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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台湾的林丽韫，曾7次出席中共全国代表大会，6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50年代，她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日文翻译，见证了中日建交谈判。上世纪80年代，她更亲历了台湾海峡两岸往来的风风雨雨。2014年第6期《世纪风采》，作者孟兰英，《“台湾之女”林丽韫》。
林丽韫在一次会议上发言
出生在台湾的林丽韫，曾7次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6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上世纪50年代，她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日文翻译，见证了中日建交谈判。上世纪80年代，她更亲历了海峡两岸往来的风风雨雨。
“我是台湾女，更是中国女”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丽韫以台湾同胞的身份当选为中央委员，为世人所瞩目。
林丽韫，人称“台湾之女”。1933年，林丽韫出生在台湾省台中清水镇。3岁时，由于清水发生了严重地震，林丽韫举家迁往台北。自幼年开始，父亲便教育她是中国人，我们的国家古老而又文明，在海峡的对岸还有辽阔的大陆。林丽韫的童年，虽饱尝帝国主义侵略的苦难，而宝岛的迷人风光，却深深地留在她的记忆里。
1940年，上小学二年级的林丽韫又随父亲远离故土到日本的神户安了家。她在日本中华同文学校学习，她对中国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学校里，她还和同学组织了“留日同学会”、“读书会”，看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斯诺的《西行漫记》等著作，才知道有中国共产党。她个人的背景、经历和得天独厚的语言条件，为她日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52年7月，年仅19岁的林丽韫告别了亲友，只身乘坐香港货轮，取道香港，几经周折，终于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大陆。回国后，有人称她为“台湾的女儿”，林丽韫则强调说：“我是台湾女，更是中国女。”
意外事件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林丽韫初到北京时，正赶上郭沫若和廖承志组织发起召开“亚太和平会议”，大街小巷都张贴和平鸽的宣传画，她为这种气氛所鼓舞着。当时有关部门见她还年轻，就鼓励她继续读书。不久，她考上了北京大学生物系，学习品种改良，打算将来要以农报国，成为一名农业专家。
翌年，一件意外的事情，改变了林丽韫一生的命运。她回忆说，“1953年，旅日华侨组成抗日烈士遗骨奉送团来到北京，其中就有许多台湾同胞。我的父亲林水永作为奉送团成员，受到了廖公的接见，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廖公。他对台湾同胞问寒问暖，十分亲切，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林丽韫所说的廖公，就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与何香凝之子廖承志。廖承志当时负责中共对日、对台事务。众所周知，在中国与日本正式建交之前，在日本东京建立的“廖承志办公室”，便起着“民间大使馆”的作用。日本人习惯于称“廖公”为“廖桑”。
从此，廖承志等中侨委领导便开始知道了出生于台湾、成长于日本，既精通日语又精通台湾闽南话的林丽韫。之后，林丽韫的生活轨迹也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1953年，台湾在日本的华侨大量返回祖国，亟需林丽韫这样的人才参予接待，她被借调到天津参与归侨的接待工作，后来又被调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开始了长达20年的中日民间友好交流工作。
这20年间，林丽韫有幸先后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郭沫若、廖承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日语翻译。当时，在英语方面，中共高层的翻译官有唐闻生、章含之、王海容，法语方面有齐宗华和罗旭，而日语方面则首推林丽韫。
见证中日建交全过程
从1954年开始，林丽韫就为周总理做翻译工作，直到1976年总理去世。由于在日本生活了12年，林丽韫的日语不仅流利标准，而且带着关西口音的发音柔和悦耳，被周总理称赞为像说苏州话一样好听。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林丽韫担任了主要翻译，见证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此外，她曾多次随团访日，自己也曾作为团长、副团长率团出访，促进了中日两国的民间友好往来与交流，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最使她难忘的是1979年陪邓颖超副委员长出访日本。日本政府破格按国家元首接待了邓大姐。林丽韫随邓大姐看望了为中日友好作过贡献的日本各界老朋友及其子女，参加了设在京都岚山的周总理词碑揭幕仪式。
对于周恩来的外交风格，林丽韫也有细腻的描述。她回忆了田中角荣首相访华时的一件小事：中日建交谈判结束后，中方在上海举行欢送田中首相的宴会。那天的宴会总共有几十桌，气氛热烈。大平外相情绪高充，频频敬酒。这时，林丽韫听到田中用很惊讶的口气说：“哟，大平君，不得了，这么能喝酒啊？你的酒量这么大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啊。”林丽韫将田中的话告诉了总理。
不料，田中很普通的一段话，总理就听进去了。不一会儿，总理就对她说：“小林，你跟我走。”
林丽韫跟着来到大平外相身边。此时，他正兴高采烈地给桌上的客人们敬酒。
周总理十分巧妙地对大平说：“大平先生，请同我们一起回座位吧。”大平此时还没到喝醉失态的地步。就这样，总理很自然，很体面地在别人都还没感觉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将大平请回了座位，没让他再喝下去。
有一次，日本社会党的领袖浅沼稻次郎的夫人到中国，周总理在大会堂的北门等着客人来，天气很冷，他回头问林丽韫：“小林，你想浅沼夫人会穿什么衣服来呢？”因为同一天林丽韫在北京饭店看见过她，所以随口回答说：“我看她是穿着裤子吧！这么冷的天气，应该不至于穿日本和服那么不好穿的衣服来吧！”然而，那天浅沼夫人却仍按日本礼节，穿着和服盛装而来。穿日本的和服是不好迈步的，她在北门台阶一步一步往上迈，冷风吹着，周总理回头批评她说，“小林，看你主观主义！”然后马上向警卫交待，将浅沼夫人的车调到地下室，回去的时候由地下室走。当时林丽韫觉得很惭愧，周总理站在那里思考事情，突然回头问她浅沼夫人会穿什么来，是想问浅沼夫人会不会不太暖和，她却没有更多去考虑这些事情。这一切，林丽韫都看在眼里，刻在了心里。“总理就是这样从生活细节上去关照人家，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邓大姐鼓励：要勇敢地挑起这副担子
1973年，林丽韫作为两名台湾籍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共十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尔后的1975年，她又作为13名台湾籍代表之一，第一次以台湾省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人大常委。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祖国大陆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同年12月，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恢复工作。邓颖超任组长，廖承志任常务副组长。当时，邓大姐和廖公的想法是：要在台胞和祖国大陆之间建立一个民间的纽带，通过定居大陆的台湾同胞，起到桥梁和沟通作用，他们想到要成立一个民间组织来做这项工作。于是，成立台湾同胞联谊会就成为中央对台工作总方针中的重要一环。由谁来担纲这个重任呢？廖公首先想到了林丽韫。因为从20岁开始，廖公几乎是看着她长大的。廖公了解她，不论是什么工作，林丽韫都会“服从命令听指挥”，都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毫无怨言。只要她接受了，就会专注地投入，专心地去做，没有任何杂念。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成一行。
1980年11月，浙江省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省级台湾同胞联谊会。紧接着福建、北京也相继成立了台联。
在全国台联筹备期间，邓颖超表示希望林丽韫担任全国台联筹备工作负责人，林丽韫没有想到这个重担落在了她的身上，她回忆：“邓大姐常对我说，由于30多年的隔绝，台湾同胞对我们很不了解，台联应该是同乡会性质的团体。同台胞沟通，增进海峡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邓大姐还要求我们做好生活在祖国大陆台胞的工作，团结他们为祖国大陆的四化建设多作贡献。”
邓大姐之所以点将林丽韫当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筹备组组长，源于对林丽韫的了解。作为台湾同胞和归国华侨，她的身份和经历使她更容易理解台湾同胞的心态，也更容易和他们打成一片。最重要的是，林丽韫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和为党的事业忘我工作的那种品质。邓大姐知道，万事开头难，已隔绝了30多年的两岸同胞，再沟通一切都会很艰难。而筹备这件事，成立这个组织，也要有这个资历和能力，才能起到这个作用，才能挑起这副担子。
1981年12月22日至28日，全国台湾同胞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台湾各族同胞的爱国民众团体——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也在北京成立。林丽韫由筹备组组长正式当选为会长，同一天她被中央书记处任命为党组书记。“那次大会，李先念同志亲自到会出席，还有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他们接见全体代表的照片都刊登在了我们的第一期会刊里面了。”林丽韫愉快地回忆说。
邓颖超、廖承志等中央对台领导小组的领导同志，都对这一新生的群众团体以高度重视，认为它能成为一座沟通长期处于隔绝状况的两岸同胞的桥梁。那时，邓大姐每个星期五固定要在中南海武成殿召开一次对台领导小组工作会议。林丽韫担任全国台联会长以后作为列席成员也参加了会议。在武成殿，她经常会碰到当时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罗青长、汪峰等同志。他们都在邓大姐和廖公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那时的对台工作非常非常的直接。廖公致蒋经国的信的起草讨论过程我都参加了。作为列席成员，中央对台领导小组讨论的会议我们都参加了。对于每次会议的精神、政策都要掌握得非常清楚，会后就各自分头到自己所管辖的部门去做贯彻落实。”
把台联真正办成“台胞之家”
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成立后，林丽韫被选为第一任会长。以后她连选连任，共3届9年，工作卓有成效。
回忆起全国台联创建之初时的情形，林丽韫说，当时还没有专门的办公场所，3个人的办公桌对在一起，位置小得连椅子也放不进去。平日办公用，开会时就变成了会议室，而加班的时候又变成了临时卧室，条件虽简陋，可大家依旧干劲十足。后来，在廖承志的关怀下，全国台联的办公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有一次，廖公当着国务院秘书局的同志说，‘你们要多帮助小林他们，尽快帮他们解决房子、车子、票子问题。’在廖公的关怀下，台联的办公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后来再次见到廖公的时候，他笑着对我说，小姑娘现在是五子登科了。”
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从来就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全国台联成立之初的头等大事就是落实台胞政策。林丽韫说，“那时，邓大姐常向我询问台胞政策落实的情况，也不时提醒我，大陆台胞还戴着‘帽子’又怎么能取信于岛内和海外的台胞呢？那些含冤过世的台胞，政策上也要一一落实，要善始善终。”那些年，为了给各地台胞落实政策。林丽韫经常亲自带队远赴新疆、海南等地，检查政策落实情况……在中央落实政策办公室的领导下，全国台联用了3年时间，平反台胞中的冤假错案1028起，纠正错判刑事案件432起，将错误下放农村的407户收回城镇，妥善安置了台籍待业青年3078人，使大陆台籍同胞的政治待遇得到了彻底的改变。随着落实台胞政策工作的深入，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胞已放下了长期存在的被怀疑、不被信任等沉重的思想包袱，精神上也进一步得到了解放。
从1981年到1991年，全国台联在林丽韫的主持下，为国内的3.8万名台胞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落实党对台胞的政策，充分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为受冤屈、遭错误批判的台胞平反；为他们办实事，解决实际困难；安排台胞离退休后的生活；开展联谊活动，为岛内台胞回大陆探亲、旅游，两岸文化学术交流及台胞在大陆投资，提供方便，牵线搭桥……
1991年，林丽韫出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此后，她所接触的服务对象不仅仅是台胞了，所有海外侨胞及归侨的工作她都要关心、过问。与此同时，林丽韫还兼中国侨联顾问、全国台联顾问、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顾问、国务院侨办海外交流协会的常务理事等职务。
从1983年起，林丽韫便带团出访美国、加拿大、日本、巴西等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她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每一处有台胞聚集的地方，建立起了一条海外台胞与祖国大陆双向沟通的大通道。这10年间，在党和国家的关怀和帮助下，林丽韫借助全国台联这个平台，用一颗真挚的心，换回了海外及岛内台胞隔绝多年的心，温暖了大陆台胞曾经受伤的心。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和林丽韫的名字联系在了—起。
1991年5月，第四次全国台湾同胞代表会议在京召开。张克辉当选为会长，林丽韫等10位同志为顾问。
从一张白纸，空手起家创下台联会。从筹建到决定离开，10年的时间转眼过去了。如果说从回国到中日建交，到当选中央委员，这位小姑娘的青春是在伟人身边度过的，如今的林丽韫则把自己的盛年献给了祖国的统一大业。任届期满，她没有遗憾。
“清水之光”透出浓浓乡情
林丽韫办公室书橱里的书大多与台湾有关，熟悉她的人知道，她有太多的台湾生活形成的习惯：喜欢喝高山茶，吃台湾菜，用闽南语与家人交流……几十年来，她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家乡……
林丽韫说，她7岁时离开台湾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回到故土。她非常想念自己的故乡台湾。台湾的亲友也很想念她。但是由于海峡两岸长期阻隔，无法来往……
1988年，她90岁高龄的姑妈从报上知道了林丽韫的“下落”后，便委托一个山东籍的台湾老兵借到北京探亲的机会，找到了她。当林丽韫从这个老兵的手上接过90岁姑妈的生日彩照时，刚强的她不禁潸然泪下。这是一张林家七八十人、四代同堂的合影。
第二年夏，林丽韫的姨妈、舅舅携着儿孙一行八九人到京看望了林丽韫。1993年，林丽韫的四叔也带着儿孙到京看望了她。每谈及此，林丽韫总是感慨万分，：“哪有让老辈亲人先来看我这个晚辈的道理，按理说应是我去台湾拜访他们！”
1993年，她96岁的姑妈在台湾去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她未能如愿进入台湾为其奔丧。
在1999年，林丽韫作为少数民族艺术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了台湾，她终于有机会回到朝思暮想的故乡。
林丽韫回到台中县清水镇老家时，清水镇轰动了。家乡父老对她非常热情，都以林家出了这么优秀的女性为荣。清水镇镇长主持欢迎仪式，还特地做了一块纪念牌送给林丽韫，上书四个大字：“清水之光”。这四个字，反映了乡亲们对她的敬佩之意。
在台中民族公园，台胞们拉起林丽韫一同唱起高山族歌曲“我们都是一家人……”离开台湾时，陪同访问的台湾乡亲流下了不舍的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