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中共除了讨论如何发展之外，更着重提出了共享发展的概念。共享发展讨论的不是怎样去发展，而是发展的目的，是关于发展成果分配的范畴。会议公报称，发展成果要人民共享，财富人人享有，要实现“共同富裕”。
过去中共执政的重心一直是如何发展，汪洋称之为做大蛋糕。而共享发展的实质是财富如何分配，薄熙来称之为分蛋糕。2011年“重庆模式”正值火热之际，薄熙来提出先分好蛋糕再来做大蛋糕。而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则称，“分蛋糕不是重点，重点还是要把蛋糕做大”。有观点认为，薄熙来和汪洋的“蛋糕之争”代表了中共党内两种不同的施政理念。如今五中全会提出“共享发展”的概念，这可能是习近平为“蛋糕论”的争议拍板定性。
汪薄之争事关国运
2011年，正值十八大召开之前的关键时期。中共政坛上接九龙治水之余音，各派力量竞相争鸣，政治气象波谲云诡。在此情况下“重庆模式”以强有力的姿态闯入国人眼帘，其操刀者薄熙来一时炙手可热。薄熙来的“重庆模式”以公租房和户籍改革为核心，以财富再分配为方向，政改方向直指引起社会不满的贫富不均。
关于“重庆模式”，薄熙来称之为“一边分好蛋糕，一边做大蛋糕”，这是文革之后中共高层首次将“分蛋糕”放在“做蛋糕”之前。薄所称的分好蛋糕有两层含义，一是由政府主导，在未来的财富分配中更注重公平；二是针对已有财富的再分配，政府聚集民间的财富，通过提供以廉租房为代表的公共服务还之于民。薄熙来的头号“马仔”王立军曾称，“劫富济贫是世界通用的”，“十个人，把两个富的全干掉，两个一般富的一看，剩下的六个穷人会说干得好”。
五中全会，习近平提出消灭中国贫困
在薄熙来提出“分蛋糕”的第二天，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委会议上称“分蛋糕不是重点，重点还是要把蛋糕做大”。且意有所指地说，“这点是有针对性的，这不是新话，但是在这个时候强调它就有新意”。汪洋是公认的改革派的闯将，被认为擅长于发展经济。在十八大之前，广东的GDP几乎是重庆的6倍，并且依旧保持两位数的增速。
薄熙来的“分蛋糕”与汪洋的“做蛋糕”之争，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共党内影响最大的两种不同的执政理念，也可能反映了“保守派”与“改革派”这两个最大的派系之争。外界认为，优先分蛋糕，看似措施更为激进，更符合民意，但实质上是以红二代为代表的“保守派”的诉求。搁置财富分配的争议，优先做蛋糕，看似保守，实质上可能代表了“改革派”的理念诉求。将“蛋糕伦”与保守和改革之争联系起来，外界认为其原因有二。
其一，薄熙来所称的“分蛋糕”，前提是建设强有力的政府，在大政府的主导下重新分配财富，具体措施是以财政力量提供完善的住房保障和社会保障。其目的是为了削弱贫富分化，减轻民间对政府的不满，维护现行体制的长治久安。其二，汪洋要求优先“做蛋糕”，核心意图是“搁置争议，优先发展”。改革派认为，无论公民的政治诉求还是对体制进行改革，都需要整个公民阶层素质的提高，与公民素质密切相关的是教育与文化，教育文化发展的基础是经济。经济达到一定阶段，政治改革水到渠成。
习近平的公平情结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共享发展”的概念。所谓的“共享发展”，其目标是发展成果人人共享、财富人人享有、实现共同富裕；其方法是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教育免费、精准扶贫、社保改革；其资金来源是通过扩大国企上缴利润比例，甚至直接转移国企资金，在不增加税收的情况下让人民得实惠。在社会财富总量固定的情况下，“共享发展”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劫富济贫，劫的富是国企、央企的富，济的贫是社会上的下层民众。
外界认为，“共享发展”是习近平治国理念的具体化。习近平在上台之初就表达了对公平公正的重视，2014年习近平的新年贺词的主题是“改革是要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政治局学习会议上，习近平称“要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而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农民被广泛认为是“失落的群体”。执政三年间习近平多次重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核心的价值追求”。
五中全会“共享发展”的目的可能与“分蛋糕伦”相似，都是为了消除社会中对贫富分化的不满情绪，为了让社会更加公平。而中国社会的不公平，其表象之一是贫富不均，“胡润百富榜”创始人胡润称，“中国隐形富豪太多”，榜上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其表象之二是权力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以至于权权交易存在于从地方到中央的角角落落。
有观点认为，不公平的根源在于权力失衡。根据一家国际媒体的统计，中国富豪集中于民间商人、国企和政府官员三个群体中。央企和官员与权力密切相关，民间商人也与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权力交易更是权力的直接衍生品。无论是要“分好蛋糕”，还是实现“共享发展”，都不可避免的要碰触到权力。
从洪秀全朴素的“有钱同使，有衣同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到毛泽东的绝对平均的人民公社实践，中国民间一直有着强烈的平均公平的诉求。正是因为这点，薄熙来的“分蛋糕论”才为他赢得巨大的民望。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运动，从某方面看也寄托着民间对财富与权力不公的愤怒，隐含着仇富的隐秘心理，因此得到了民间的广泛支持。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享发展”，要让人人享有发展成果，如果真的实践将触动现在的财富分配体制，可能将会遭遇巨大的阻力。
如何实现公平？
要实现所谓的“共享发展”，做到习近平所称的社会公平，需要政府大量的投资。在政府财政收入接近0增长的情况下，这个目标更显艰难。
习近平为实现此目标，采取了开源节流两种方法。从开源上看，根据十三五规划的内容，政府将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并且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分为税、利、债、费四个方面。其中的利就是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收入。国企甚至于央企作为国家所有的企业，其利润会按比例的上缴给国家。过去二十年央企狂飙突进，规模扩大好几倍，但其上缴的利润比例偏低。央企渐渐成为部门利益的“自留地”，国家从中获取的收益并不高。
习近平要求提高国有资本授意上缴财政的比例，并且是逐步的提高，这意味着国企上缴更多的利润将成为常态。国企增加上缴的利润，财政收入就能在不增加税收的情况下增加，政府更有底气提升底层民众的收入。并且国企特别是央企上缴利润增加，作为隐形富翁批发地之一的央企自我截留的财富变小，变相的截断了隐形富翁的财富之源。这一增一减之间，实现了降低贫富分化的效果。
从节流上看，十三五规划规定，政府将开放电力、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市政公用等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一直以来，电力、市政等基础设施投资是财政支出的大头之一。政府习惯依靠财政的力量，来推进这些基础性行业的发展。虽然政府投资数以千亿计，但效果并不明显，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等领域更是腐败的多发地。政府的大笔投资落进“苍蝇”的口袋，百姓难得实惠，而且引起民间对腐败的不满。
政府放开这些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民间资本进入电力、电信、石油、天然气等领域，能大大的降低政府的开支，并减少腐败的风险。财政资金从基础设施领域抽身，可以更多投资民生领域，可提高各地最低收入标准，也可用于扶贫和教育。而这些领域对民间资本开放，必将推动一大批大型民营企业的出现，有利于增强民间财富力量。
不同于薄熙来“分蛋糕论”的空中楼阁，习近平的“共享发展”有着具体入微、切实可行的政策支持，这些政策将在十三五时期在全国推广。当然，切割国企利益意味着触动了一大批人的“蛋糕”，将会遭遇暗中阻力。但在习近平的强势推进之下，这些政策成功实践的可能性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