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12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考察，并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国内外专家座谈会。据了解，这是我国首次在最高层级邀请外国专家参与五年规划编制建议。
一共有六名专家参会，包括三名外国专家和三名国内专家。他们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平奖双料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郝福满（Bert Hofman）；麦肯锡上海办公室资深董事华强森（Jonathan Woetzel）；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澜。
李克强指出，邀请国内外专家一起对五年规划编制出谋划策，就是要使规划既立足国情、符合实际，又借鉴国际经验，经过努力实现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那么，这三位外国专家提了哪些建议、又有什么来头？
座谈会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人民福祉、知识产权
李克强在座谈会上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将会被写进十三五规划中。他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依靠人力资本的增长，而非自然资源。
今年3月5日，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他指出，要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在发展中升级，在升级中发展。
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在内的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其来源包括效率改善、技术进步、规模效应。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衡量纯技术进步在生产中的作用。
斯蒂格利茨说，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目标，而是实现目标的手段。真正的目标应该是中国人民福祉的提升。他认为，中国需要提供更多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产品，要对公共交通系统和城市投资。
斯蒂格利茨还说，要认真定义知识产权，避免“盲目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导致阻碍创新。
华强森则表示，“我们相信中国的生产率还会进一步提高，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应当将更加强调增长的质量。”
斯蒂格利茨，仗义执言的经济学家
现年72岁的斯蒂格利茨是中国的老朋友。据他的学生、国资委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周建军介绍，自1980年代首次访华以来，中国的大江南北，都留下了他的脚印。除了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改革开放或许是他最为关切的话题。
斯蒂格利茨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在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场中，个人追求各自的利益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斯蒂格利茨则指出，现实世界并不是那么回事。相反，他认为：因为市场参与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市场的功能是不完善的，常常对人们的利益造成损害。所以政府和其他机构必须巧妙地对市场进行干预，以使市场正常运作。
跟很多经济学家批评中国政府“管太多”的观点不同，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政府太大，而是太小。他指出，“尽管政府显然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但也有一些应该做的事却没做。”
比如，环境污染的日益恶化威胁到生活水平，而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已可以与美国相提并论，腐败也在公私机构和部门中横行。所有这些都破坏了社会内部的信任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这在比如食品安全问题上更是明显。
斯蒂格利茨始终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严厉批评者。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他站在东亚国家一边，反对IMF开出的错误药方。他拒绝了IMF副行长的职位，回到校园潜心学术。
在《自由市场的坠落》一书中，斯蒂格利茨对美国次贷危机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条分缕析，对如何克服危机的后果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央行前顾问余永定教授评价称，“自由市场的堕落”是对中国盛行一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当头棒喝。“柏林墙”倒塌之后，市场原教旨主义一路凯歌高奏。斯蒂格利茨告诫我们，“罗纳德·里根总统和美国的撒切尔首相开创了‘自由市场’的革命，但是很明显，人们总是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市场造成的结果并非总是有效的，我们总是看到资源无法充分利用的情况。”他批评格林斯潘、伯南克，声称不仅知道泡沫破灭前他们都无法预知泡沫存在，而且即使知道泡沫的存在，他们也无能为力。而相比之下，斯蒂格利茨早在次贷风暴爆发的前几年就提出了预警。
金融危机后，斯蒂格利茨对中国的建议是，“我们希望中国不会重蹈美国的覆辙，出现如此灾难性的后果。中国领导人的挑战，是配合其发展阶段的需求，制定有效的监管机制。”
郝福满，世界银行的中国通
来自荷兰的郝福满（Bert Hofman）给自己取了一个很喜庆的中国名。他拥有荷兰鹿特丹大学和德国基尔大学的经济学学位，现任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常驻北京。他多年来致力于新兴市场的经济分析与政策咨询工作，在世界银行工作超过22年，其中16年在东亚地区，经验丰富。
早在2005年，郝福满就认为中国应当进行结构性改革，比如金融部门的改革，并且应当加快发展服务业。他去年曾表示，对于中国经济增速来说，“7″是他最喜欢的数字。
今年7月初，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中国政府必须解决“遭到扭曲的激励机制与糟糕的治理”，以实现经济再平衡的目标，摆脱对债务驱动型投资的长期依赖。不过两周之后，世行从报告中删除了这一章节。对此郝福满表示，这一章未经世行常规内部审核，并否认北京方面向他施加了压力要他撤销这一章。
郝福满还认为中国应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在7日的座谈会上，他对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并不完全赞同，他说，“中国发展到今天，保护知识产权变得愈发重要，必须集中力量大力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华强森，关于中国的书他写了三本
华强森（Jonathan Woetzel）是麦肯锡上海办公室资深董事，在麦肯锡工作了超过27年，15年前来到中国。他的著作包括《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1989）、《资本主义中国：革命化经济》(2003)和《中国运营：从战略到执行》（2007）。
华强森的书更像是外商的投资指南。通过对钢铁、水泥、医保、地产等行业的分析，他指出了着几大支柱产业的重要趋势和潜在机遇。此外，他对中国的城镇化有着很深的研究。他预测，到2025年世界上会出现440个新兴城市，其中242个在中国。他指出，空气污染、城市中的流离失所、不断攀升的犯罪率和经济的波动都是在计划之外的城镇化结果。因此，中国城镇化的挑战在于如何一边继续利用好城镇化所提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机遇，一边减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效应。
在本次座谈会上，华强森认为，经济的转型伴随的是工作的消失，传统的工作将被淘汰，新的岗位不断涌现……因此中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应当着重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劳动者，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培训。
