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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月，中共在北京召开国民党一大 60周年学术讨论会暨孙中山研究学会成立大会，纪念国共第一次合作。会上，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讲话中建议：“只要大家都以祖国统一作为共同的前提，以诚相见，多商量，多交换意见，问题总是不难得到合情合理的妥善解决的。”她强调“祖国统一”是“历史的主流，分裂只是短暂的插曲”。她向台湾“忠告”：“孤悬海外，受制于人，这种局面终究是很难长期维持下去的。是非利害，何等分明。孰去孰从，不难立决。”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看到邓颖超的讲话后，于同年2月16日发表公开信回应邓颖超的统战谈话，对邓讲话中谈到的“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问题，宋美龄认为，“共产党政权已早知无法再可侵蚀金马台澎之复兴基地”，所以重演“统战伎俩”。宋美龄认为，国共两次合作，国民党两次上当受骗，以致大陆沦陷，难道还想有第三次？宋美龄指出，“今日真正之中国乃在台湾”，奉劝中共“再次信服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1938年，武汉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长宋美龄（中排左四），副理事长李德全（中排左五）与部分常务理事、负责人合影，后排右一为邓颖超
以下为宋美龄公开信全文：
颖超先生大鉴：
年前“四人帮”倒垮前后，闻先生几遭险厄，是至受怵受迫，将至自尽边缘，幸卒无恙。论先生在共产党中党龄如此资深，尚时陷于朝不保夕之境地，令人侧恻然不已，近闻报载在我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十周年纪念会中，曾作一次演讲；追念在我先总理中山先生主持下，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容共”（非如所言联共）及“扶助工农”三大革命政策，兹将当时决策之来源为先生道。
按当时国家处境危殆，外则有世界列强企图恣意瓜分中国。加之各帝国主义藉用不平等条件之各种特权，不断榨取我人力、物力、资源，以填其欲壑。国内则有大小军阀猖獗，生灵涂炭，民生凋蔽。我总理深感于此，乃为求中国在国际享有平等待遇，呼吁世界助我自助，亦即取消束缚我之不平等条约。但世界列强犹如聋瞶，不加理会。此时仅新起之俄国苏联政权、别具心裁，予我革命基地广东，以有限之械弹，得一箭双雕之收获。当时，苏联政权被各国歧视，世界地位极为孤立，其予我一臂之助。既可博得全世界受压迫众生之好感，又可以炫耀列强之前，颢示苏俄政权及是有正义之政权。且在广大之中国顺理成章，树立一将来来征服世界不绝之兵源，亦即充当其炮之资源。假此机会肆意吸收训练基干分子，以贯彻以苏俄所控制之全世界苏维埃帝国之推行与实施。名利双收莫过于此。
再者，当时大会通过之“容共”政策，旨在联合国内一切反军阀、反帝国主义之力量。其实，共产党之力量，证之于当时所谓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由上海法租界僭逃至嘉兴南湖开会），到会者仅十二人耳。其首脑人物为陈公博、周佛海、张国涛、董必武、毛泽东等。事实上，国民党乃是中国共产党之保姆。
盖若非仰赖当时国民党之掩护、育养，其使能成为后日之党耶？且如陈公博、周佛海等，终亦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而摒弃之。由共产主义信徒摇身一变竟成为后日之汉奸。此亦共产党头儿脑儿，对主义信仰一大讽刺。或曰：“何以谓国民党为共产党之保姆耶？”须知当时共产员参加我国民党之党政军者，乃先宣誓效忠国民党，永矢勿渝，总理及党中央无分彼此。尤其依个人旨趣选择参加，戚其资历，委以权位。但总理郑重指出；共产主义不适中国国情。此一最基本要旨，共产党对之讳莫如深，始终企图瞒骗世人。反之，共产党徒都锐意阴谋成立共党细胞于我单位中，扩张潜力，并进一步攫取武力。后日之叶剑英、彭德怀、贺龙、林彪以及过气小军阀朱德（夤缘当时江西朱培德主席之关系，得为南昌警局长，结困酿成南昌暴动，并携去全部警察枪械及党羽而潜）。曾任广东时代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及党中宣部代部长之毛泽东等人，无一不宣誓效忠国民党，而后背叛誓言，成为国党之一群叛徒。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喊出“炮打司令部”、“拥护造反派”等等口号，多数人均认为共产党政权何以提倡背叛共党本身。及后思之，此因毛泽东叛逆成性之习惯也。其乖桀暴戾，犹险于江湖草莽之盗贼行为。此试与中外综理国家万机之政治家，总拥有静穆之修养与磊落之风格相提并论，乃造成强烈之对照。谅先生必默许余言。
回忆前在重庆抗战时期，曾与大姐孔夫人与先生聚首交谈，征询先生对当时抗战问题及国家前途之展望余二人均认为先生之认解超群。娓娓道来，理解精透，所谈及之问题，均无偏颇之处，实我当时女界有数之人才。迄今思之，先生谈话所表逹者。言皆由衷欤？抑受共党指使而饰言欤？始不究其内容真伪。犹记曾告家姊，若邓颖超能为国家民族效一己之力，必脱颖而出，甚至超颖而出也。
又何必沉湎于被泰半犹太人所不齿之德国犹克思理论所蛊耶？固然一九二○年时代马列理论，曾在俄国得手，凭借许多因素侥幸成功，此实由于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沉醉于“时髦心理”，令马列邪说弥漫于知识阶层，大都自认为马列信徒或马列崇拝者。尤其在法国，几乎造成任何人不能诵说几句马列恩教条，则必被目为白痴或非知识分子之风气。袛要是马列教条，即不求甚解，“囫囵吞枣”，犹为天诏（近日时代杂志）亦有叙述法国知识分子之盲从风气，加之左派理论家沙特（JEAN PAUL SARTRE）不时以辨证及逻辑语汇，撰写似是而非之文字，莠言惑众（近两年来已逐渐经阿宏（RAYMOND ARON）驳斥至体无完肤）。
周恩来先生正在当时此种热潮中留法。接受马列理论熏陶，待李立三路线失败后，共产党二万五千里流窜时期，遵义会议前夕，周先生得有领导地位，但卒被毛泽东所夺取，论资格、人望、能力、见解周先生均凌驾乎毛泽之上，本当续任共党军委主席，但在遵义不右系惑于前途荆棘满地，事不可为？抑被毛泽东以小小“三面红旗”打法使之望陷阱而却步？抑虽有领袖欲而却无领袖之势力及自信耶？此在龄思考中，始终为一费解之疑窦。
泊闻先生所言，谓中国共产党人是“言必信、行必果”，此乃指所谓“文化大革命”对同胞之信诺耶？抑指先生几遭不幸而言耶？据所闻知，大陆人民名“共产党”为“破产党”即家破人亡之谓也。故对共产党之言行稚子亦难予置信。龄近闻由大陆探亲返回自由世界者云，其亲戚窃告：“台湾固然反共，但更反共者，是大陆手无武器亿万遭殃之人民也”。并佥认为台湾为自由灯塔，未来脱离苦海复苏之唯一希望与力量。共党中央欲利用先生与吾党宿旧关系，再次游说，岂非有意置先生于“养媳妇做媒人”，身不由己，令先生愧赦难堪耶？近三十余年来，共产政权已早知无法再可侵蚀金马台澎之复兴基地，乃重袭统战故技，以恶言毁谤为张本，或以蜜语骗诈为武器，企逹成“三度合作”。
殊不知第一次北伐，我总理寛大容共，遂使原不过五十余人之共产徒，经中国国民党襁褓鞠育后造成騒扰动乱凡十四年。及再次容共，乃当中日战争，国家存亡关头。先总统不咎既往，诚恳相待，原望其回心转意，以抵御外侮为重，岂共产以怨报德，趁火打劫，铸成大陆之沉沦。二次惨痛，殷鉴昭昭，一而再之己甚，其可三乎？
再者，先生以前若为国民党员，相当以同志相称，若以相对立场及友谊，亦当以周夫人或邓女士称呼，恐嫌此乃BOURGEOIS 布尔乔亚之称谓。然共产党惯以连名带姓之称谓，恕龄碍于中国人之庭训，对任何人均以礼貌相待。此我中国文化所熏陶者，谅不见怪。先生高寿已登耄耋，当已无所恐惧，若发出肺腑，则请规劝大陆迷途诸君：“学习中山先生之榜样”，再次信服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复使大陆民众，犹如台湾同胞享有安乐、富裕、有希望、有前途之生活。不然，则将如李自成、张献忠、张邦昌及跪于杭州岳坟之秦桧夫妇铁人永受万世唾骂。须知今日真正之中国乃在台湾，邯郸学步，犹未晚焉，惟希三思之，即此顺祺。
蒋宋美龄（签名） 谨启
民国七十三年二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