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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的12月7日，习近平到广东进行了他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的第一次地方考察。 习近平在讲话中表明了他此行的用意：“之所以到广东来，就是要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现场回顾我国改革的历史进程，宣示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坚定决心。”
以广东考察为起点，习近平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总体设计，相关领域的各项改革渐次展开。
在习近平考察广东三周年之际，今天（12月3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发表了1万3千余字的长篇特写报道《习近平改革这三年》，首次披露总书记当年考察时的诸多细节，对三年来全面深化改革的起点、路径、成就以及接下来可能面临的阻力进行系统梳理。
这篇长篇报道指出，习近平上任后首次考察路线，与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的路线基本一致。1992年小平“南巡”是为了肯定一条鲜血开创的改革之路，习近平此行接过了邓小平的发令枪，在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广东再次发出全面改革的动员令，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面对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和执政党自身出现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后，采取了坚决有力的系统措施，重塑执政党的形象，解决中国面临的困难。
报道写道，十八大召开后，中央对如何推进改革，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准备。期间习近平去湖北考察，是去广东考察之后的又一关键节点。
在湖北，习近平不仅第一公开提出了改革的五大关系，也第一次公开表露了改革要解决的六大问题。
对于五大关系，习近平明确表示，“这是对湖北的讲的，也是对全国讲的”。他的湖北之行因此被认为是改革定调，给当时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定调。
报道指出，三中全会之后的很多改革思路，都是对五大关系、六大问题的具体阐释。新一轮的改革采用“先试点、再推广”的思路。习近平在五大关系中还重点强调了“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并以自己在厦门担任副市长期间的故事为例，说明了改革要“识水性”的重要。
这篇报道还揭秘了深改组成立的一些细节：在制定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时，有人“旧话重提”，指出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就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但通过之后，落实情况并不到位，以致改革并不理想。于是，是否成立一个机构来统领改革，成了起草组要考虑的问题，最终是习近平拍板决定成立了深改组。
报道还指出，三年来，很多改革都是中央最高领导下了决心之后才得以推行的，如在提出要将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作用由“基础性”上升到“决定性”时，最后就是习近平一锤定音。此外，新一轮改革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立法先行”。无论是自贸区试验，还是计划生育政策调整，都是全国人大通过后方才实施。以前法律为改革开绿灯的时代不再。
报道还指出，这一轮改革强调了改革的“六位一体”，比之前的“五位一体”，增加了一个“党建”。在习近平的全面深化改革蓝图中，“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是一个重要内容，这一点被写进了三中全会的“决定”。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也成了改革要解决的六大问题之一。三年来，习近平在治党上频频出招，推出了反腐、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等各项举措 ，赢得了广泛的党心民心。他在西柏坡参观毛泽东旧居时，强调：“要使我们的红色江山永不褪色”。
对于三年的改革实践，报道回顾梳理了民营银行、商事登记、财税改革、自贸区试验等方面的有效进展。同时援引专家观点指出，改革要进一步推进，还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虽然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但是经济改革目标的实现，主要障碍都不在经济领域，而在于党政领域，这是当下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
报道认为，作为这场全面改革的掌舵者，习近平深刻认识到改革的困难，并做好了足够的准备。正如他三年来在多个场合强调的那样，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报道最后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必须赢!
阅读原文： 《南方周末：习近平改革这三年》
2012年11月15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记者见面，习近平发表讲话。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王辉、严亮/图）
2012年12月，习近平在温暖的深圳开启五天的广东之行，这是他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国内35次考察调研中的第一次，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
“三中全会召开两年来，一些改革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国企改革的思路刚提出时，学界有不少叫好声，但很快就有人发现，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政府，积极性没有想象中那么高。而习近平在多个场合说，中国改革已经进入到攻坚期和深入区。
接下来的改革，将不可避免触及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利益调整，遇到的阻力也会越来越大。“面对的暗礁、潜流、漩涡会越来越多，因此现阶段推进改革必须识得水性。”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要快也不能太急，要在合理范围内掌握它。
“为什么说北方的粳米好吃，就是时间长啊；土鸡好吃，也是物质积累没有偷工减料。”
张卓元回忆，当时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在讨论时，有人感到，一下子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跨越太大，最后是习近平拍板采用了这一提法。
中央八项规定提出不要铺红地毯，“有很多乡镇也写一条不铺红地毯。它从来就没铺过，你现在还给它找出个事来，还想起要铺红地毯了！”
与国企改革“让利”不积极相比，各地在争试点、要政策、争享“溢出”效益方面却一个比一个积极。
三年来，除了反腐，中央领导层还先后推出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顿四风等举措。在习近平看来，这些都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也要触动利益关系，也要主动纠错，这都是改革。”
今年深圳遇到上了少有的“炎”冬。
11月22日是24节气中的小雪，深圳莲花山公园内的气温高达30度。邓小平塑像前，围满了身着短袖的游客。塑像后面的一株高山榕树，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考察深圳时栽下的“愿望树”。
那是习近平就任总书记之后第一次到地方调研，接着他又去了珠海、佛山、广州。这是一条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走过的路线，习近平此番重走颇具深意。
习近平在讲话中表明了他的用意：“之所以到广东来，就是要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现场回顾我国改革的历史进程，宣示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坚定决心。”
“改革”二字，在邓小平“南巡”20年后又成了热词。此后3年，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的路径、领域、突破口进行了新一轮的设计，全面深化改革在相关领域渐次启动。
但正如习近平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所言，中国改革经过三十多年，“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回顾这三年，一些改革在大力推进，一些改革正面临艰难障碍，另一些改革在等待启幕。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参与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文件的起草工作。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些重要的改革涉及比较重大的利益调整，阻力较大，但也要看到，改革的势头正明显加快。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没准你们今天能见到总书记。”
习近平抵达深圳的日期是2012年12月7日。此前4天，时年72岁的陈开枝接到广东省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有位重要领导要到广东来，希望他不要离开。
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陈开枝作为广东省委副秘书长，与时任省委书记谢非一起全程陪同。“我已退休多年，一般的事情不会找我，这次是一位省委副秘书长亲自给我打电话，”接待经验丰富的陈开枝意识到，“可能是习近平要来。”
陈开枝是习近平的“老熟人”。早在1978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广东省委主要领导，陈开枝当时是广东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习近平去广东时，两人开始认识。陈开枝回忆，习近平一家对他有几种称呼，习仲勋夫妇称呼他为“开枝”，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称他为“叔叔”，习近平则叫他“秘书长”。此次在深圳相遇，习近平仍然称他为“老秘书长”。
因为父亲习仲勋，广东对习近平而言，还有着另一份特殊的意义。正是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的勇于破冰，深圳经济特区才得以获批成立。习仲勋晚年的大多数时光，也在深圳度过。
陈开枝比习近平提前一天到达深圳。在五洲宾馆，他遇到了另外3位老人。他们是1992年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佛山市委书记欧广源。他们当时也在各自主政的地方，分段陪同邓小平“南巡”。
20年后，4位老人相聚深圳。他们将陪同习近平向邓小平塑像敬献花篮，时间定在12月8日上午。当天是周六，游客很多，4位老人先到山顶喝茶聊天。快10点时，习近平到达公园，在4位老人陪同下向邓小平塑像献过花篮，之后一起向邓小平塑像三鞠躬。
整个过程大约20分钟，随后习近平跟4位老人作了简短的交流。当年全程陪同邓小平的陈开枝，介绍了小平“南巡”时的一些情况。他回忆了邓小平当时对攻击改革开放的人说的一些话，习近平听完就笑了。
最后，习近平在邓小平塑像后面栽下了一棵高山榕树。20年前，邓小平在20公里外的留仙湖公园也栽了一棵高山榕树。
在更早的1984年，邓小平也曾去过一次深圳，视察了位于深圳河北侧、与香港隔河相望的渔民村。这个面积只有0.25平方公里的村庄，在全国第一个实现家家“万元户”。习近平此行也到访了渔民村，渔民村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兴炎全程陪同。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习近平对邓小平1984年到渔民村时的故事听得最认真。
在深圳，习近平给外界留下了亲民的印象。他在考察行程中没用警车开道，也没有实行交通管制。陈开枝12月8日在莲花山上等习近平的时候，跟山上游客聊天说：“没准你们今天能见到总书记。”果然，习近平到莲花山顶后，走向欢呼的人群，面带微笑，跟每个接近的人都握了手。
但习近平的轻松让却警卫人员感到紧张。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梁伟发当时是省公安厅长，负责警卫。据他回忆，当天公园不封园、不封路、不安检，习近平到莲花山公园时，他已颇为焦虑，当习近平与民众握手时，“我感到压力非常大，衬衣全都湿透了”。
在2013年广东省政协会议上，梁伟发还回忆过一个细节，习近平的车辆在市区通行时没有实行交通管制，有3次被后面的社会车辆超过，“有一次有车蹿上来，差两米就追尾了，总书记说‘让群众先过’。”
离开深圳后，习近平沿着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的路线，先后去了珠海、佛山、广州。
陈开枝最终从广州市政协主席任上退休，现任中国扶贫开发基金会副会长。他的理解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是为了肯定一条鲜血开创的改革之路，那么习近平此行，就是接过了邓小平的发令枪，再次发出动员令，在广东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和当年邓小平、习仲勋期望广东“杀出一条血路”类似，习近平离开广东前，对广东下一步改革开放，提出了很高的政治期待：广东要努力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排头兵、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探索科学发展的试验区，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回北京20天后，2012年最后一天，新一届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就是改革。习近平提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走上总书记岗位后，习近平高调宣示改革，也契合了当时整个社会对“改革再出发”的期待。中国经济在经历了2001年到2005年的“黄金年代”后，增速放缓。特别是2008年遭遇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投资、央行刺激经济的措施，经济在反弹的同时，也留下诸多隐患，诸如房地产泡沫、地方债隐忧、影子银行泛滥等。
在社会领域，“风险也有增无减。”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和地区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从信任风险看，如果给老百姓承诺的医疗、教育、社保、社会服务等承诺再不能兑现，老百姓很难继续信服党和政府。习近平也深刻指出，“人心向背决定执政党的生死存亡。”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社会要求再改革的呼声已经很大。2012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了《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评论，引起强烈反响。3月全国两会期间，改革成了热词。南方周末记者当时采访了十几位在任的省部级干部，都表示改革要进一步推进。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当时表示，“高层已明显意识到了压力”。
半年后，中共十八大报告全面回应了公众的关切。报告提出了“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始终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习近平正是那份报告的起草组组长。此后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一年多时间里，为启动全面改革的各项准备都在进行。
与香港隔河相望的深圳渔民村，在全国第一个实现家家“万元户”。习近平到访时，对邓小平1984年到渔民村时的故事听得最认真。（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铁达尼克号真要沉了，它就是沉了”
“现阶段推进改革，必须识得水性。”
卷着裤腿、打着伞，在雨中听取工作人员的介绍，这是习近平在武汉新港考察时的一幕。2013年7月21日到23日，习近平在湖北进行了三天考察，当时中共中央正在起草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习近平除了调研经济情况外，还调研了改革的有关情况。
对于中国的改革而言，此行意义重大。在湖北省领导干部座谈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了改革的五大关系，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习近平说“改革的几个关系，在湖北讲，实际也是对全国讲”。
五大关系包括，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谈到“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时，习近平说，“我们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他打了个比方，“铁达尼克号真要沉了，它就是沉了，小帆船可以在水里打转，绕几个弯又起来了。”
习近平提出，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分外艰巨，要一鼓作气、不可退缩。但接下来的改革，将不可避免触及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利益调整，遇到的阻力也会越来越大。“面对的暗礁、潜流、漩涡会越来越多，因此现阶段推进改革必须识得水性。”
他通俗地解释“识水性”：会游泳不识水性，在水里头也未必能够游得好，甚至出事。他说，在河里游泳下面有水草、低洼地、暗流漩涡，在海里游泳有涨潮退潮。
习近平举了自己上世纪80年代在厦门当副市长时的见闻作为例子。当时厦门还算是前线，对面就是金门。有些内地人偷渡，看到金门那么近，搞几个球胆吹起来就下水。天亮后上岸就被人按倒，偷渡者以为到了金门，其实是漂到了鼓浪屿。“他们下水的时候是平潮，等到过一会就涨潮，怎么也游不到金门啊，这就是不识水性。”
他还幽默地说起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一次他在鼓浪屿游泳，赶上退潮，一下去就被推到远海去了，最后拼命地往回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上了岸，“我说这下我们要漂到金门，这笑话就大了”。
说完这些话，习近平总结道，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都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要把顶层设计搞好、搞慎重，考虑系统化，同时还是要试点进行，有了实践的成果之后再推开。
“先试点再推广”的思路在本轮改革中被广泛运用。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挂牌成立；一年后，国务院于2014年12月21日发出通知，向全国推广上海自贸区29项试点经验。现在，天津、广东、福建三地自贸区又已开始建设。
“自贸区的集聚效应非常大。”广东自贸区横琴片区党委副书记叶真说，横琴新区2010年到2014年吸引了八千多家高端服务业进驻，但成为自贸区之后，今年一年就吸引了四千多家。
横琴在借鉴上海自贸区相关经验同时，针对毗邻港澳的特点，也在摸索自己的经验，正在制定港澳人员在横琴的“轻微经营违法行为豁免清单”制度。如内地要求餐饮企业必须悬挂食品卫生许可证，但港澳就没有此项规定，以后港澳人员在横琴的此类行为，可以免予处罚。目前横琴已经梳理出三十多项可免予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
广东自贸区的建设，在广东省各项改革中，被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胡春华称为“最大的改革”。他要求广东加大推进各项工作，在全国自贸区建设中走在前列。目前广东省自贸区三个片区（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已经探索出自己的60条经验。
横琴片区在优化司法环境方面的探索也受人关注——在全国率先推行立案登记制，建立法官终审责任制和员额制，设立知识产权巡回法庭。横琴的探索正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
司法体制改革，也遵循了“先试点”的原则。习近平就任总书记之后，打破了此前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政法工作的惯例，改由他本人亲自分管政法工作。
2014年，中央政法委确定了上海、广东、贵州、海南等7个省份作为第一批试点省份。2015年，第二批11个试点省市名单也已确定。这些省份又各自确定了一些试点县市，如广东就确定了深圳、佛山、汕头、茂名作为试点市，待条件成熟再择机推广。
今年6月5日，习近平主持深改组第十三次会议时，又一次提到了“试点”的重要性，他强调：“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试点能否迈开步子、趟出路子，直接关系改革成效。”
拍板“决定性作用”提法，成立“深改组”
“没有中央最高领导下决心，很多重大的改革是很难出来的。”
今天看来，在全面深改的准备中，湖北之行，是继习近平考察广东后的又一关键节点。
那次，他不仅在湖北省领导干部座谈会上首次提出改革的五大关系，在随后举行的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上，又公开提出了改革要研究的六大问题。当时座谈会的参加者包括，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时任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上海市市长杨雄等。
“这被认为是给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定调，也给接下来的改革定调。”参加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的经济学家张卓元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不过张卓元解释，有些媒体认为习近平考察湖北后才形成了“六大问题”，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2013年4月，三中全会起草小组成立，在玉泉山召开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时，组长习近平对整个文件的目标、要求、指导思想做了说明，当时就已提出改革要解决6个方面的问题。
6个问题中，排在第一的是“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最终三中全会在这个问题上实现了重大理论突破，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自1992年十四大以后，提法一直都是“基础性作用”。
张卓元回忆，当时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在讨论这个提法时，有人感到，一下子提出起“决定性作用”跨越太大，最后是习近平拍板采用了这一提法。“当然这也是起草组大多数人的共同意见。”张卓元说，“但没有中央，特别是最高领导下决心，很多重大的改革是很难出来的。”
起草文件期间，起草组全体会议都由组长习近平亲自主持，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也拿到全体会议上讨论，最后由习近平拍板。
“中央还明确提出，三中全会只写改革，纯属发展的举措不写。”张卓元说，2013年11月9日，三中全会正式召开，有中央委员在讨论文件草案时提出，为什么像西部大开发那么重要的发展没有写进全会的文件，原因也就在于那是发展问题。
目标已经明确，接下来就是落实的问题。
这时，又有人“旧话重提”，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就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但通过之后，落实情况并不到位，以致改革并不理想。于是，是否成立一个机构来统领改革，又成了起草组要考虑的问题。
在社会上，类似的呼声也很强烈。从2011年起，就不断有声音要求要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十八大后进一步发展到要求成立一个改革领导机构，甚至都想好了名称，叫“改革委”“体改委”的都有。
在讨论2013年新一届国务院机构改革时，这个问题也讨论过。2012年11月，十八大刚闭幕，中央就成立了机构改革的文件起草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是起草组专家之一。
“起草组慎重讨论过成立改革委的事情。”王满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大量参考了网络意见，从40万条意见中精选，发现排在前十位的意见，与起草组要做的事情几乎一致，其中就包括“成立改革委”。持此观点的不乏像吴敬琏、张维迎这样有影响力的学者。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曾成立过国家体改委。当时考虑有些人改革意识不强，便设立体改委来牵头改革。但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已经明确，各部门都积极参与，体改委的任务逐渐不够饱满，1998年被降格为体改办，2003年体改办也被撤销。
王满传回忆，十八大之后，确定的改革已经超出经济改革范畴，还涉及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这些其实是需要从党中央层面来考虑的。”
但当时起草组主要是讨论国务院机构改革，如果设一个国务院机构来管全面的改革，是否能管得起来，也有点拿不准。最终2013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没有成立体改委。
到了起草三中全会文件的时候，文件起草组又有人提出，要成立改革的领导机构。这一提议受到了中央的重视，最终决定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深改组”）。习近平后来向三中全会作说明时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往往力不从心，这就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机制。
张卓元说，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是在文件起草期间提出的。当时也有人认为，成立两个小组会导致权力过于集中。但他认为，“从效果看，还是有利于改革的推进的”。自2014年1月22日召开第一次会议，深改组成立后已召开过18次会议，共审议通过了92份文件，其中涉及司法改革的最多，共25 件。
敢想敢干
具体工作中，习近平“打破常规”的举动也不少见。
从拍板“决定性作用”提法到成立深改组、国安委，本轮改革的掌舵者习近平向公众展示了“敢想敢干”和“不墨守成规”的印象，这也体现在他上任后一系列亮相中。
过去，领导人的个人和家庭状况对普通民众而言都比较神秘。但十八大之后一个月不到，新华社就陆续发表了对7名新常委的“全揭秘”文章，从他们的成长、从政、子女、轶事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解读。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以有血有肉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在官媒中尚属首次。
介绍七名常委的文章、照片在新华社播发后，又由北京的《文明》杂志结集出版。这看似常规的举动，实际上也突破以前的惯例——过去并无正式出版物结集介绍中央领导人的个人信息，特别是还将习近平的头像印成书签夹在杂志中。由此也可看出对最高领导人形象传播的新思维。
过去在地方工作时，习近平对宣传常采取“推”的办法。2000年第七期《中华儿女》杂志曾刊发对习近平的专访，他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在专访中说，对他个人的采访，他拒绝了有100次以上，“有了成长进步，也都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个人没有什么好宣传的”。
不过，在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后，中国领导人一改过去因“集体领导”而使个人形象稍显严肃的状况，通过新媒体在内的新传播方式，展示、塑造最高领导人更个性化的新形象。
2013年，一组《领导人是怎么炼成的》卡通漫画在网络上迅速走红；2014年春节前，习近平去北京庆丰包子铺就餐；2015年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使用了干部也“蛮拼”的、为人民“点赞”这样的流行语等，都进一步塑造了他的“亲民”形象。观众第一次通过荧屏知道了最高领导人办公室的摆设，习近平身后的书架上摆放着他和妻女推着轮椅上的父亲的照片，也向公众显示了他重视家庭的一面。
三年来，习近平的演讲和文章至少已经出版了8本书籍，广为人知的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今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用典》，总结了他的习惯用语，他在公开讲话中经常引经据典，并列举自己阅读过的书单。
在具体工作中，习近平“打破常规”的举动也不少见。他在就任总书记一周后，于2012年11月23日，为二炮司令员魏凤和一人举行了晋升上将的授衔仪式。之后成立“深改组”和“国安委”等一些工作，同样也少有前例可循。
此外，就任总书记以来，习近平出访时先后在13个国外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打破了此前国家主席出访的习惯做法，开创了具有个人特色的外交方式。 2015年9月举行的阅兵式，他也突破了很多此前纪念抗战胜利的方式。而最近刚宣布的国防和军队改革工作方案，其改革力度更属空前。
在习近平敢作敢为的工作风格影响下，十八大之后的党内工作中，一些党内会议的规矩也在变化。
一些过去没有召开过的会议，如中央党群工作会议首次召开，而停开多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也再次召开。另一些会议则提高了规格，如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升格为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升格为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2014年，第一次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召开时，习近平亲自参加并讲话。他将当年政法系统有影响的“负面”事件几乎都点了一遍。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在他的讲话稿定稿前，某政法系统领导曾“央求”讲话稿起草者：“我们系统能否少点几个？”
“要注意弹钢琴”
“胆子大不是蛮干，蛮干一定会导致瞎折腾。”
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为未来的改革指出了目标和方向。在张卓元看来，“三中全会召开两年来，一些改革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金融方面，两年成立了5家民营银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启动，一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已经放开；价格改革上，原来80%的政府定价项目已经下放。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领域的重大突破。2013年3月，广东省深圳市率先启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随后在广东全省推广。这项改革的核心是，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改善了创业环境，调动了创业的积极性。
全国推广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之后，从2014年3月到现在，全国平均每天有1万家企业注册，这些主要是私营企业、中小企业，促进了就业。
此外，财税改革总体方案已经中央深改小组通过，继续推进营改增的改革逐步扩展到第三产业的主要行业，这对服务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按照财政部的数字，这方面仅2014年就一年减税3700多亿。
从已推进的改革看，经济体制改革是先导，混合所有制、国企、财税体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金融外汇体制改革，都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重点展开。
这正是习近平所强调的”重点推进”。他在湖北提出的改革五大关系中，有一对关系就是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
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既不搞单打一，又要注意弹钢琴，弹钢琴要注意抓重点，又要唱响主旋律。”最终三中全会的“决定”也体现了这一改革策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司法体制、反腐体制等改革也相继展开。
此外，习近平还认为，只要是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有利的事，就要大胆试、大胆闯，“当然胆子大不是蛮干，蛮干一定会导致瞎折腾。”
他接着提出了“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这对关系，举了农业生产的例子：“很多事情都是春华秋实，有个物质积累的周期，种庄稼该多少天就多少天，该 120天就120天，该180天就180天，而且这种物质积累往往少了成分就不一样。为什么说北方的粳米好吃？就是时间长啊，土鸡好吃，也是物质积累没有偷工减料。”
“国外300年的工业化，我们现在30年就基本实现了。然后既要基本实现，又不承担节约时间可能带来的副产品和付出的代价，是不可能的事情。”
习近平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要快也不能太急，要在合理的范围内掌握它。他特地提到城镇化问题也要假以时日。“（把）那几亿人都赶到城里去，用什么方法赶进去？是自己进去，还是我们人为赶进去？有的赶不进去还跑回来的，会带来什么问题，要想够。不是我们简单地画张图就实现了。”
“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
“凡是试点的，都必须有法律规定或者法律授权。”
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法律为改革开绿灯的时代宣告终结。
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后，新一届国务院并没有立即按下启动键——直到2013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上海自贸区暂时调整有关行政审批”之后。而随后确立的天津、广东、福建三地自贸区，也都先经过全国人大授权。
这和以往的做法不同。在改革开放之初，一个试点往往是以“突破法律”开始，再以立法的形式对经验加以总结确认，随后上升为法律。这个过程被人们称为“先破后立”。
2014年2月28日的深改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此后，“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表述见诸习近平的数次讲话中。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阚珂就此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强调法治，强调先立后破，是这个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我再说得明白一点，凡是试点的，都必须有法律规定或者法律授权，没有法律规定和法律授权，不得试点。”他说。
南方周末记者获悉，2014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后，“依法治国”被确定为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主题，最终形成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
今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改立法法的决定，“税收法定”原则被正式确立。这从理论上意味着税收立法权重归全国人大 ——以后政府收什么税、向谁收、收多少，都需要由全国人大立法来决定。而在这之前，中国的18个税种中只有3个是通过人大来立法的。
更为切近的是“二孩”政策的实施步骤。以往，计划生育政策的公认起点是1980年由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则到了2001年12月29日才被正式通过。
但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放开“二孩”后，中国最高领导机构对计划生育政策发出的新指令并没有马上生效，而是等待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相关法规的修订。在更早些时候，2013年的“单独二孩”政策，也是等次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法后才正式生效。
今年11月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相遇，葛请求政府尽快落实“全面二孩”政策，李克强答复道，“会以积极态度加快推进”，进而他话锋一转，“但请你理解，我不能在这里‘以言代法’”。
党不能弱了散了垮了
“问题找出来了，你得医治解决啊。”
在习近平的全面深化改革蓝图中，“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也是一个重要内容，这一点被写进了三中全会的“决定”。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也成了改革要解决的六大问题之一。
“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2014年10月8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召开，习近平要求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
上任后，习近平在从严治党上频频出手，中央领导层的强力反腐给国内外留下深刻印象。2012年12月6日，十八大后省部级“首虎”李春城落马，此时距习近平就任总书记不足一个月。
党内腐败早已引起高层警觉，习近平在就任总书记的第三天，在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就指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
中共十八大召开时，习近平任起草组长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这样的表述显然有现实针对性。
三年来，除了反腐，中央领导层还先后推出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顿四风等举措。在习近平看来，这些都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也要触动利益关系，也要主动纠错，这都是改革。”
2013年7月，习近平考察湖北时，适逢群众路线教育刚启动。他提出要“自我画像、挑毛病”，并要求开门整风，让群众提意见。“问题找出来了，你得医治解决啊。”
习近平要求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和本单位实际结合起来，因为毛病也不是上下一律的。他提到，中央八项规定提出不要铺红地毯，“有很多乡镇也写一条不铺红地毯。它从来就没铺过，你现在还给它找出个事来，还想起要铺红地毯了！”
“你各地有各地的表现，你什么问题突出你就解决什么问题。”习近平说，脱离那个单位的实际，上下一个样，可能就是形式主义了。
十八大后，党员的“出口”被打开。自十八大报告提出党员队伍要“自我净化”后，2013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要求强化党员管理，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两年多来，国内已有多地清退了一批不合格党员。
打开“出口”的同时，党员的“入口”管理也在加强。2015年6月29日，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公布，通过党内法规的形式确定了“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
实际上，“控制总量”的做法几年前已在进行。2015年6月29日，中组部对外发布201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全国共发展党员205.7万名，较上年减少35.1万名，降幅为14.6%。对比2013年的党内统计公报可以看出，发展党员的增幅已连续两年低于2%。
作为强化党的领导作用的一个抓手，十八大后，党组的作用被强化。2015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天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
2015年6月16日，《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发布，这是党组制度运行70周年后首度立规。根据这一条例，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领导机关中，有党员领导成员三人以上的，经批准可以设立党组，在本单位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习近平在强调党的领导的同时，也很重视党的红色传统的继承和延续。例如他认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绝不是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2013年1月5日，新晋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贯彻学习十八大精神研讨会在中央党校开班。习近平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201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等7常委参加，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武汉东湖的毛泽东故居，是毛泽东在建国后除中南海外，居住得最多的地方，习近平此前参观过一次。2013年7月21日，他在武汉考察结束时，已经是晚上18时45分，但仍然在夜幕中再次前往。2014年10月31日，在福建古田，习近平向毛泽东雕像敬献了花篮。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考察红色老区西柏坡时，也参观了毛泽东故居、七届二中全会旧址等。他在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断学习领会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思想，“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使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改革稍一放松就可能会打折扣”
改革之难，还在于既得利益者不愿放手。
三年来，从行政体制到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改革在一步步推进。不过，作为总体改革方案的起草组成员之一，经济学家张卓元意识到，虽然改革已经启程，但在有些领域，改革仍推进艰难。
例如，国企改革的思路刚提出时，学界有不少叫好声，但很快就有人发现，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政府，积极性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2013年底到2014年初，各省都出台了本省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在国有资本上缴公共财政比例这一点，多地都打了折扣。之前中央提出，到2020年，上缴比例提高到30%。但各地方案中，仅有北京、广东、湖南、安徽、宁夏表示提到30%，大多数省份都用了“逐步提高”这样模糊的表达，其中就包括一些东部地区发达省份。而在有些省份的国企改革方案中，甚至没有提及“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比例”这个话题。
与国企改革“让利”不积极相比，各地在争试点、要政策、争享“溢出”效益方面却一个比一个积极。例如中央提出自贸区试点后，就有17个省份一哄而上争取试点。在金融改革版图中，至少有10个省份提出了要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其中既有东部发达省份，也有中西部的欠发达省份。
一位三中全会文件起草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思路中，“管资本”的提法受到理论界和文件起草者的一致赞成，但有的部委却另有看法——担心会有国有资产流失，“实际是习惯了过去管人、财、物的那套办法。”
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对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要逐步放开，这一改革的实际进展也很缓慢。去年中石化宣称拿出油品等销售板块搞混合所有制改革，被认为是个突破。但张卓元注意到，这实际也是个初步的改革，因为还是由中石化控股。
国企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另一难点是，如何与加强党的领导衔接。文件中比较容易规定党组织和董事会的各自职责，但在实际工作中，如何保证党组织不超越公司法的规定干涉董事会，并不好把握。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了“不设时间表”，似乎是对三中全会提出的“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的一个修正。
改革之难，还在于既得利益者的不愿放手。加快房地产税的立法已经明确，但至今没有进展。张卓元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开会时，就听到中心领导说，他们到地方调研，有的地方干部有两三套以上房子，因此主张房产税从第四套起征。而不动产统一登记也比预料慢了不少。
除了个人，部门利益也阻碍了改革的进展。新一届国务院组成后，提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要“三险合一”，并明确要求在2013年6月底之前完成整合。
但时至今日，除少数地方如山东明确了由人社部门负责“三险”，大多地方，自上而下仍是人社部门和卫计部门“二龙治水”。曾有国家卫计委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原因是人社部门和卫计委谁也不想放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虽然说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但是经济改革目标的实现，主要障碍都不在经济领域，而在于政府、在于执政党，在政治体制，这是当下改革的关键问题。
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反腐领导体制改革，目前已初见成效，包括加强巡视、派驻纪检组、强调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等，但“制度反腐”尚未完全建立。有观察者认为，目前的反腐对官员的日常行为已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但缺少对官员的激励机制，反腐与官员不作为成了需要解决的一对矛盾。
张卓元认为，到2020年，要完成三中全会提出的336项改革举措和任务，将是困难重重的历程，需要从上到下坚持不懈，稍一放松，改革就可能会打折扣。
得改革开放先机的广东，今天也最早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区域发展不均衡等短板亟须补上。今年11月25到26日，广东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在广州召开，研究制订十三五规划。面对习近平对广东“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期待，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要求，广东要在“十三五”期间“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作为这场全面改革的操刀者，习近平三年来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但要把这些改革的硬骨头啃完，仍需要假以时日。
作为最新的改革进展，最硬之一的一块骨头——国防和军队体制改革，最近已箭在弦上。11月24到26日，北京京西宾馆，习近平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为这一改革一锤定音。解放军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和大陆军体制将彻底改变，代之以“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体制，境内外媒体称之为对军队领导体制的“革命性重塑”。
在习近平改革进行到三周年之际，这一改革将触及当前体制的核心部分，改革推动力度之大、触及军队系统的利益之深，可谓前所未有。同样不言自明的是，这场改革未来的推进，也未必一帆风顺。
回到三年前，习近平在温暖的南国深圳开启的五天广东之行，今天看来，我们会发现其中的不同寻常之处——这是习近平十八大后首次到地方考察，也是他就任总书记以来在国内35次考察调研中时间最长的一次。在这场意义特殊、意味深长的考察之旅中，习近平回顾父辈的改革之路，思考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艰难与决择。改革开放的接力棒传到他率领的这一代领导人手中。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必须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