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9月3日，北京举行阅兵，庆祝在二战中打败日本70周年。图为坦克开过大屏幕，屏幕上显示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是中国史教授，也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er on China in the World)的创始人暨主任。他刚刚推出的《中国故事年鉴2014：共同命运》(China Story Yearbook2014: Shared Destiny)是一本生动的文集，讲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由贾佩琳(Linda Jaivin)和金玉米(Jeremy Goldkorn)编辑。白杰明以可读性和知识的深度为标准，选择了这些文章。1972年，白杰明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中文，从此开始了他的事业。1974年，20岁的白杰明前往中国留学，先后在北京、沈阳和上海居住过。文革末期，他在中国东北做了一段时间采摘苹果的工作，观察了毛泽东主义的崩溃。从1978年到1991年，他为香港的中文报章撰稿。1989年后，他一直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工作为主，有时候也拍电影、写书，甚至曾为澳大利亚总理涉及中国的发言提供建议。
他在访谈中解释了，为什么说要理解习近平执政期间的做法，“就必须对毛泽东有基本的理解”。
白杰明
问：你长期观察中国的状况，你觉得观察习近平时代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答：对于一个曾在澳大利亚、中国和日本的大学求学的历史学者，以及一个从李克曼(Pierre Ryckmans)那里了解中国，跟他读博士学位的汉学家来说，习近平时代就像是天赐良机。中国人统治国家的“黑魔法”包含王朝式的治国方略、官方推行的儒家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以及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混合的改革举措。
我喜欢把习近平称为中国的“COE”——全抓全管的老总(Chairman of Everything)。习近平执政期间，为构筑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运用了以上的传统。有些人曾以为中国“就想成为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或是以为它能与欧美过去的模式相契合，对于他们来说，理解习近平时代就是一个挑战。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疏于阅读毛泽东著作，不重视马克思主义传统，对中国古代王朝的遗产也不熟悉，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确实非常令人困惑。
问：中国有些人称习近平为“习帝”，两者间否有相似之处？
答：自毛泽东时代以来，这种事情已经司空见惯，即使头脑相当清醒的分析师和观察家，也常把中国领导人称为皇帝，或者说想当皇帝。这会产生一种舒适的隐喻氛围，中国朋友也经常鼓励这么做。它让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行为，超出了正常或可知的境界，重申了中国人所说的独特历史和久远的政治传统。毛泽东是一个玩弄帝王传统的专家，他凌驾于被他操纵的派系之上，追求自身激进的政治和个人目标。
当然，习近平渴望达到甚至超过这种程度。但他欠缺毛泽东的领袖魅力，也不能像毛泽东那样灵巧地把体制和人民玩弄于鼓掌之中，这倒不是因为缺乏尝试。官方对他吹捧逢迎，到处都有他的身影，这让人想到了其他更老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情结。皇帝们远远更为克制，也更加远离传媒。
问：当前言论自由遭受的打击对网络创造力有何影响？
答：这位全抓全管的老总被官方媒体称作“习大大”。毫无疑问，“习大大”时代的一个缺憾就是枯燥乏味。面带戚容的宣传主管刘云山、令网民扫兴的鲁炜和习近平本人一起，让中国的文化和学术生活沉郁了下来。与此同时，由党掌控之下的国家也在极力吹捧自主创新和创造力。这样的矛盾统一，难道不会让一个半毛主义的国家陶醉不已吗？
中国对我们理解发展、进步和现代性的叙事所构成的一个挑战大概是，在后现代威权主义制度下，创新变革即便无法繁荣，或许也是可能的。还是说有人只会从其他地方盗取创意，再用官方控制的夸张言论声称是自己的原创？
问：您觉得民族主义失控了吗？
答：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失控很多年了。1989年6月4日以后，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了代价不菲的再教育活动，强调中国特殊的国情、强烈的“国家意识”和伟大的历史。中国的独特性由此在民众中扎下了根。
但这种独特性受到了台湾和香港的威胁。台湾采取了大为不同的社会政治道路，而在香港，殖民主义遗留下的复杂影响，融入了当地的身份认同和政治意识。市场改革在中国内部带来的多元化，也对其构成为了威胁。
当然，中国追求强盛的夙愿正在达成，但在这个过程中，它形成了一个一党制的民族国家。除了不懈的警方行动外，这个国家还通过大肆宣传和在公开场合好勇斗狠来维持统一。但还有“另外一个中国”，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见多识广、对事物有所怀疑、博览群书，通常都有丰富的旅行经历，且是现代全球社会的一部分。这“另外一个中国”常常会被禁言、忽视或误解，但即便是在习近平任期结束之后，它也还是能蓬勃生长。
问：五年后的中美关系会是什么样子？
答：对一个澳大利亚人来说，这是一个让人感到不舒服的问题，特别是因为我的国家几乎参与了美国在二战后的每一场冒险行动。这些行动大部分都很血腥，代价高昂，结果却并不理想。因此，生活在一个与美国有盟友关系，且敬重美国的国家，我只能希望，如果美国和地区内的伙伴继续实行“威慑中国”的政策，最好能取得成功。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希望中美两国能够依照我的同事休·怀特(Hugh White)提出的相当理想化的路线，即“亚太协调”(Concert of Asia and the Pacific)来达成谅解。［休·怀特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国防研究中心战略研究学教授。］然而，作为一个20多岁时曾在信奉毛泽东思想的大学里接受过教育的人，我有时候会比较阴暗地想，一系列地区冲突很有可能是未来几年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