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站在放映着自己照片的大屏幕前，对着现场的300人，西装革履的李世鹏有点紧张。发言稿是事先写好的，但他时不时中断几秒，好像忘了词儿。金山CEO张宏江揶揄瞬间转换身份的他“有点做作”。
“微软门徒”李世鹏
在一幅拍摄于2001年的照片上，李世鹏与比尔盖茨忘情地谈论着技术问题，那时他穿一件黄色高领衫，外面套橘色短袖T恤，典型GEEK的打扮，胸前一行白色的字，“Get questions？”，背后是笃定的回答，“We get answers”。在张宏江这样的前同事心目中，李世鹏的标准形象就该如此，层层叠叠的套头休闲装，登山鞋，站在白板前，就科研课题与人彻夜争论。
此前，李世鹏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在研究院工作十六年。11月3日，他正式加入科通芯城，成为其首席科学家。李世鹏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创始团队中最后一位离开的科学家，也是目前已知的份量最重的加入智能硬件行业的顶尖科学家。对48岁的李世鹏而言，这是职业生涯的重大决定。
前来参加发布会的除了媒体，多数是他曾经的同事。他们扯着手、互相拍着肩膀，以名字而非“某总”相称。他们频频忆起在微软研究院的时光，就好像回忆原乡。该院主要从事计算机基础研究，是微软公司在亚太地区设立的研究机构，也是微软在美国本土以外规模最大的一个。如今它拥有250名研究和开发人员，300多名访问学者和实习人员，但在它成立那天，全部员工只有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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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圣诞节，张亚勤告诉李世鹏，自己决定回中国帮微软建立一个研究院，李世鹏颇为惊讶，“我们刚转了一大圈，千辛万苦拿到绿卡，又要回去？”
张亚勤是著名的中科大少年班的“天才”，与李世鹏是校友，当时他们都供职于Sarnoff公司，张亚勤已经在业内颇有名气；李世鹏则一年之内拿了公司两个奖，事业蒸蒸日上，他们的美国式的成功都可以预见。
难道要在此时回国？
张亚勤说，你应该回中国看看，中国正在发生变化，是巨大的机会，人生中遇不上几次这样的机会。言下之意，不参与进去，你不会平静。
1999年初，去国七年的李世鹏回到中国，参观了刚建成不久的微软中国研究院。当日的北京，四环还没有通；研究院所在的西格玛大厦是最好的办公楼之一，门外居然是菜地。在计算机领域，中国的科研水平很低，“国内领先就可以交差了，只在自己的圈子里沾沾自喜”，顶级的学术会议上，几乎没有中国人出现。
李世鹏看到了在中国做研究的不足，也看到了机会。当时的微软中国研究院求才若渴，不吝对他表达诚意：李开复带他去京城最好的馆子吃饭，又在白板上画出一道上扬曲线，“这是微软成立以来的股价曲线，每年都翻倍！世鹏你要来，工资都是零花钱！”
微软团队 1999年
1999年5月，张宏江和李世鹏同机抵达北京，入职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中国研究院像冲破寂静的黑马，在中国引起震荡，每周接到数千份简历，面试数百人。“国内IT产业中已经有许多聪明人，他们渴盼机会，研究院成立前三年就像1977年恢复高考时的盛况”，李世鹏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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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呆过的人，不管是三个月、半年抑或十余年，都感念于它提供的研究环境。
历任院长至今为人称道，李世鹏对他们不吝溢美之词。李开复“温文尔雅，非常幽默，和他在一起总是笑声不断，他让你放松，觉得和他在一起没有压力，但实际上，他的压力是无形的”；张亚勤从不使用命令语气，“他是个绝对信任他人、绝对放手的人，他让你想去做、敢去做。”
曾担任主管研究员的徐迎庆对那里的科研氛围很赞赏，“你说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不用你操心。”
它是宽松的，却也是激烈的。李世鹏平时温和良善，一进那间被称为“火药库”的会议室就变成另一个人，能和同事从下午争论到凌晨；人们甚至渴望争论，徐迎庆解释说：“你必须敢和导师在学术上吵架，你如果有不同意见而不发表，你就走。因为一个人的智力永远有限，看到问题不指出，就是对同事的不负责任。”
研究院是IT人才的梦工厂，在微软16年，李世鹏培育出四位MIT TR35奖的获得者（世界上35岁以下的最有潜力的35位创新者）。
“今天看一下中国乃至大中华区的学术界，在计算机领域顶尖的会议上出现的那些名字，你会发现其中很多很多曾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待过。它为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计算机产业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无人媲美的贡献。”这是张宏江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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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此前办公12年的西格玛大厦五层，曾被戏称“全中国智商最高的地方”，那里的人简单、直接地处世，根本不屑于勾心斗角。在李世鹏看来，聪明的人天生骄傲，“不是我为了阻止别人而做什么事，而是我不服气，要做得更好。”
徐迎庆记得，他每天走进研究院办公室，就像看到一群奋力思考的大脑。尤其在重要学术会议或重大论文的投稿截止日之前，他们拼命赶工，极端一点的例子是，有人完成一项任务后，仅仅几米的距离都走不过去，中途就倒在地上睡着了。
“研究院的气氛就是这样：兄弟们都玩命往前冲，你不好意思不玩命。”徐迎庆说。
2001年11月，微软中国研究院更名为微软亚洲研究院，此后又衍生出微软亚洲工程院、互联网搜索技术中心等机构。迄今为止，已有超过300项从这里诞生的创新技术转移到了微软产品中，包括Office、Windows、Bing、VisualStudio、Xbox Kinect、WindowsPhone等。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微软亚洲研究院称为“世界上最火的计算机实验室”。微软总部雷德蒙的产品部门遇到问题，比尔盖茨会建议他们去问问“中国的那帮聪明人”，“那边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一段搏命时光结束，李开复会请大家抽雪茄庆祝，或者奔赴KTV放松，李开复善唱台湾流行曲，张亚勤什么歌都会，李世鹏自谓“五音不全”，非到纵情时刻不会开口演唱保留曲目《红高粱》主题歌和《九月九的酒》。
欢聚时的喧嚣，凸显的是这群男人的寂寥：他们多数已婚，但家人都不在身边，于是戏称自己为“MBA”，Married But Available。如李世鹏，当年跟随太太去了美国，入职微软亚洲研究院以后，已与家人分隔十六年。
2001年初的微软内部技术节，李世鹏饿着肚子，在总部讲解视频智能编码技术，正想歇会儿，有人走到他面前，说了声Hi，李世鹏觉得面熟，一时没想起他是谁，继续想他的智能编码，三十秒后，他大叫一声：“Bill！”后者冲他点头微笑。
事实上，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李世鹏可能是向比尔盖茨汇报最多的人。“听研究部门的汇报是Bill最开心的时候，他很敏锐，随时问各种问题。”李世鹏的语气，像是谈论一位知音。
张宏江把研究者分成两类：一类是Genius，一类是Others，李世鹏是他见过的少有几位Genius之一。李擅长在一团乱麻似的僵局中找出几个关键点，稍作改变，以极少的成本解决问题。
在Sarnoff公司期间，李世鹏将摩托罗拉高清电视的内存成本降低到原本的四分之一；一个小组为LG做的音频解码器在杜比测试系统中连最低等级C级都没有达到，李世鹏改进后，通过了A级测试。其实他只改变了原解码程序的一个比特，加了一小块额外逻辑。
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后，李世鹏的研究集中在视频编码领域。1999年，李世鹏带领团队将他们的提案——也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提案第一次推进了MPEG国际标准，让中国在这个领域从此有了说话的权力；2000年，P2P刚刚兴起时，他将P2P技术运用于流媒体之中，被誉为“P2P流媒体之父”，之后多家P2P流媒体公司的创始人都曾是他的实习生。
七八年前，李世鹏注意到移动互联网即将成为未来所在。当时关于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只有简单的地理定位，李世鹏开发出一套更为丰富的系统：根据位置和用户习惯来推测用户需要，推送信息，完成动作，诸如推送符合用户口味的餐厅，或一键购买用户喜欢的演出门票……这些技术完成于2008年，李世鹏和他的小组在微软内部推出了一款被命名为Easy Life的应用，但它没有被公开发布。
几年过去了，他看到自己未被发布的技术被一个个分散的小公司变成产品，以千万甚至亿为量级的人群，每天被使用。
大公司有大公司的考虑——据说微软的门槛是，一款产品不到十亿美元的量级不能发布——但在“唯快不破”的年代，许多小公司以野蛮、自由的方式迅速做出产品，频繁迭代，占领市场。
这种局面有时让李世鹏困惑：自己的价值在哪里？他的办公室里，170多块“专利石”堆在桌脚下，落满了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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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李世鹏和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同事一起去深圳考察，被深圳智能产业的发展状况震惊，“这么大的资源，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呢？”一个月后，他在机场与科通芯城及硬蛋董事长康敬伟相遇。康谈到自己正在做一个智能硬件平台——这正是李世鹏想要做的事情。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十六年，李世鹏无数次接到猎头电话，他都拒绝了，他在等一个真正的机会，这一次，它真的来了。六月的最后一天，李世鹏下定了跳槽的决心。
过去的十六年，正是中国IT产业飞速发展的阶段，中国在世界互联网产业份额中的份额从近乎为0，到了今天的23%。
张宏江觉得，李世鹏选择了恰当的节点：创新创业已成为国家战略，互联网+、云和智能硬件是未来最重要的三件事，而智能硬件是互联网+的实现、云的落地的基点。
在这之前，曾参与创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元老”们已先后出走。2006年，李开复入职GOOGLE；2010年，张宏江加入金山；2011年，徐迎庆去了清华；2014年，张亚勤进入百度。
徐迎庆、张宏江他们谈到为什么离开，都带有一种“外面的世界更精彩”的憧憬，不过，离开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人，没有一人对它发出恶言。
“公司没有任何对不起你的地方，从研究院的阿姨到送水果的工人，都把你服务得很好，可是你心里有一种不平静，就像1998年我们在美国心里的那种不平静一样。”张宏江说，“这种不平静让你茶饭不想，你看到中国发生的一切，从沙尘暴到卡拉OK，从街边的烧烤到电视上的《爱你没商量》，你看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迅猛发展，IT产业迅猛发展，你内心激荡，觉得自己如果跟这些发展毫无关系，会非常非常失落。”
在这批科学家看来，当初渴望融入时代浪潮的渴望，至今仍在，“今天世鹏跳出微软、进入科通芯城，就像当初从美国跳回中国”——驱动他的还是那种不平静，那种在白板上创立一件全新之事的渴望。
“40岁之前，我每天都会问自己，今天做了什么？是不是白活了？后来也许是年龄增长、生活安稳，我不再问了。有天我突然觉得发慌：要这么继续下去吗？我需要再度Push自己，找到当年的感觉。”李世鹏说。
有个朋友劝他，要不要停薪留职，去外面试试，不行再回来？李世鹏谢绝了这个提议，“有后路就不会全情投入。我会失去很多，经济上、职务上、安稳程度上，但不破釜沉舟，做不出什么大事来。”
他理想中的平台是无界的：清除中间环节，对接大公司或研究机构的技术或专利到创新公司，对接创新公司的需要到研究机构，对接小公司甚至个体之间的需要，让小而轻的组织联系起来、自由协作，李世鹏也从为一家公司服务变成为成千上万家公司服务，他的技术优势、对专利认证的了解、培养年轻人的经验，都是他促进行业前行的武器。
“我从不认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只提供我一份工作，它更像一所学校，予我许多给养。上了十六年学，我该毕业了”，李世鹏说。他出来了，发现曾经的同窗在更广阔的世界里相聚，和多个旧同事的合作已经展开，这些注定站在时代潮头的人，在各自离开微软之后依然是合作者与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