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巴黎的恐袭事件，震惊了整个世界，以至于它被称为法国的“9.11”，整个世界差不多都要因此而行动起来了。但在义愤与行动之余，我们有必要对近年来世界秩序当中的乱象做一些更深的思考。
“花可以与枪对抗”包含着以德报怨的崇高道德标准
比如，在遭遇恐怖袭击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见义勇为”。
在不安的世界里 见义仍需勇为
前些天，半个世界都沉浸在巴黎的悲痛之中，然而，就在距离巴黎2,000英里之外的中东小国黎巴嫩，有这样一位英雄父亲，他为了挽救上百人的生命牺牲了自己。爆炸发生在当地一个人口密集的商业区里。据美国公共国际广播电台（PRI）网站11月14日报道，第一个袭击者开着一辆装满炸药的摩托车冲向人群中引爆。第一次爆炸发生，瞬间造成惨重伤亡。爆炸发生后，附近的人们纷纷赶来救援。一位父亲当时带着女儿也在现场，他们目睹了第一次的爆炸。第一次爆炸几分钟之后，就在附近人群越围越多的时候，出现了第二个自杀爆炸袭击者。袭击者浑身绑满了炸药，冲进了第一次爆炸现场附近的救援人群。在那千钧一发之际，这位父亲猛冲上前，把绑满炸药正在冲向人群的自杀袭击者按倒在距离人群一段距离之外。人肉炸弹爆炸，上百人得救，而这位父亲他牺牲了。
他是Adel Tormos，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是拯救人群的英雄，他告诉我们在不安的世界里，见义仍需勇为。
今年8月，在一辆布鲁塞尔开往巴黎的火车上，恐怖分子的子弹已上枪膛。要不是车上两个度假的美国大兵，以及其他同车旅客的挺身而出，一支备有5只弹夹的AK-47，已经足以制造一起更早的“巴黎血案”。
当下的社会氛围中，存在着普遍的“去崇高化”的舆论倾向，这或许是因为以往的道德形象过于“高大全”，人们对道德高调逐渐排斥甚至逆反。弱化见义勇为中的牺牲色彩，将其还原为一桩人人可为的寻常行为，正是这种倾向的直接反应。但是，反对道德高调，并不意味着道德没有高下之分，“去崇高化”也绝非意味着崇高不复存在。无论如何扩展见义勇为的外延，“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仍然是见义勇为行为中最值得钦佩和褒扬的一种。
无论如何定义，见义勇为的基本含义中，正义和勇敢始终是最核心的要素。没有这样的基础，代替见义勇为的很可能不是见义智为，而是见义不为。从2016年1月1日起，湖北省武汉市将实施新版《武汉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新版中，见义勇为的定义是：在法定职责、法定义务之外，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人身、财产安全，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或者抢险、救灾、救人的合法行为。与老版相比，删去了“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等昂扬的用词。
可以说，武汉新版《条例》确实可以放宽见义勇为的标准，使见义勇为成为更多普通人可以践行的善举。但这样的改变，绝不意味着对奋不顾身的见义勇为的否定。只要是出于行为者的自由选择而非道德绑架，奋不顾身的见义勇为，就永远是最值得钦佩和鼓励的壮举。
鲜花能否对抗AK47？
和见义勇为相比，最近又有个视频让人百感交集。有记者在巴塔克兰剧院外采访了一对亚裔父子。小男孩说恐怖分子很坏，他要搬家。他的爸爸摸摸儿子的头说，“坏人哪都有，他们有枪，但我们有花，花可以与枪对抗保护我们。”
“花可以与枪对抗”——这个看似煽情的安慰，也包含着以德报怨的崇高道德标准：极端组织通过暴力、杀戮，想要达到的目的正是传播恐惧、煽动仇恨，我们不应该落入他们的圈套。更没有理由把这仇恨和恐惧的种子，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对于“伊斯兰国”所诉诸的群体而言，他们在现实世界当中感受到巨大的不公，但却无能为力，在他们看来，现实世界就是个暴君。这些挫败者为自己寻求意义感与出路的努力，呈现为一种“贱民民族”的精神结构，形成对现实世界的深刻敌视。
被黑暗洗脑的人，看到的自然就只能是“黑暗”。假如说因为这些失败的人的打扰，我们也开始相信世界是黑暗的，那才叫鬼迷心窍，变得像他们一样失败，是很不值得的。我们的温柔、勇气和宽容没有被摧毁，暴恐分子就永远赢不了。
因为这个社会黑暗，我就有理由卑鄙无耻。这种逻辑简单而粗暴，首先，它的前提就是一个不明所以的抽象的假前提，一种虚构的幻想的“伪现实”。其次他提倡的应付现实的手段，那种“你坏所以我要比你更坏”的手段，也是充满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悖谬。因为如果所有人都相信“你坏所以我要比你更坏，”结果没有好，只能是坏的无限恶性循环。
相信“花可以对抗枪”，这句话中的花和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信”两个字。这个世界真实的美好，就是由所有人的“相信”组成的。你相信温柔可以改变世界，这个世界就会温柔起来，你相信暴恐分子那一套，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充满恐惧和暴力——当然，如果你要问我要不要制裁巴黎恐袭的恐怖分子，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这丝毫不能影响我们的信仰：和平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