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前几日，中国官媒披露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飙”强推24部门72位正副部长出京调研，一是为督查中央政策落实情况，是否还是“政令不出中南海”；二是为“十三五”规划提意见。近日，官媒又点出8位来自“民间”的专家学者林毅夫、吴敬琏等，以及地方官员曾进京建言，并称之为中南海的“特殊智囊”。再加上为制定“十三五”规划习近平多次离京会合“诸侯”以及李鸿忠和黄奇帆的受捧，这些都是中央层面向下倾斜的“接地气”动作，也可能意味着中国发展策略的一种调整。
一位长期观察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士向媒体表示，这说明当局已经意识到自上而下的改革已经进入艰难期，自下而上的改革或将再次占据重要地位。中共十八大后，新领导层密集推出了许多新政和改革规划，以三中全会决定为主要表现。不过至少在经济层面，诸多改革举措还停留在纸面上、日程表中，或者是实行后还没有转化成实际效果，比如京津冀大城市群和“长江经济带”逐渐从声势日歇，“克强经济学”陷入争执，而曾被各方寄予厚望的上海自贸区更是早就产生了“失败论”。
五中全会，习李为中国经济奠定基调
在中国整体经济形势难见起色的大背景下，中共新领导集体的经济规划和措施都显得暗淡了许多。中央层面或许是认为自己走得太快，其“顶层设计”有脱离实践之忧，并发生了向地方和一线倾斜的调整，再次躬下身“摸石头过河”。因此才有了习近平为制定“十三五”多次亲赴地方会合“诸侯”，广东的创新与和重庆的经验被热炒，重庆市长黄奇帆突然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10月13日，习近平在中共深改领导小组第17次会上称，必须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基层“改革创新”，应多听基层一线声音，取第一手材料。
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政治的体制性问题酿造危机，“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其表现之一。十八大之后，通过中央收束权力加强威势的方式大体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是同时存在的其实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下情不进中南海”。两个问题背后则是中央与地方层面脱节的现实。这也是薄熙来治下重庆能够“特立独行”的原因，还可能是三中决定难以落实并转为实效的原因。
事实上，改革开放30余年的发展，中央固然起到了放权和引领的作用，但主要动力却是基层、一线和地方的探索实践和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其试错教训被吸取，经验被总结，随之被中央广泛推广。不过，这种信马由缰的发展方式也导致了严重的问题和危机。中共十八大后的领导者力图将隐患悉数消解，其一个重要的解决思路就是加强中央的引领作用和调控能力，增加顶层设计的分量。三中全面的改革决定就是一项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方案。
不过目前来看，改革的具体实践进程较慢，或者说成效还不明显。中国经济形势的整体下行，使得改革者三年以来的努力显得微不足道。相对于过去数十年来高涨的发展情势，这种变化看起来确实是一种“挫折”。但是客观地说，这也是一种必经的过程，或许也不应怪罪中央走得太快或是顶层设计与现实脱节。
更合理的解释可能是，三中的顶层设计本来就是一个需要慢慢实现的蓝图，各地情况又各有不同，其操作难度确实较大。而且，决策者又希望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下实现转型和升级，也就是在尽量不经历“涅槃”的过程而直接实现“重生”，其难度系数自然更高。
有学者就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分析称，中国未来要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么“涅槃重生”，当下时刻因此具有决定性意义。曾经走在中国前面的很多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中国能否顺利在短时间内走过这一过程，还需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