿名信被中央收到以后就开始要李井泉在四川组的小会上检查。李井泉被迫检查，而且在检查的时候还哭了，掉了眼泪，但是四川的干部对他的检查不满意，因为四川饿死人实在太多了。邓小平两次到四川去为他开脱，说该检讨的都检讨了，就是那么多问题。四川出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然后说停止追查李井泉的个人责任，保护李井泉过了关。
邓小平当年作为负责一线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对“大跃进”总体上是支持的。1958年1月间，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劲，是方向性错误。邓小平2月13日在四川省、地、县、社四级干部会议上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根据客观可能的条件加快建设。他强调说，只要是可能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就应该快。1958年3月份，毛泽东又在“成都会议”上多次批评“反冒进”，甚至上升到路线错误的高度，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 “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会议发言时说，“反冒进”是不好的，挫伤了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正因为邓小平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基本上是紧跟毛泽东的，所以对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饿死人数问题，他也是极端进行隐瞒，并为造成人口灾难事件的李井泉等人开脱责任。
所幸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所发生的惨剧，终于唤醒了当时领导人的某些良知。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前是紧跟毛泽东的，比毛泽东还左，说的话还极端，比如他在湖北浠水的讲话和在江苏的讲话，讲得很极端很激进的。后来回湖南调查一个月之后态度就转变了。《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蹲点调查的四十四天》这篇文章中说，1961年4月1日到5月15日，刘少奇率领中央调查组先后在湖南省宁乡县王家湾生产队、长沙县天华大队和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蹲点调查。调查期间，刘少奇认真听取了当地民众对公社食堂和‘浮夸风’等问题的意见。他在宁乡听取汇报时，对当地百姓有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表示认同，承认中央政策存在失误。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开会期间，要求召开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了解农村情况。上万名干部参加会议，大到省委书记，小到生产队长，谁都不敢讲实话。唯有洛宁县一个生产队长李成午冒冒失失地讲了真话，抱怨人民公社随意调用农民的粮食、牲畜、家畜和财产，“80%的劳力都被调去炼钢铁了，地里没人干活了。……人人都挤到集体食堂吃饭，集体食堂已经坐吃山空，没有粮食下锅了，就用榆树皮、野菜凑合，吃得解不下大手，孩子哭、大人闹，好多人害上了浮肿病，蹲到地上就拉不起来了”。毛泽东在3月8日亲自接见了李成午，赞扬说：“一万多人的代表会议，没有人敢这么讲实话。成午同志说得好啊！看来，‘共产风’是实。”毛泽东还对在场的洛阳地委书记、文革期间曾经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纪登奎说：“我去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办人民公社，没说叫刮‘共产风’。……吃食堂饭，实践证明不行，要搞人民公社，必须去掉食堂。”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195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说：“粮食分配到户，个人自愿参加（食堂），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还指示将自留地发还社员，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家禽。
2012年20日看电影《1942》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