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如果给邓亚萍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她会不会放弃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的头衔？
事情发生在12月2日，中国政法大学举行邓亚萍受聘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仪式，该校党委书记石亚军向邓亚萍颁发兼职教授聘书。但恐怕双方都没有想到，这条他们自己读起来会认为各自都有荣誉感的新闻，却让海内外舆论炸了锅。
最先“揭竿而起”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徐恒，他在自媒体上发表一封公开信，要求学校公开聘任邓亚萍为兼职教授的决策程序和兼职教授聘任的制度办法，并直言“学校不能罔顾学科建设发展规律，通过拓宽交际资源的办法盲目引入名人来校任职，一方面给本身紧俏的教学资源造成压力，另一方面败坏学校的学术风气，不利于学科建设和学校发展”。公开信的内容逻辑严密，诉求清晰，颇有点“律政先锋”的潜质。
与徐恒批驳校方不同，教授们则直接把矛头对准了邓亚萍。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是其中最尖锐的一个，他在第一时间通过个人认证微博表达愤怒，“因学校当局未经正常程序而聘任邓女士为兼职教授，为洁身自好、拒绝污染计，本人决定逃离这所‘中国法学教育最高学府’。” 另一位认证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的网友方流芳则紧随其后附议，“大学本来应当把体训项目外包给教练，而不是把教练变成教授。体育教练在高校成为专职教授是一个中国特色。”
邓亚萍因为获聘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受到舆论非议
当然，也有人认为邓亚萍有资格获聘，媒体人“石扉客” 在其微博中力挺：“邓亚萍在体育领域取得过杰出成就，同时拥有剑桥博士的学位，就凭这两点，获聘大学教授相当有资格。”也有网友发表评论，认为邓亚萍当中国政法大学的兼职教授，虽然看上去有外行领导内行之嫌，但邓亚萍的学识和学历并不差，拥有国内外多所高校，而且是名校的学位。
但这样的声音毕竟是少数派，大部分网友都选择“棒喝”，言辞的激烈程度一如当年邓亚萍拿奥运冠军时人们对她的喜爱。其实这已经是邓亚萍第二次面对“讨伐”声浪了，上一次是2014年末的“败光20亿”传言：邓亚萍2010年放弃了自己在共青团系统的职业生涯，选择了下海经商并且担任了人民网旗下搜索行业国家队“即刻搜索”总经理的职位。然而，3年过去了，即刻搜索在国内搜索引擎市场中的占用率仅有千分之一，基本无人问津，更不用说打败百度一统江湖了。有传言称，邓亚萍3年内败光了20亿元投资，还浪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钱，实乃罪人。
当时也有人为邓亚萍叫屈，认为央企特有的低效、繁冗和盲目以及官僚主义是互联网大环境下的硬伤，“即刻搜索”命该如此，不能全怪邓亚萍。曾为邓亚萍推荐副总人选的李开复，也指出了她失败的深层原因：“一个搜索引擎公司的老总，为何由党来任命？如果当年美国民主党任命菲尔普斯为谷歌CEO，谷歌能打败雅虎，成为搜索老大吗？”结果被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噤声三天。
“败军之将难辞其咎”，邓亚萍作为企业的掌舵人，承受舆论问责是“分内之事”，这一点不难想通。但这一次当兼职教授却遭遇如此非难，不知道4块奥运金牌得主还能否保持心态平和。眼见事情越闹越大，中国政法大学12月6日发布声明，称邓亚萍出任的是“体育教学部”兼职教授，符合相关规定且通过了学校人事处的审核程序，主要工作是“支持学校高水平乒乓球运动队的建设发展”，“进一步提升学校乒乓球高水平运动队成绩”。
看上去解释的挺清楚，但舆论的反弹依旧强烈。有趣的是，大陆的主流官媒没有谁出来站队，倒是《新京报》一篇带有解释性的文章《邓亚萍做兼职教授为何引发关注》得到了包括新华网在内的众多媒体转载，文中认为引发争议的原因是信息发布时“没说清楚到底要请人家干啥，教啥课、做啥事”，“导致事实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至于“在传播过程中‘荒腔走板’”。
这与其说是解释，不如说是在大陆的媒体环境下“顾左右而言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邓亚萍还担任着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的职务，“同行相煎”会坏了江湖规矩。事实上，即使中国政法大学一开始就说清楚请邓亚萍来 “教啥课、做啥事”，恐怕依然会引来骂声一片。邓亚萍是奥运冠军，是“史上最成功的乒乓球女运动员”，她退役后从清华到英国诺丁汉、剑桥的学历“三连击” 曾是无数人的励志经典，从国际奥委会到北京团市委副书记的职业道路更被誉为“人生赢家”。但最近这十几年来，在邓亚萍和其他众多市场化程度不高的“体育小项”的奥运冠军们身上，越来越被放大的标签是：“举国体制”。这个时期正是中国举国体制盛极而衰的历史转折期，也是公众对于举国体制看法逐渐反转的时期。
“邓亚萍们”曾经是举国体制的宠儿，或者说是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虽然大家都双手赞成体育冠军与本人的天赋与努力分不开，但在这样一个对举国体制充满反思与怀疑的环境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这个体制让优胜者占用了额外的资源，关注体制背后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尤其关注运动员登顶之后，“官商学”条条大路都为他敞开。
所以，当邓亚萍利用举国体制的余热步入仕途、跨行搞 IT、业余当教授时，舆论对曾经的“民族英雄”显得“忘恩负义”、“斤斤计较”：人们不再相信奥运冠军可以无条件得到各项好处，可以把事情办砸而不得到追究——邓亚萍刚刚把搜索引擎“国家队”之一给办砸了，这其中有国企“先天不足”的因素，但她个人转型失败同样是关键因素。用媒体人颜强的话说，“在即刻搜索这片错误阵地上，邓亚萍面对了一场错误的挑战——她的知识积累、职权内能控制的管理模式及人力资源，无法应对这片红海”。有了“即刻搜索”的“案底”，现在又奔着公立大学的“兼职教授”二次转型，结果舆论奉上臭鸡蛋、烂番茄，实属“No Zuo No Die”。
当然，舆论的枪口并非纯粹对准了邓亚萍，公众既有对 “名人”挤占社会资源的反感，也有对“名校”过于贴近功利的警惕。高校不是不能聘名人当教授，但前提是这种聘任有助于学校的学术发展，不能牺牲大学“独立之精神”。港媒评论说的好，“不能契合学科专业地跨领域聘任名人做教授，更像是拿自己的职称名誉做交易，说到底无非是为了‘名人效应’”，“尤其在当前教授评审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在学术缺乏宁静致远而喧闹浮躁的环境中，高校这种攀附名人的举动似乎并不讨巧，反倒显得是在自降学术品性，有些过于流俗了”。
更要命的是，公众眼中的高校已然是个烂摊子。十八大以来，仅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高校腐败案件，就有50多起，基建、学术、招生三大领域的腐败现象已经是近乎公开的秘密，而最近中国传媒大学领导班子中8人因违反八项规定被“一锅端”、中央音乐院长因违反八项规定被撤职等案件尤为引人注目。在这样一种感性的认知下，中国政法大学聘请邓亚萍在公众眼中已经“流俗”到与腐败行为无异。
上一次面对“3年败光20亿”的传言，邓亚萍说“公道自在人心”。这一次面对舆论气势汹汹的“讨伐”，不知道她还能不能把同样的话说的不急不躁。曾有美国媒体在报道中说邓亚萍“进步的欲望让在她身边工作过的不少人感觉不适”。其实，向上攀升的道路，不管是仕途、商途、学途，既不卑微也不低俗，只是她的强势和进取，以及她四十岁前就提升到副局级干部的速度，再加上一个“即刻搜索”的失败案例，已经让公众产生质疑。过于强烈的“存在感”是娱乐明星生存的根本，但对于同样是公众人物的邓亚萍，已经构成“反作用力”。所以，何不归去，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或者先向人们证明，哪些领域能干得好、做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